艺术展览--中国美术家网(让艺术体现价值)

        杨飞云:油画在中国,似乎刚刚开始

        作者:李喆2019-07-25 09:38:26 来源:北京青年报

            (1/4)杨飞云

            (2/4)1994年画展留影

            (3/4)《红衣女子》

            (4/4)《新装新人》

            中国美术家网--让艺术体现价值

          在中国油画院“写生见性——杨飞云油画艺术研究展”的展厅见到艺术家杨飞云时,他正陪同前来观展的杨振宁先生看画。

          二人笑眯眯地慢慢走慢慢看,杨振宁先生不时提问,杨飞云真诚作答。看展的人特别多,黑压压地聚集在两位先生身边,却都静静地移动,没有嘈杂。

          杨飞云自幼喜爱绘画,历经最艰辛的岁月都不曾放弃。在中央美院师从靳尚谊等先生学习的日子里,他一头扎进“现实主义”,不断吸收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及中国几代大师的营养。素以典雅女性肖像画著称的他,这次却呈现了崭新的“杨飞云”——除了厚重精深的原典临摹,更耀眼的是一系列私藏风景写生。那些风景画,站定,细细看,能感受到人世间的现实与温暖。

          6月的一个上午,骄阳下的油画院自有一种清朗。在工作室和杨飞云先生交谈了两个小时,他将有关艺术的表达、对当下的思索、对后辈的希冀,不急不缓和盘托出,发散出一种沉静慈悲的感染力。

          “古人说心中有丘壑,下笔如神赋。巴尔蒂斯说,脱离自然的画家,会渴死在泉水旁。这些都说得非常优雅,非常到位。”杨飞云如是说。

          北青报:近十几年来,您为国内外画家做过上百场展览,却一直没有开个展。这次个展是怎样的机缘?

          杨飞云:2003年我在中国美术馆的圆厅做过个展,之后应上海美术馆、四川省美术馆、江苏省美术馆等之邀做巡展,还去了香港大学冯平山美术馆做个展,之后就没做过了。

          个展对于任何量级的艺术家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看起来是要展示自己的成果,但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你的特点和优势固然可以最大化展示,你的不足和毛病也都全部暴露。我不做个展当然也有其他原因,有点小名气,大家都很熟悉,我总觉得没必要再去搞一个个展。

          间隔16年的这次个展,发端是中国油画院要推出一个个案研究系列。学术研究展是对一个人全方位的考验——这么多年你在学术上做什么、你的思考是什么、你的成绩在哪里。同行来看得多,有什么问题大家探讨,真正寻找自己的不足。对于我们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来说,从思考到实践上,也是想找一个点推动大家的研究。

          结果大家都要往后推,总觉得要好好准备准备。这么好的季节,这么好的场馆,这么好的时代,逼得我没办法,我只能先上了。

          北青报:怎么会想到“写生”这样一个主题?

          杨飞云:本来一开始想的就是只展一个主题——风景。但是大家觉得必须展示全面一点,最后差不多40多年的东西都拿出来了,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以及2000年以后的。有意识地每个时期都呈现,纵向上尽可能地总结40年来的变化成长。

          写生是个很普遍的事情。刚学画的人写生,梵高、伦勃朗、弗洛伊德等大家,最后的创作也都是写生。艺术家只有通过写生这个方式,去不断接近自然、观察自然,然后转换到画布上,表达人的思想。比如画山水是重视留在心里的那个意境。中国画讲究行万里路,目视心记。芥子园画谱、齐白石画虾工虫,哪个是不写生能编出来?

          写生就好比“养兵千日”之后的“用兵一时”,拉士兵上战场的感觉。如果能力水平不行、认识不足、观察不对、方法不对,写生就根本画不出什么。写生相当于你的水龙头是打开的,对接上了源头的活水。大自然和人的心灵,是艺术的源泉。心灵对大自然和生活有了热爱、有了观察、有了体验,之后才去创作。

          我现在60多岁了还每天写生。写生不是我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必须做的。

          你看梵高的画就知道,他只有画画的时候是最幸福的。梵高的生活大家都知道:苦闷、孤独,渴望被理解。可是你看他的画,感觉他特别满足,似乎他的生命中并不缺乏什么。为什么?就是写生给他的。写生能让一个人保持活力,保持敏锐度,不会使你的创作欲望枯竭。

          北青报:能够看出您对绘画的热爱。走近绘画的经历曲折吗?

          杨飞云:我是内蒙古农村的。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初中三年就没上学,1966年到1971年下乡。17岁进工厂。那个时候我画毛主席像,学校、公社弄很大的墙壁,十米长三米高,在大牌子上画宣传画。当了七年工人后,带工资考进中央美院,跟靳尚谊、詹建俊等先生学习。当时油画系招10个人,最后扩招到 12个,有30多位老师教。他们都40多岁,正当最好的时候。之前也都十几年没画画了,将“文革”时自己的所有积累在教学时都用上了。我年龄偏大,能上学算幸运,又能赶上最优秀的一批老师,后来给他们做助教,也跟着参与油画学会、美院教学的一些事情。教书二十七八年后,又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本来想当一个纯粹研究性的画家,结果又给压力,让我做油画院院长。

          这40年我体会特别深,中国油画积百年来最优秀的五代艺术家之力努力发展,我正好赶上中国油画最蓬勃发展的时期。

          北青报:从工人到美院学生,过渡得顺利吗?

          杨飞云:其实我压力蛮大的,班上最小的同学季云飞才15岁。我年龄大,又是业余的,过去画得多,但方法上没有经过系统训练,有很多不正确的习惯,如果不扳过来的话,慢慢结了壳就很麻烦。画画那些毛病,我直到进美院两年后才算扳过来,这其中吃了很多苦。

          现在想一想,整个贯穿其间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和价值观,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我祖上是山西忻州的,六辈前走西口到内蒙古,是非常正宗的儒学大家族,四世同堂。父亲是个教书的,很传统。画画之于我,不在于出名、成功、赚大钱。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学画,基本上不是那样的目的。“文革”结束,开放以后,已经形成对绘画彻骨的热爱,真正在绘画里能够找到乐趣。

          再加上中央美院培养的艺术家,讲品位,讲精神,讲情怀,讲审美,讲修养。油画界的风气很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由一批继承了徐悲鸿、吴作人等前辈精神的先生们带头,中央美院聚集了一批直到现在还很活跃的艺术家。

          北青报:也是这样的传承,促成您发起油画界著名的“写实画会”?

          杨飞云:2004年开始,有特别前卫的一种新东西出来,国内有人说写实落后了、边缘了。开始就是王沂东、艾轩和我三个人,我们说,每年自己凑点钱,搞一搞展,把自己的作品拿给社会看,需不需要、喜不喜欢由社会说了算。

          其实是个很朴实也很现实的想法。没想到一展出来,社会反响和社会需求都有。接下来,全国各地的画家,陈逸飞、何多苓等等也参加进来。最早第一届靳尚谊先生也参加了。

          事实证明,写实油画艺术在中国有深厚的社会土壤。参与其间的画家,每年精心地、玩儿命地画,一步步确立自己的特点和学术水平。让我很感动的还有藏家和市场。他们认为这是中国人自己画的、在中国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艺术,给予中国写实绘画很大的社会性关注。直到现在,国家重大历史题材还是以写实为主,“写实画会”活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北青报:您怎样看待当下的艺术创作环境?

          杨飞云:中国油画艺术家的队伍之大、人数之多,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这么多人在学习油画、从事油画、关注油画。即便是在欧洲油画最鼎盛的19世纪法国,当时荷兰的、西班牙的、英国的……全世界好画家都集中到巴黎那个不大的城市时,也没有出现过中国这么大的人群。

          中国现在整个美术平台非常好,有百年的研究、五代人的积累,从最古典到最现代、最抽象到最写实,谱系不可能再宽,人群也不可能再大。

          我在绘画教学和油画院的工作中意识到,全球搞绘画的人对中国非常看重和关注。为什么呢?因为西方绘画、俄罗斯绘画的辉煌已经开始冷下来,同时,西方受到美国最现代的影响,都“走出绘画”去了。在我们接触到的西班牙、意大利、法国、俄罗斯等地区的艺术家或学者,在这方面有很敏锐的反思。

          中国当下的绘画必须强调提高水平这条路,而不是追求拓宽。现在已经没有绘画边界上的约束,很多人都是自主性地实验各种材料,或者是把人类历史上的各种风格拿来,进行自己的改造。但是还需要提高,要有深度。

          中国文化在过去的100年是很优秀的,尤其是绘画艺术。从文化艺术角度讲,绘画在中国近100年里建立起来的体系、人群、体量和水平,是其它国家无法比拟的。在这种大的背景下,我们有很多优势,绘画在中国人的手里面,尽管有了相当的基础和很大的体量,但仍是刚刚开始,并不是已经完成什么了。

          北青报:作为知名的油画艺术家,您认为应该如何平衡商业与艺术的价值?画值钱了您怎么下笔?

          杨飞云: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卖得太好了以后,如果他能不变形;一个艺术家太不顺利,如果他能不变形,我觉得这两点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有很多画家很顺,像中国的张大千和齐白石的后期、国外的毕加索、马蒂斯。也有一批画家非常不顺,像中国的黄宾虹,国外的梵高、塞尚……但我一直非常清醒的是,美术史是公正的,不顺的画家能做到世界一流,而顺的画家也还是世界一流,这才是根本。看一下周围,稍微卖掉些画就会变形、稍微吃点苦就刹手不画的,都成问题。

          画最怕两点。一个是应景之作——你要什么我给你画什么、你喜欢什么我给你画什么。第二种就是看钱画画。画是个精神劳动、精神产品,一个时代能留下来几个画家?上一个100年有多少画画的?宽容点从里面只能数出20个画家。所以有句话是“没有艺术这回事,只有艺术家”。艺术家是什么人呢?绘画激发了梵高,是艺术改造了他。黄宾虹说中华大地无山不美,无水不秀,这是一种情怀,是一种境界。所以说艺术家是在做精神的,如果他自己的精神都战胜不了钱、权,这个艺术家能走多远?那还不如直接去赚钱。因为你有艺术价值,所以才有价钱上的价值。你只要持续观察20年,一流的艺术家就在一流的价格上。那你到底是要当一流的艺术家,还是要当一流的商人?

          艺术是要在精神上到达一个境界,画故事、画人物、画风景,终归还是画境界、画格调、画品格,这是艺术的本质。就好像谁都能画一个《最后的晚餐》,但只有达·芬奇画到最高界。他不是故事说得好,而是他画出了那样一种精神上、审美上、情怀上、格调上的一个高的境界。对我们来说,判断一个画家能不能够走下去,就需要看他有没有那样一个境界。只有这样,他才能画出那样的技巧,而那样的技巧才能表达他那样的境界。我教学这么多年,发现我们其实一点都不缺才华,关键还是方向和境界的问题。艺术千条路万条路,其实只有一条路,不管你走多远、你拓展多宽,但如果境界只在二流、三流,那就永远到达不了一流。

          北青报:您早期是以画女性肖像画著称,您的画特别能抓住女性不为人所察觉的那种感性和美丽,特别是画的第一张芃芃,打动了很多人。

          杨飞云:他们旁人也说老杨命好(笑)。其实我没有太多的那种选择啊什么的。芃芃跟我学画、给我做模特儿。她本来是学中医的,因为生了孩子以后,除了老跟我出国看画,就是在美院听课,她慢慢改变了,觉得做别的太没意思了。

          在这一点上她比我还要好。也许因为她学理科,思路很清晰,也没有那么多欲望,很纯净,自己画画、看书就很满足。另外可能她的天性和家庭教育很搭——她妈妈从小一直带着她们看书,满足她学画的需求。据说她家还是镶黄旗,这些她都不会拿出来宣扬。我二十几岁就认识她了,然后就这样一步一步走下来。

          第一张画的芃芃,当时她才12岁,我在文化宫管美术,她放学来这边学画。那时我还不会画油画,弄了个硬纸板,滚点油漆,然后就画了。

          北青报:在油画院也有很多年轻艺术家,您怎样看年轻人的迭代,对他们有哪些寄语?

          杨飞云:我上学那个时候,所有的画家都聚集在大学里面教学生。教学会有瘾的,离开学生就感觉枯竭,失去活力。学生和老师的关系不是世俗关系,是学习关系。学习关系可以维持一生,能让人保持一种非常长的艺术生命。

          现在的年轻艺术家是特别幸福的,但是他们往往意识不到,于是有些时候信念没有那么强,有时候对画画的热爱也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

          画画最珍贵的是凝聚精气神,是一种修行的功夫,靠一笔一笔修行到位。现在物质力量很强,再加上网络的影响——比如现在的手机,似乎让你什么都能看到,实际上又什么都留不下,还把你的精气神吸去了,再画起画来,哈欠连天,兴趣就没那么纯、那么饱满。

          其实我有一种很酸楚的体会。现在的学术方向和条件环境,放在我们小时候简直做梦都想象不到。比如现在的孩子们,想明天去法国看画或者去意大利写生,都可以立刻实现,而我们是好多年之后才有那个条件。他们网上一点,希腊的、罗马的……能看最好的高清图。而我们那时候,印刷品都是黑白的,还得剪下来贴到本上……

          但现在的好条件,也会让一个人对画画没有那么珍惜、热爱。我见过现在有人拿个图片就画,而手机一天可以拍几千张图,这样去创作,挺吓人的。刚才说为什么我的这次展览以写生为主题,其实有一点就是担忧图像对人的影响——把人给带得不好好写生了。

          我现在65岁了,我跟他们说,我的兴致不减反增,因为我好像只能干这个。我已经形成了生命的一种常态,好像离开画画我都不知道活着干吗。真正爱画画的人,他还必须得回到这个点上来。

          北青报:现在学艺术的人越来越多,您在美院长期带学生,对此有哪些感悟?

          杨飞云:一个艺术家必须有三个东西,第一个就是才能,这个才能是上天给的;第二个就是他的热爱和追求。就是说,虽然有天才,但还要看他努不努力,是不是真想做最好的画家、想画出一流的艺术;第三个就是一个人的阅历、修养、行为。

          艺术是教不会的,学校只能把一些经验、一些通过训练让每个人都能学会的东西教给学生。真正的悟性或者先天的东西是教不会的,那是人家自己的。对艺术来说,老师就像一个推动者,真正的艺术家不是你能教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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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静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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