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赖文献无法等同于信赖文献。在这个图像复制技术登峰造极的时代，传统文献的问题也相对鲜明起来。因此，我想补充获奖论文所涉主旨的两个层面的意思，以求教于博雅方家。
一是文献的陷阱。仅仅引用文献，而不结合现当代考古学等方面的成果做一点必要的鉴别甚至考辨，对于推进当代艺术史研究可能益处有限。很多年代较早的文献，由于当时的记述者没有见到过实物，或者溺于时代流行思潮的影响，或者述者自身对此领域的问题并未深究，其记载很容易流于想象或舛误。从这个角度讲，言必引文献，言必信文献，则尽信书不如无书。
罗森女士在一篇论文里提到的例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中国艺术史研究领域一位杰出的当代学者，她质疑了《周礼》中关于玉器“六瑞”配对使用的说法，认为西汉以来关于“璧、琮、圭、璋、琥、璜分别代表天、地和东、南、西、北四方”的习惯说法是“不合常规的，因为我们从发掘材料中从未看到这些玉器以任何方式一起使用，而这里（即《周礼•春官》）却将它们归在一起。”她以对玉器制作史的详细梳理证明了这一质疑。类似例证足以引起我们对于习见经典文献的警惕。
更为有趣的例子比如北宋初期聂崇义的《三礼图集注》，该书借助郑玄等人的注来图绘了想象中的爵和尊等礼器，由于郑玄等人的注已经带有图形比附的成分，结果聂氏图绘出来的爵，以一只雀鸟作为中间部分，来连接上面的杯口和下面的杯座，真正“如雀背承一器”，尊则如一只青花大瓷瓶。幸好有实物可参，后世并不至于被该图绘所误导，历来对此类文献也不断有批评。但是，假如没有相关考古实物，则今天可能还会有人相信：爵或尊就是书中描绘的样子。
质疑文献也是一个传统，此一传统帮助人们去努力厘清过去文献中的悬念、不实或舛误。不过，当代依然还有人迷信文献，而忽略考古实物及其历史原境。有鉴于此，我在论文中提出了系列新的概念，以反思和应对这一类问题。这是第二个层面。
比如“图像文献化”，是总结巫鸿先生描述宋代以来金石学研究模式的，因为此一模式把金石铭文转成拓片再进一步转成文字著录，后世研究主要围绕其著录文字展开，实物与文字之间的联系则是相对弱化的。
与之相对，为了尽力还原文献中的图像要素及其时代原境，以便考察图像或实物特征的诸多深层原因，我用了“文献图像化”一词。在论文中，我质疑了马衡先生对于袁敞碑残字的释读，并在图像层面做了书写性的笔法验证，将残字进行了合理的复原，从中得到新的推论。以此为契机，我将袁敞残碑整体做了合理的推考复原，揭示出其与袁安碑之间的深度关系、用篆书写刻等现象的具体原因，以及如何以立碑来实现“隐其死、复其官、以三公之礼葬之”的政治目的，最后追问了书手是否为同一人以及可能是谁的问题。
图像学训练使我开始关心巫鸿先生所提到的“物质性”与“历史性”等视角，对界格和尺寸诸要素的关注也是源于此一训练对于细节和关系两方面的重视。论文所提出的“界格定位法”，或许能够帮助我解决更多汉碑领域中相似的问题。当然，新的方法总有一定的适用度，过犹不及，大概没有什么东西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我应对此亦保持一种警惕。
感谢书学讨论会这样的学术平台，这使我们个人的思考与心得有机会放到更大的范围内，接受更为广泛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