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服饰从来不只是人物的陪衬。当交领右衽的儒雅在绢帛上定格，当裙裾褶痕的韵律被笔墨捕捉，这些沉睡在绢素之上的文化密码，便在浓淡笔墨间舒展衣冠上国的美学信仰，于时空经纬中编织永不褪色的文明图谱。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从褪色的绢帛上，触摸到那个“衣冠王国”的温度与灵魂。
《礼记》言：“礼仪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先民的衣冠世界，会发现服饰从最初的蔽体之物，逐渐演变为礼制与哲学的显性载体。战国楚地的《人物御龙图》帛画中，巫师头戴切云冠，身着宽博深衣，衣裾上的升龙纹随龙舟破浪；朱砂与石青的碰撞间，巫觋沟通天地的神圣使命，化作衣纹里的“一波三折”；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T形帛画中，辛追身着曲裾深衣，衣缘绣满茱萸纹与云气纹，宽达三尺的衣袖如翼舒展。
顾恺之《洛神赋图》里的“高髻危冠”最堪玩味：曹植的笼冠用细笔勾勒出经纬结构，冠带在风中飘成优美的弧线，与洛神“华桂飞髾”的仙衣形成人间与仙境的呼应。衣纹“春蚕吐丝”般的韵律，暗合《周易》“变通配四时”的哲学，让服饰成为天地人三才的物质载体。这些凝固在画像石、帛画、绢布上的衣袂褶痕，正是“正容体”的视觉注脚，诉说着“礼”如何通过衣冠塑造身体的文明秩序。
唐代的服章之盛在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中绽放极致：斜领大袖纱衫如蝉翼覆体，透映出丰腴体态的柔美曲线；高髻簪花、蛾眉朱唇的妆饰与宽博飘逸的衣袂，构建起唐代贵胄女子“绮罗纤缕见肌肤”的审美范式。
北宋和南宋时期仕女图的服章书写，随题材转向市井而呈现实用化转向：牟益的《捣衣图》中妇女的窄袖襦裙、梁楷的《亲蚕图》里织女的素色布衫，取代了唐代的纱罗大袖，衣长缩短至膝踝，袖型收窄便于劳作，裙裾去除繁复纹饰，仅以素色或简淡折枝纹点缀。即便描绘富家女子，亦多着交领对襟褙子，衣身窄小贴合身形，腰间系带强调曲线，一改唐服的张扬外放，形成“窄袖瘦身、轻裾便捷”的新范式——这种服章变革，既是宋代市井生活对服饰功能性的需求，更暗合程朱理学影响下“敛身守礼”的审美转向，使服饰从贵族的身体装饰，变为民间伦理的物质载体。
元、明、清三代的服饰虽各有差异，但不变的是对“秩序之美”的追寻。《元世祖出猎图》中，忽必烈的白色金锦袍上，缠枝莲纹与回回锦的联珠纹相映成趣，金丝在石青底色上织就“江山万代”的隐喻；明代唐寅的《王蜀宫妓图》里，女子的“三白妆”搭配“比甲”短衣与马面裙，上紧下宽的剪裁既合江南仕女的纤巧，又暗合《明会典》“士庶服饰毋得僭越”的规训；清代的宫廷绘画中，经常出现官员的石青补服与皇帝的明黄龙袍，在湖光山色间构成“黄为尊、青为贵”的色彩秩序。
从古代的绢帛丹青到当代的人工智能，跨媒介与多模态打通了不同艺术形式的边界，艺术领域正以新的笔墨续写服章传奇。比如，今年在张家湾时尚缤纷节系列活动中举办的2025北京服装学院本科毕业作品展，就集中展示了北京服装学院学生在以服装为主体的相关领域中的智慧创新、积极探索，运用多样技术手段展现了新时代画卷中的服章之美。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服饰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符号，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需要更多的艺术从业者坚持中国本位，立足当代实践，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之间的多元对话，在深入理解传统与现实的基础之上创作出传承发展中华礼制文明与服饰文化的绘画作品，再现“礼仪之大，服章之美”的华夏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