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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画家 郭全忠 苦涩之美----郭全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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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0-26 11:20:11
              硬骨头

              不是没有和善亲切的幽默,不是缺少坦荡豁朗的热肠,也不是不能虚心征询旁人的意见,但浮现在记忆中最突出的还是那种认理认事不怕冲撞人的倔劲,郭全忠本人像一块硬骨头,而他对生活,对艺术事业也是以啃硬骨头的狠劲与韧劲来对待的。

              在许多人心目中郭全忠算得上同代画家中的佼佼者,他很早便打开了事业上的通途而知名于全国,但当你抵近观察时你会发现在他身上似乎困顿的及受堵阻的心理要比成功者的得意心理成分更多,似乎不断的地处于矛盾惶惑的冲袭下。仅从画面上看,那些神采动人的人物形象,扎实娴熟的造型功力,奔放多变的笔墨透着一股挥洒自如的轻松,便却往往与他临案苦思茫然若失时的苦相形成很大的反差,当然,人生活在社会中特别是而今变化无常的环境中挫折是免不了的,但他对待“挫折”好象也不会“淡化”,而是啃硬骨头股地跟自己较真,那股穷究不舍的气势,活像个冲锋的战士一副凶猛的拼杀劲。

              前些年,关于“腌过的蛋”(出自中央美院中年教师画展前言)一时成为颇为盛传的话题。在意会到这话的自我解嘲趣味之后我想,蛋就是蛋,硬骨头就是硬骨头,要想不沉沦于菜缸酱缸之中,不做随风飘逐的飞蓬,那么,为人格和艺术理想的完整纯洁而不妥协,不甘折中的硬骨头劲,恐怕也是闯开自己艺术天地的关键要素。

              四十更惑

              郭全忠当然不是真正超脱凡俗的旧式文人,他多年面壁的成果期待着社会的器重,但接踵而来的“新潮”美术,使他从希望的高峰坠入了迷惘、孤寂甚至愤懑的谷底,那种被命运愚弄、被时流忽视的屈辱感,一时无所适从的失落感,前所未经过的精神压力,使他处于尴尬难堪的心境之中。

              1985年,他在自己作品前的自叙栏写下“三十未立,四十更感”的自嘲题句。那年“文革”结束,文艺大政为之一变,四十岁这次又值“新潮”,社会风向为之大变,所言“三十未立,四十更感”实在是很结实的话。值得骄傲的是他没有颓丧,也没有满足于“以不变应万变”,而是积极进取迎接挑战。

              弄潮

              事物的发展就是如此地充满了辨证法,青年的“新潮”美术打破了所有的既定模式,摇憾了西北高原,严厉地批判着“保守、内向、封闭”的中年艺术家;而西部高原上的一些中年画家在硬着头皮顶过了这场冲击波之后,却学会了借助这股冲击力量调整自己,否定和汰弃自己本该否定的东西,同时更加明确和宝贵地肯定和发展自己必须肯定的东西。甚至于进一步反过来对潮流施加自己的有力影响,就在这种背景下,陕西中年画家中的罗平安和郭全忠在不同方位和基面上实现了各自的飞跃。

              1987年郭全忠在整理“85”新潮带来的新思绪时提到这么几个方面:一、画到画面上的不是生活自身,不是简单的“反映”,而应是有更多的载容量的东西;二、在画面内容上和礼堂样式上的个性化、风格式意识必须十分重视,过早的风格化对于新潮画家可能是致命弱点,对长期做“套中人”的中年画家来说风格意识可能是开放思想的利器;三、要向两代青年(上山下乡的“老三届”和文革后成长的“新生代”)学习他们强烈的自我肯定自我张扬的精神,应该当仁不让地把中年人成熟的人生经历和思考充分体现出来;四、变革中的自我否决不能搞表面模仿,只是在传统的、自己既成的功夫中渗化现代人的思维,并且要用“和平演变”的稳健步子。

              郭全忠的绘画面貌在悄悄地然而是积极主动地发生变化,块面分割的平面构成(《飘飘白云》、《房子半边盖》等),人物形象的装饰化(《童年的回忆》、《塞上迎亲图》等),笔墨的“构成”化提纯(《巧女灯下》、《新嫁娘》、《海风》、《门神》、《日出而作》、《白马藏人》等),他的重心愈来愈踏实在笔墨的“构成”化提纯上,逐渐地使自己的独特新貌日见清晰起来。

              《大河故曲》入选为建军六十周年美术作品展览并获“优秀作品奖”,关于此画的特色,程征有过出色的评说:“作品中心耸立着一组纪念碑群雕似的老船工,五位饱经战火与风霜的黄河老船工虽已霜鬓雪发,扶仗抚残,然铮铮傲骨不逊当年。他们背靠大河波涛,相依在终生相依的大木船头,闪烁着独有的灼灼目光,一齐逼视着画前的观众,静静地沉思、缅怀,把观众的思绪引向壮阔的时代去。”“……作者有意放松了个体塑造的局部效果,把人物的形象处理得虚一些,使之服从整体气氛”。“对于整体气氛的把握,充分显示了作者高超的驾驭能力,不仅对于人物,而且对于大河浪涛、木船,甚至衣物都未着眼於写实性的描绘。黄河之水采用斜拖竖抹枯润相间的线,似从天上倾泻而下,又如硝烟升腾而上;木船以横乱如枯柴的线条肌里,取得了与水的和谐和对比,衣物的淡烘浓染有意留着大的笔痕,与水、与船取得统一笔调以求对比的视觉效应,这些充斥着画面的竖道道、横道道、斜道道把人、水、船统一在视觉的‘声浪’节奏中,它汹湧、激荡,形成了一部令人心绪澎湃不可遏制的交响乐。其雄壮气势似狂涛巨浪,如烽烟四起,谱成了真正的‘大河故曲’”。《大河故曲》是郭全忠艺术道路上又一座里程碑,标志着作者终于从形质的实感表现水平升到了意象的乐律表现水平。从此,作者不再是被动地被外来潮流所冲击,他能够用自己独特的形式语言之“浆“主动地击水弄潮了!

              投入生命

              郭全忠始终走着在“大题材”的创作中体现艺术规律和形式美感的道路。为此,他也的确付出了超乎常规的“投入”。1981年春,郭全忠曾沿秦晋峡谷溯黄河而上,在上下数百里的地段,时而步行攀援绝壁,时而乘船顺流下飘,一路与老船工攀谈,途中历经险恶。有一次乘船在激流中崩断了缆绳,他与失去自主的船随着浪涛冲出去几里远才侥幸被搁浅到一块淤泥滩下,算是实地经验了鬼门关上死而复生的大险。这次大概算得上是他前后多次在黄河两岸深入生活中“投入”最为深切彻底的一次。后来在我面前他不止一次地讲:坐在石岸上看黄河,觉得泥浆浪下像有一条始终不露形的龙,呼呼地蠕动扭滚抗争,没有浪花,只有厚重的质量,完全代表着一种气质,一种生命的渴求与博斗。我推想,这样一种感受恐怕有赖于死里逃生所激发的生命本体痛感的自觉吧。也许正是生命本体痛感的觉醒推动他在对艺术的生命“投入”上倍增豪气――到煤矿体验生活一定要下矿井,下矿井还要下到巷道紧深处;五黄六月与年青人一道骑自行车横穿关中平原西部考察与体验农村夏忙生活等等,常常表现为一种玩命似的激情。伴随的则是对艺术的生命投入,郭全忠一次次地“扑”上去,冲向“大画”创作。他在扎记中延:“我感到只有在大画上才能使自己全身心地扑上去,使自己的生命跳动在作品上留下轨迹;它既容易博大、沉雄,也容易具有震撼力和强迫性,(首先使)自己在创作过程中经历一次感情――理智――感情的洗礼,尝到失败、探索的甘苦,创造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世界,得到一次实现和满足。

              至此,艺术家“投入“的过程已成为自己艺术生命需要的全部,至于艺术作品的失败与成功,”效益“如何,便只是听凭社会审验定夺的”身外之事“了。这种境界,是真艺术家必历的精神飞跃。

              1991年的《咆哮黄河》是郭全忠又一幅大型新作,果然开拓出的是一派属于他自己的黄河之水。除了笔墨构成化提纯的进一步浑整、丰富中多变之外,画中人物全部为普通人民,从而能够放手渲染强化渡船在无边狂流中的颠簸摇荡,使自己的表现进一步超越具体历史事件的束缚,把人民与黄河浊流既殊死相博又生死相依的这种震撼心灵又催人泪下的复杂亲系,凝聚为一个咆哮激烈抟曲流动的“气场”。

              从《大河故曲》到《咆哮黄河》显示了作者对现代新潮吸收和艺术创作上的高“投入”。人们以为他“可以”了,该“收分”了,可是他却又别开炉灶另辟蹊径。其实,郭全忠的所有变化归根结蒂还是从一个轴心向不同方向作了程度不等的探求,还是在做横宽与纵深的根基的开拓,但他的艺术根本立场上并未变。另外,如果说对于艺术的理解与认识在不断深化,可以称之为一种”根变“的话,那么这种"根变”仍是沿自己生命的根性激发出来的。所以我以为郭全忠最大的优点,他的成功(已有的和将来的,人们认识到了的和尚待认识的)的关键,就在于他是有根的。有根的大树向四周伸展枝叶也好,随风漂流的浮萍也好,都是它的自然形态;而逐风飘飞的蓬草、随波飘流的浮萍,其特性在于失去了根,因而失去了土地。

              关于绘画的追求,他认为自己既区别于近代意味上的“主题性绘画”,又区别于文人画。他说,这是时代的课题,时代造就我只能走这条路――这番话题颇有点“知天命”的气味。

              为了这个,他的确找到过不少心中的楷模,八大、凡·高、石鲁……但他自述,从这些楷模身上看到的并不是“样式”,并没有想到去模仿。去“拿来”;看到的是他们艺术境界的“定位”,艺术追求的“目的”,他们绘画“后面”的“我”的生命。在对现代美术思潮的吸收中,从没有丢下分析、批判、扬弃的一面。所以他才有资格说这样的话:“我想艺术的奥妙,不仅是在创造形式,更为重要的是恰切利用这些形式”;“外面的艺术不管怎样变,自己都要向自己的心灵世界开掘,寻找只属于自己的艺术。”

              构成郭全忠“只属于自己的艺术”的气质,他说是对于“力”的崇尚和渴求。在作画时从未想到去表现一种“美”,激发灵感、吸引自己“扑”上去的往往是一种“力”,即与“优美”相对峙的,不是和谐、亲切、优雅、秀丽、轻松、巧妙的那种审美范畴,而是倾向于粗犷、荒野、深重、带有剌激和震憾意味的“壮美”范畴。关于这一类的美学面貌,我在对陕北民间艺术考察中曾提出“尴尬之美”,“所谓的‘尴尬之美’也就是由人对生命的本能渴求和由衷亲爱,在艰难危困境遇压抑下的危机感和自信心,被压近扭曲的人性和夺取生路自由的希望等复杂矛盾所熔铸造成的一种合理的审美特质。”

              郭全忠的作品深处也存在着这种“尴尬之美”的意味,当然带入了现代精神品格,但是作为黄土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所培养的艺术家,作为对民间疾苦、民族命运关切的艺术家,这种“尴尬之美”的发展,不也正是来自一种真实的根性吗?

              站在“知天命”之年的门坎外,郭全忠显得很有信心,对前边的路,他说:“似乎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清晰了”。这是一种很有希望的预兆。

              “画家的路是越走越窄,最后窄到别人无法走,只有你自己才能走;同时画家的作品所表现的内涵越来越大,从(具体地)‘是’什么,到什么都不‘是’,而什么都是。”

              看来画家又在酝酿着一次变革,已经瞅到了自己新的方向。一个艺术家活到这个岁数时,知道自己全部生命该向什么地方投入,这真是一桩幸事。

              未来的成就已由以往的道路奠定了根基,而未来的道路也将更雄辨地反射出画家以往成绩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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