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雨林秘境——墨西哥玛雅文明大展”在河南博物院拉开帷幕。6月，为庆祝中墨建交53周年的书画交流展在北京举行。7月，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罗的原作中国首展“伟大的隐藏者”将登陆深圳。
在这场跨越太平洋的艺术对话中，中国与墨西哥作为人类古文明的代表，其艺术之间的共鸣可谓源远流长。
考古的吉光片羽让人们浮想联翩，似乎中墨两个古老文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存在着某种形式的交流。且不论这是假说还是巧合，两种文明的精神图谱确实存在着微妙的共鸣，无论是玉石、白银，还是图腾、壁画，无不映照着两大文明的共通之处，成为艺术对话与思想碰撞的绝妙媒介。
古代艺术：宇宙图式中的自然崇敬
中国与墨西哥古代艺术最显著的共性，在于两者对自然、宇宙与神性的敬畏与艺术化呈现。这种共通性源于两个文明对自然本质的相似理解，并外化为各自独特的艺术表达，最终形成完整的宇宙观。
在墨西哥古文明中，奥尔梅克、玛雅、特奥蒂瓦坎和阿兹特克等文明发展出一套以神圣性、循环性和共生性为特征的自然哲学体系。他们将自然视为一个神圣的生命循环系统，通过泛灵论赋予自然万物以神性：美洲豹象征着王权与力量，羽蛇神掌管风雨并象征生命智慧，太阳神维齐洛波奇特利、雨神特拉洛克等神祇被视为自然秩序的化身。这种自然观不仅体现在宗教崇拜中，也融入日常生活里，例如米尔帕轮耕系统蕴含着可持续的生态智慧，阿兹特克的浮田农业则展现了因地制宜的生态技术。此外，新火典礼、雨神与玉米神的祭祀活动等也共同构建起一套完整的自然认知与实践体系。
这种对自然的敬畏，在艺术领域表现为“宇宙图式”的构建。墨西哥古文明通过建筑、雕塑和绘画等艺术形式，创造出系统化的宇宙秩序。玛雅人在奇琴伊察建造精密的天文台，其建筑方位严格对应天体运行。阿兹特克太阳历石以繁复的几何纹样象征时间的循环往复。羽蛇神图腾则成为连接天地的媒介，与象征大地脉动和暗夜主宰的美洲豹图腾共同构成完整的宇宙能量循环系统。这些艺术创造不仅是审美表达，更是世界观的具体呈现。
在墨西哥玛雅与阿兹特克艺术中，太阳、月亮、羽蛇神、美洲豹、水、火、山脉等自然元素在建筑、壁画中被反复表现，并成为宇宙秩序的象征。中国古代艺术同样展现出对宇宙秩序的深刻思考。从登封观星台的日晷观测，到青铜器上的饕餮纹饰，再到山水画的“三远法”构图，都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凤凰、麒麟、龙等神兽，与墨西哥的羽蛇神、美洲豹图腾一样，既是艺术符号，又承载着人们对神性的理解和对宇宙秩序的诠释。此次，河南博物院展出的玛雅陶器上祭司与美洲豹的仪式场景，与商周青铜器的祭祀纹样呈现出些许相似性，印证了不同文明中“宗教—仪式—图像”体系的深度交融。无论是中国佛教石窟的壁画，还是墨西哥的太阳金字塔与人祭图像，宗教仪式与视觉艺术融合后都成为文明传承的鲜活载体。
更耐人寻味的是，中墨古文明展现出跨文化的呼应。玛雅文明中的“世界之树”与《山海经》记载的“建木通天”都体现了宇宙树的意象，两者都象征着连接天、地、人三界的中心轴。在视觉艺术表现上，羽蛇神的羽翼翻飞与古代中国龙凤的腾跃姿态，都以动态的造型语言诠释着权力与神性。这些相似性表明，中墨古代艺术都超越了单纯的写实功能，成为承载宇宙观和精神信仰的重要媒介。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和墨西哥古代艺术虽然形式各异，但都以构建宇宙图式为核心，通过艺术化的创作表现对自然和宇宙的理解。这种艺术与宇宙观的深度融合，构成了人类文明应对自然的古老智慧，也为我们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参照。
民间艺术：生命狂欢中的色彩哲学
如果说古代艺术以庄严的宇宙图式构建了人与自然、神性的对话，那么民间艺术则将这份对生命的深刻体悟，化作日常生活中的斑斓色彩与节庆狂欢。在中国与墨西哥，民间艺术是文明血脉中最为鲜活澎湃的支流，它们以奔放的色彩、强烈的生命律动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成为文化韧性最生动的见证。
墨西哥的民间艺术种类丰富，色彩热烈，植根于古老印第安传统，又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融合其他文化的艺术元素，形成独特的文化表达。从彩绘的木雕动物阿莱布里赫、精美的剪纸，到瓦哈卡黑陶、塔拉维拉彩陶、尤卡坦刺绣与亡灵节的骷髅糖雕，墨西哥民间艺术充满了生命力，它既承载着历史记忆，也映照出墨西哥人对命运与信仰的独特理解。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阿莱布里赫木雕怪兽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瓦哈卡地区。相传，纸雕艺术家佩德罗·利纳雷斯在病中梦见自己来到一片神秘的森林，周围回荡着动物的叫声。他看到各种超现实的混合生灵：长着蝴蝶翅膀的驴，长着牛角的公鸡，长着鹰头虎身的异兽……它们齐声呼唤着“阿莱布里赫”这个神秘的词语。痊愈之后，利纳雷斯将梦中的形象绘制出来，又从纸雕发展为木雕，逐渐演化为当今极具辨识度的文化符号。
阿莱布里赫的身躯以极高饱和度的明黄、翠绿、朱红、靛蓝等色彩表现，鹰首蛇身、蝶翼狮爪，扭曲盘绕的造型超出现实逻辑，创造了一个绚烂的视觉幻境。这种强烈的视觉张力，不只是装饰性艺术，它深植于墨西哥文化的精神土壤：既延续了古印第安文明对自然与图腾的崇拜，又融汇了西班牙巴洛克艺术的华丽装饰风格，更体现出底层民众以色彩对抗阴霾、以精神力量超越现实世界的生存智慧。
中国的民间艺术也拥有同样强烈的生命张力。例如，陕西凤翔彩绘泥塑中栩栩如生的瑞兽与人物形象，其艺术语言与阿莱布里赫遥相呼应。这些泥塑多以黑或深紫为底色，再以大红、亮黄、翠绿、白等鲜明色彩勾勒出形象轮廓，营造出强烈的视觉反差。无论是憨态可掬的虎形泥塑与挂饰，还是戏台人物、庙会神像，都在“浓墨重彩写精神”的美学追求中展现了中国民间艺术的质朴力量。
在纸艺方面，墨西哥剪纸艺术也令人印象深刻。这种以薄纸为载体、用刀剪雕刻图案的传统技艺广泛应用于婚礼、节庆与宗教仪式，尤其在亡灵节中形成极具特色的视觉文化符号。电影《寻梦环游记》中，灵界街道上悬挂着各色剪纸的场景，便来自这种传统艺术的想象与延伸。剪纸图案多取材于飞鸟、仙人掌、太阳与万寿菊等本土元素，通过艺术创作营造出一种灵动而庄严的视觉效果。在亡灵节期间，五颜六色的剪纸悬挂于街头巷尾，寄托着生者对亡者的思念与祝福，烘托出神圣、温情而又充满生命力的节日氛围。
巧合的是，中国的剪纸艺术与墨西哥剪纸虽相隔万里，却在艺术形式与文化功能上形成了奇妙的呼应。墨西哥人在亡灵节以剪纸祭奠祖先，中国人则在春节以窗花祈福；墨西哥剪纸热烈奔放，如热带阳光般洒脱张扬，中国剪纸则含蓄凝练，似东方水墨般虚实相生。二者都以最朴素的纸张为媒介，将民间传统化为视觉符号与情感纽带，成为对生命、节庆与宇宙秩序的诗性表达。
无论是墨西哥绚烂奔放的阿莱布里赫木雕，还是中国质朴生动的彩绘泥塑，无论是亡灵节飘扬的彩色剪纸，还是春节门窗上跃动的吉祥窗花，这些扎根于民间与日常的艺术作品，都是两国人民在时间长河中积淀下来的文化精髓。它们风格各异，却都源于对生命的热爱与对美的执着追求，见证着两个古老文明的顽强生命力与不竭的创造力。
壁画艺术：墙垣上的历史叙事与文明对话
民间艺术诉说生命的律动与文化的温度，壁画艺术则将集体记忆与社会情感凝固于墙壁之上，化为一幅幅兼具叙事性与象征性的视觉史诗。
20世纪初，世界两端的墨西哥与中国都爆发了全国性的革命，此后又都经历了长期的动荡和混乱，彼时，两国艺术家面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汹涌浪潮与本土社会的剧烈变革，不约而同地转向民族传统的深处去汲取力量。在民族救亡与社会革命的宏大背景下，墨西哥壁画运动与中国左翼木刻版画运动如双峰并峙，成为两国现代艺术史上最具社会意义和民族意识的篇章。两国艺术家们以敏锐的批判意识和先锋的艺术语言，对传统艺术符号进行解构、转化与再创造。
墨西哥艺术家在革命初期已尝试以版画、壁画等传统形式来表达他们对本国文化和现实的关切。墨西哥壁画运动的崛起源于1910年革命后重塑民族身份认同的迫切需求，在何塞·巴斯孔塞洛斯担任教育部长期间的大力倡导下，以“壁画三杰”——迭戈·里维拉、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和大卫·阿尔法罗·西盖罗斯为代表的艺术家们，将宏伟的公共建筑墙体变成描绘墨西哥历史与未来的巨幅画布。
在国家宫史诗般的壁画《墨西哥的历史》中，里维拉展现了其重构民族叙事的雄心。他并不回避西班牙殖民历史，揭露了殖民暴力如何打破印第安人平静的生活，但他更侧重于刻画前哥伦布时期的辉煌以及获得新生的墨西哥人在建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阿兹特克太阳历石成为画面核心的宇宙象征，羽蛇神库库尔坎化身为文明的传播者，印第安农民在肥沃的土地上辛勤劳作，其形象充满庄严感。里维拉将阿兹特克艺术的平面化构图、强烈的色彩和鹰、仙人掌、玉米等象征符号，与欧洲文艺复兴的透视技巧和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手法巧妙融合，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墨西哥性”视觉语言。整幅画人物形象生动逼真，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传递出里维拉对祖国和民族历史的深厚感情。除了国家宫的壁画，里维拉还在墨西哥教育部、贝拉斯艺术宫等地留下了大量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他的壁画不仅是对历史的再现，更具有教育意义，旨在激发大众对社会变革的认同与参与。
与里维拉的恢宏叙事相比，奥罗斯科的壁画语言更加内省而深沉。他关注的不仅是民族历史的光辉篇章，更聚焦于人类文明中普遍存在的矛盾与挣扎。他善于将印第安艺术传统中的抽象图案与现代表现技法相结合，营造出具有高度张力的视觉效果。他作品中的人物往往面容凝重、姿态夸张，传递出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在位于瓜达拉哈拉卡瓦尼亚斯救济院的天顶壁画《火人》中，他以有力的笔触描绘了“火人”这一形象——它融合了古代印第安文化的象征意义与现代美学表达，色调深沉、层次丰富，表现出人类在历史变迁中面对苦难与挑战所展现的顽强生命力。奥罗斯科的许多作品既有对现代技术的崇拜，也有对人类精神异化的深刻批判，因此奥罗斯科也成为壁画运动中最具哲学深度的艺术家。
西盖罗斯是壁画运动中行动主义色彩和实验精神的代表，他致力于通过艺术反映新时代人们的集体意志，强调壁画在公共空间中传达社会理想的功能。他积极实验新的壁画材料和技法，使用工业和合成涂料、喷枪以及曲面等，采用立体透视与强烈的光影对比，打破传统壁画的平面感，使观者置身于历史洪流之中。其代表作《人类的进军》就体现了他的政治理想与艺术创新，成为墨西哥壁画运动的里程碑。与此同时，西盖罗斯长期关注和同情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并于1956年访华。他赞扬中国的传统艺术，对新时代艺术创新提出独特见解，唤起了当时很多中国艺术家对新艺术的理想，影响了他们此后大半生的艺术道路，这成为中墨文化交流史上一段重要而感人的插曲。
几乎与墨西哥壁画运动同期，在中华民族面临深重危机的20世纪30年代，由鲁迅先生大力倡导和推动的新兴木刻版画运动在中国蓬勃兴起。鲁迅先生意识到了中国与墨西哥正在发生的变革和文化诉求的相似之处，也深刻认识到艺术作为战斗武器的重要性。他亲自编辑出版了《近代木刻选集》，除了介绍德国表现主义版画家珂勒惠支的作品，还第一次将墨西哥壁画介绍给中国读者，并且在《北斗》杂志第二期介绍了里维拉的画作《贫人之夜》。可以说，在大多数中国艺术家仍迷恋西方艺术的时候，鲁迅却向人们推荐一种可服务于大众并与社会互动的新艺术，这无疑为中国青年艺术家指明了方向。
墨西哥壁画运动与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同是20世纪上半叶全球左翼艺术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以艺术为武器介入社会变革与民族救亡。它们隔洋相望，在革命叙事中奏响了震撼的和声，两者在精神内核上的共鸣——对人民力量的信念、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对艺术介入现实的执着——构成了一种深层次的、跨越时空的“革命艺术精神”的对话。这种精神对话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背景下，在中墨文化交流日益深入的今天，激起了更深层的回响。当代中墨艺术家在公共艺术项目上的合作，对彼此革命艺术传统的重新审视与致敬，都是这场始于墙垣之上的伟大对话的延续。
无论是古代宇宙观的遥相呼应，民间艺术的鲜活对话，还是壁画、木刻艺术的同频共振，都证明文明的距离无法阻隔精神的共鸣。在全球化时代，这种跨太平洋的艺术互鉴，不仅丰富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更为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深厚的美学支撑。未来，随着更多文化项目的开展，中墨艺术必将在对话中绽放更璀璨的光芒。
（作者：孟夏韵，系外交学院西语国家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