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伯格在1939年发表的《前卫与庸俗》中，区分了两种对立的文化现象：前卫艺术与庸俗艺术。前卫艺术诞生于社会动荡之中，艺术家从公众中抽离，追求艺术的独立性与纯粹性。格林伯格肯定前卫艺术，因为它具有批判精神，拒绝迎合主流，专注于形式与媒介本身，实现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自足。前卫艺术要求观众主动思考，是一种高级的审美实践。而庸俗艺术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产物，即德国人所称的“Kitsch”。它服务于新兴城市大众的消费需求，是机械化、公式化的文化产品。格林伯格批判庸俗艺术，认为它消除了真正艺术与日常价值的区别，以情感操纵和资本逻辑取代审美深度。
大众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格林伯格所处时代有所不同、有所进步。费斯克就开创了一种新的大众文化研究路径。与法兰克福学派类似，费斯克也把大众文化放在权力争夺的场域内，同时也认同了由上而下的统治势力，但是，他更多地关注大众文化中的从下至上策略，以及流行文化中的控制。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的诸多学者强调大众的消极被动性，费斯克注重探究大众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如果民众日常都在抗拒主流思想，“收编”就成了一种长久和必需的治理手段。法兰克福学派诸多学者质疑大众文化存在的可能性，而费斯克同样对悲观主义的文化工业予以驳斥。他认为文化工业或群众文化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它本质上是反大众和反文化的，根本无法被大众所接纳和消费，因此这种群众文化根本无法立足和发展。费斯克对大众文化的研究，第一步是把大众文化看作是一种具有发展潜力的力量，认为它蕴藏着巨大的社会改革潜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大众的生活水平也逐渐发生改变，生产力的进步带来物质的发展。现在的大众与格林伯格例子里的无知农民截然不同，大众对于艺术、文化的接受能力得到了提升。此时的大众文化如果只是格林伯格所认为的浅显无知的庸俗艺术已经不能满足大众的需求，所以大众文化无论想与不想都会被迫进步。而且随着群众素质的提升，群众的反思、反叛精神也会逐渐展示出来，格林伯格所认为的大众文化的“操纵”能力会受到破坏，但并不能完全消失。
笔者认为格林伯格对庸俗艺术的界定过于极端，学院派、现实主义、传统文化等被他全盘否定。对于格林伯格关于“前卫与庸俗”的艺术思想，笔者对格林伯格的前卫艺术的评判精神和引发观众对作品进行“反思”的特性表示赞同，但并不完全认同其对媒介或形式的绝对追求。一件艺术品只有可以引起欣赏者共鸣和反思才能算作一件合格的艺术品，对于非抽象艺术形式，也许画面上的表达是具象的、明显的，但观众在欣赏时也会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理解或探究作品和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对于形式或媒介的表达，极端的追求仍然会使其艺术作品成为格林伯格所批判的庸俗艺术。随着艺术的不断发展，一些投机取巧的所谓艺术家打着“抽象艺术”的旗号，展示着空洞的形式，这与格林伯格推崇的前卫艺术并不相同，反而会让人觉得无病呻吟，落入俗套。大众文化的发展应该汲取格林伯格认为的“前卫精神”，同时时刻保持学习、反思和创造性，拒绝文化压迫。随着大众知识水平的提升，大众文化的定义也会随之改变，艺术、文化都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笔者认为格林伯格的理论虽具有超越性，但其对非抽象艺术的全盘否定与对形式的绝对推崇存在历史局限性。在新时代文艺发展的过程中，应在吸收前卫艺术的批判精神的同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与辩证思维，扎根大众生活，推动文化走向更加多元、平等与可参与的未来。人们对现实处境与主体性的持续关怀会推动艺术与文化的演进。
（作者系鲁迅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