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受难得的安静

我出生于华北沧州的农村，那里到处都是盐碱地，所以百姓们的生活一般很贫困。父母育有一女三儿，母亲务农，父亲虽然有一份工作，但工资很低，养活一家六口十分吃力。作为穷人家的孩子，我还是盼望着过年的——一年只有这个时候，才可以穿上新的花衣裳、吃上好吃的饺子。农村里过春节，会先上先生写上几幅春联贴在大门上；大年三十的饺子，白天就包好了，到了晚上黑窟窿东的，父母会把我们叫起来叫热气腾腾的饺子；正月里，大家互相串门拜年，篮子里堆着点着红点的包子和馒头去走亲戚，客人上门了，则会拿出全家最好吃也舍不得吃的东西招待；农村里还会有打锣的、跳秧歌的，他们穿着大红大紫的花衣服，放着轰天响的鞭炮，大家尽情地释放情绪，要把这一年的晦气全部轰走……但快乐总是短暂的，更多的是苦难和贫困。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1958年的灾荒和1963年的大水。58年闹灾荒时饿死了不少人，而63年的大水，更是冲走了家里的所有东西。我们全家来到了离家里几十里路以外的难民营，每天每人领取半斤救济粮。大人们则天天朝着大水祈祷，希望早一点退水。大水终于退了不少，于是我们全家坐在簸萝上面顺水一路向家的方向飘流。有时浪大，一不小心，有的全家就全部翻进了大水中。回到村庄里，有的地方地势高，我们就在露出水面的蓖麻上养蚕，到水面下的田里去摸地瓜等吃的。幸亏有上天在保护，我们一家人没有在大水中离散。我是66届初中毕业生，后来回家务农一年，又在小学当了一年老师。那时候觉得特别满足，因为当老师是可以挣工分的，我们家就不用交粮款了，我可以为家里分担压力了。1970年10月，湖北省话剧团到全国各地招学员，来到了湖北沧州。虽然我已经毕业了，但母校的老师对我印象深刻，认为我外形好、素质好，于是向他们推荐了我。正好，母校的一位数学老师的爱人，和我在同一个小学教书，于是马上把我叫了去。面试现场，一排坐着四五个老师。老师问，你会什么？于是我给他们唱了一段《红灯记》选项段，又朗诵了毛主席的诗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完了后，老师们用武汉话在低声讨论，几分钟后，他们问我，要你去武汉你怕远吗？我愣了一愣，说我行吗？他们笑着说，你已经被我们录取了。我当时感觉做梦一样。当天，我就用单车带着一位仅比我大几岁的女老师，骑了三、四十里地，回到我的家。弟弟一见到我们，马上跑回家向我母亲报告说，坏了，我姐姐带来一个白人——因为那位女老师长得很漂亮、皮肤也很白皙。母亲说坏了，肯定考上了，于是开始大哭，感觉女儿马上要飞了似的，坚决不同意我走。于是我去给父亲打电话，说我考上湖北省话剧团了。父亲在电话愣了几秒钟，然后说，我同意，我支持，把你交给党我就放心了。当天夜晚，我拿出家里唯一的一袋大米，做成大米粥，并煮了地瓜，用来招待老师。母亲还是一直哭，哭得下不了床，于是老师就在我家的大坑上给她跳《北京的金山上》。当时，她看到我17岁的大弟的素质也不错，想要一起带走，但父亲说，还是带一个走吧。他现在在沧州群艺馆工作，谈起这件事还有点后悔。我在湖北省话剧团呆了三年。记得刚去的时候工资是18块钱一个月，以后每过一年涨4块钱。第一年我存了100元，快过年时我给父亲打电话，问他说，我是把钱寄回来还是自己带回来哩？父亲说，你带回来吧！于是第一年春节我又回了家。因为在团里非常努力，我很快入了团、入了党，后来还成为省党代会的党代表、省剧协的副主席等。1973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渡江侦察记》，我有幸选上了女主角，出演刘四姐。结果一炮走红。其后，便出演了《山村新人》中的方华、《希望》中的宁海平、《大河奔流》中的梁晴、《瞧这一家子》中的嘉英、《从奴隶到将军》中的索玛、《黄英姑》中的黄英姑、《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三辣子等角色，成为一个大红大紫的电影明星，和刘晓庆、李秀明并称为当时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三朵金花”。因为工作忙，我在剧组过了好几个年，全剧组人的人一起在大年三十夜吃水饺，分外热闹。如果哪年春节，正好不拍戏又没有回家，我就喜欢一个人呆在北影厂的宿舍里，哪儿也不去。那时还没有电视，我就看看书，或静静地回想自己这一年的做过的事情，清理一下自己的思索。窗外是阵阵的鞭炮声，但我却一点都不觉得寂寞，我很享受这一年中难得的安静。刘晓庆有一句名言：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难上加难。但我不这么认为。对于现状，我特别自足。因为我原来就是井底的青蛙，现在到了井上，见了世面，我已经很满足了。我从不妒嫉别人，心态一直保持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