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过晚饭，妻子在餐厅里忙碌着收拾碗筷，我坐在沙发里随手翻着一本小书，女儿像一只小蝴蝶一会儿依着我的肩膀，一会儿又悄悄走开。我抬起头，女儿的背影映入眼帘，她快乐地哼着不知名的曲子，迈着自编的小舞步，乌黑的长发在半空里划出好看的弧线，那一刻我竟然有些恍惚，分不清眼前这个精灵是我可爱的小女儿，还是最初见到的——妻。
人生若只如初见，而转眼竟已二十五个春秋。
春天来了，和暖的阳光适合晾晒记忆里最柔情的段落。
(一)
1985年元旦，山东艺术学院要为迎接当时的省长李昌安同志举办一场联欢晚会，我们进行了积极准备。我和其他两个美术系的同学都是京剧爱好者，而且唱得有模有样。为了能够同台表演，我们就自编了一出名为《红娘》的现代京剧，剧情大致是红娘从中牵线，要把“高大的”杨贵妃嫁给“矮小的”罗成。其中唱腔都是原汁原味的传统段子，而念白是已经被我们现代化了的。我反串红娘，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找不到44号的绣花鞋，就只好穿着球鞋上台，我只有猛吸一口气才能勉强扣上戏服，就这么一直提着气在台上……一场戏唱下来，字正腔圆的京剧味和幽默诙谐的荒诞剧情反响很好，连省长都乐得前仰后合，掀起了一阵不小的高潮。
下了台，一米八六的“杨贵妃”带了几个人过来，说是专门从戏校请来给我们操琴伴奏的师生，大家认识一下。其中一个娇小的女孩一直抿着嘴微微笑着，浓密的齐刘海下面是一双清澈幽黑的大眼睛，像极了当时冯宝宝演的武才人。她就是刘晖，后来成为我的妻子，我女儿的母亲。我们一起拍了照片，这是我与她的第一次合影，照片上还是我娇美的红娘扮相。
山东省戏曲学校与山东艺术学院最近的楼只隔了一个操场，认识后，我跟刘晖就经常见面。有时是她带着女伴到我们的画室来看看，有时是我们几个京剧迷去她们那里唱唱。
自古以来，爱情的萌发大都相同，但我们那时的爱情从来不曾有过表达，更不用说确定关系了。如今一路走来回头想想，爱情似乎就是互相问候时一个眼神的触碰，而那份朴实、简单和自然，很多年之后都如同一室茗香，淡雅卓韵，回味悠长。
(二)
在临近毕业的日子里，我一边继续我的毕业创作，一边与刘晖像好朋友一样交往。那时候我们的谈话可不是谈情说爱，正好相反，我们谈及的都是大的人生命题：将要付出毕生精力去追求的理想，憧憬着的无限美好的未来，那些穿过历史的迷雾依然感动我们的诗词歌赋，能够引发心灵风暴的偶像榜样，压在书桌玻璃板下的自勉的句子，贴在墙上的鼓励自己奋斗的词汇……那时的爱情更像是从对方身上照见自己，分享一切关于明天的遐想和规划，获得大步向前的推动力量。
不久之后，我以毕业创作《血雨腥风》和另一幅作品《再见吧，妈妈》取得了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一年后，刘晖也留在了她的母校山东省戏曲学校，成为了一名年轻的教师。
初为人师的那段时光青涩而美好，我一边认真地学习做一名好教师，一边在艺术创作上继续沿着悲剧题材的道路，对历史背景和创作手法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将思路逐渐锁定在近百年中华民族的灾难历史事件和悲剧精神上。
那时的刘晖只有二十一岁，她的学生最小的十岁，最大的十六七，与其说她是老师，不如说她是这群小孩子的大姐姐。孩子们有的还抹着鼻涕，什么事情都要依赖她，把钱、衣服都交给她保管，刘晖就俨然一个大家庭的小家长了。那时的快乐来得简单而直接，刘晖常常被天真可爱的孩子簇拥着，她站在队伍的最前面领着孩子们做课间的韵律操，在宿舍灯下给孩子们缝衣服补袖口。
学校分给我的画室隔着学校的操场与刘晖的宿舍楼遥遥相望，从我的窗口望出去，就能看见她房间里一片水粉色的帘。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把画案调到了对着窗的方向，有时候画着画着眼神就飘了出去，在打水吃饭的人群里寻找那个熟悉的身影。而刘晖每次从楼洞里出来，也总是朝着画室窗口眺望。当我们的目光在操场上空的空气里相遇，我的心那么兴高采烈，有些悄悄的兴奋，又有些小小的羞赧，整个人好像一下子不自然了。
那时我常常把一件红色的篮球球衣反着穿，既挡住了背上大大的号码，又显出了衣服本身的质感，时间长了这件红色背心就成了我的标志性服饰。几个爱搞恶作剧的哥们儿趁着我打球回来在洗刷间冲凉的时候，拿着我搁在画案上的红背心在窗口不停地摇。下楼打水的刘晖一眼就看见了，立刻放下暖瓶穿过操场跑过来。到了跟前儿，他们做着各种鬼脸吓唬她，刘晖这才知道是上了当，立刻红着脸跑开了……当时有位结了婚来念书的老大哥就常常在我耳边吹风，蔡，这姑娘多好啊，像武才人一样，多恬静喜相啊……
后来我与刘晖有了约定，“我们虽然都留校了，但事业都不稳定，你要当好老师，我要当大画家。所以，我们不能没出息总是见面，不能停滞不前”。尽管只是隔着二百米的距离，我们却说好一周只见一次面。
爱情的甜蜜程度有时与见面的次数和相聚的长短无关。
有一次，刘晖骑着她的小自行车来到我的楼下喊：“小蔡!”我探出头去，看见她车筐里放满书和乐谱，仰起脸笑容如花。我跑下去，她说：“你等我一下，我去拿个礼物!”她回来的时候带着一只奔马造型的陶瓷台灯。我不知道她如何得知我的生日，但这是我收到的第一份生日礼物。刘晖就站在我面前抿着嘴唇笑，长长的睫毛扬起来又垂下去，脸颊慢慢泛着绯红。这时一阵风过来，把车筐里的乐谱吹到半空，打着旋儿地扬了一地。刘晖就像只小鹿一样跑过去，在操场上一张一张地捡，我有些发愣，这不就是一曲飞扬着的乐章么?
刘晖是个心思细腻的女孩，有时，趁我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下午去踢球的间隙，她会忍不住来到我的画室，等我回来的时候，就看见有一饭盒好吃的和一张小小的纸条放在桌子上。人是见不到的，因为那天还未到我们约定见面的日期。
后来，当我们的感情更深一些的时候，刘晖就说：“虽然见不到你，但是不是可以让我每天都得到一点你的消息?”我不解，她就交给我一只手电筒，继续解释说：“你能不能每天11点睡觉前洗漱的时候，拿手电筒朝我的窗口方向照一下，我就能知道你一天都很好!”
我答应了，我无法拒绝这样一个别致可爱的小要求。当我像“特务”一样每天按时照亮那个熟悉的窗口的时候，她就像一只小壁虎一样趴在玻璃上冲我挥挥手，这种温馨真让人有些心疼。一天又一天，我们在忠实地重复着这个小小的约定——寒冷的冬季，我的手电光掠过光秃秃的枝桠映在她的窗帘上;春天来了，我的手电光只能投下斑驳的影子;转眼到了夏季，我的手电光再也无法穿过浓密的树叶传递给她想念的信息。这个持续了半年多的暗号也就停止了。
有时候我想，沉浸在爱情中的女孩提出的任何关于爱的要求都是不为过的，爱其实很大，要撕碎了一点儿一点儿地获得，才能慢慢地学会享受。那时，感情里的每一个小细节都值得久久地回味，那些傻傻的天真、碎碎的心意，都是爱情的印记。
(三)
很多年后，我的学生告诉我，蔡老师，您不知道，当年您跟师母的爱情都被我们传为佳话呢……想来那时的爱情从来没有让我们放弃自己在专业上的进取，相反地，我们一路相互鼓励着，爱情一直是我们追求梦想、完善人生的动力。
1987年，当时还是山东艺术学院副院长的杨松林先生意识到，艺术院校单凭借自给自足的师资远远不能满足快速发展的需要，要引进人才，如果不能吸引中央美院的老师来学院任职，也必须要把学校里年轻的老师派出去进修，我在工作两年后获得了去中央美院卢沉工作室进修的机会。当时的中央美院坐落在王府井大街煤渣胡同的一座不起眼的小楼里，但楼不在于它的高矮，重要的是有那么一批令人仰慕的老先生和精英聚集在那里，那种浓郁的人文气息，思辨的学术氛围，让我至今想起来还是感慨良深。同时，中国戏曲学院音乐系当年在全国招收四个京剧作曲专业的学生，刘晖幸运地被录取了。
就这样我们一起来到了北京。我每个月有40多块钱的工资，刘晖是学生，每月靠父母给些生活费，我们总是想方设法省吃俭用地省下钱来买各种画具和各类书籍。当时我们三个一起进修的老师合租了位于宽街附近的一间六七平米的小房子，寒冷的冬季，窗户纸碎了再糊上，脸盆里的水经常被冻成冰坨子，毛巾从绳子上取下来都能直挺挺地立在桌子上。从早上六点多进到画室，到晚上十二点骑车回家，午夜过后，王府井大街上一片静谧，我们畅谈着一天的成果，到了兴头上我来上一嗓子甩腔，只听路旁扫街的大爷停下来一声叫好!那是北京最初留在我心里的声音，这个偌大的城市并不可爱，但总有一些小小的角落牵着你的想念。
在那些艰苦而充实的日子里，我每天都过得充实开心，而离开了家，我和刘晖之间那种相依为命、相濡以沫的感觉更加强烈，因而也更加亲近。记得有一次我在中国美术馆对面的百花书店里看见一本《西方现代艺术史》，书中系统介绍了西方各种流派的产生和表现手法，我当时太亟须了解西方了，这本书简直是雪中送炭!但这本书要40多块钱，我按了按口袋，那里有刚收到的取款单，刚好是40多块，但那是我一个月的全部收入啊!当时书架上有三本，我抽出一本一页一页翻着，直到后来售货员不耐烦了，我才只好把书放回去。出了书店我径直向美术馆走去，但一点也看不进去，满脑子都是那本书。等我再转回去，那本书就只剩下一本了!我毫不犹豫地拿着书对售货员说，请帮我留着，我去取钱……
这本书在当时对我意义重大，使我知道了绘画现代史的发展脉络，得到很大启发，目标也慢慢变清晰，很多想法也就出来了。只是一个月的工资换了这本书，接下来吃饭成了问题。周末刘晖骑着自行车买来面条，在美院教室里的没刷过的碗里找剩下的菜汤，偷着用电炉子煮了吃。热腾腾的水汽扑在两张年轻的脸上，苦也变成了甜。一个月艰难的日子也就这么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那时，我们常常骑着一辆自行车穿梭在北京的胡同河沿，一天一顿饭，一起吃一碗朝鲜冷面。戏曲学院紧挨着陶然亭，我们就常常买两张陶然亭5分钱一张的门票，一边散步一边畅谈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未来。现在家里的墙上还挂着我为刘晖在公园湖畔拍下的一帧照片。她自然地笑着，齐整的娃娃头，盘扣的襟褂，深色的百褶裙，洁白的长围巾，我在旁边写上一串小诗做纪念。
一年多的进修时光很快过去了，当我带着满满一邮车作品回到济南的时候，我的心里已经明确了创作的方向。1988年11月18日，我在山东艺术学院展厅推出了以中国百年大难为主题的水墨画展，并举办了题为“改变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的讲座，收到了全校师生的热烈反响。
在接下来分别的两年多里，我们的爱情是飞鸿传书的等待，是幸福的分享，更是劫难的分担。刘晖一直是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她拿省下来的北京粮票换漂亮的簸箕、墩布、各种小盘子小筐子，憧憬着我们未来美好的生活。然而1989年画室的一场意外火灾又让她担负起与我共度劫难的重任。
(四)
这段日子，每天睡觉前我都会翻看几封我和刘晖的信件，很多事情历历在目，很多早已被遗忘。那时的爱情是用笔写下的想念，一天的琐事，点滴的快乐和伤怀都因为有另一颗等待的心而意义非凡。每一个小细节，每一次小幸福都那么细致地被记录下来，如果不是有这些信，我现在一定已经完全忘记。爱情就这样靠飞鸿传书牵连着，没有条件煲电话粥，更没有现在的E-mail、网络语音或者视频，而多年积攒下来的两大箱子的情书，成为我和刘晖一路携手走来，经历无数风雨的见证。
这样的重温也带我回到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1989年，学院教学楼暖气管道维修时，因为工人电焊切割时的不慎，引发了我三楼画室的一场大火，数百件作品和多年积累的绘画资料全部荡然无存。沉重的打击让我难以面对残酷的现实，绘画就是我的生命，而一场大火毁掉了我所有的曾经存在过的痕迹，我觉得自己就要疯掉了。在当时的日记里，我这样写到：”为什么要杀死孩子，而不连同母亲一起杀掉?为什么只烧毁我的心，我的血，我的创作，而不将我一同化为灰烬，空留我孤零零失去了灵魂的躯壳……
没有人在身边慰藉也就罢了，更让人愤懑的是还有很多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火灾并非起于事故，而是违章使用电器引起的!悲愤之中，我把自己关在画室的一堆残骸里，披着长发，不吃不喝不语，精神濒于崩溃的边缘。那时候暑假已经结束，刘晖远在北京上课，每天收到她的一封信是我全部的精神支柱，清晨看到传达室的大娘朝我招手，我的心就立刻活过来，看到她摇摇头，我的精神就一下子低落到极点。刘晖也是人在北京心系在我身上，她用各种色纸制作了几百个彩色信封，虽然作曲学业令她压力很大，业务非常繁忙，但她一定坚持每天清晨上课前跑出校门把那帧彩色的信封贴上她深情的亲吻投到路边那个圆圆的绿色邮筒里。有时早上刚把信发出，深夜仍不放心，就披衣匆匆书写几个字，叫醒看传达室的大爷打开校门，急急地再次奔向昏暗路灯下那个圆圆的传递爱、传递信念的绿色邮筒。那时所有的话语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那么一个希望，我才能让自己看到下一个天亮。
后来，在家人和恩师的帮助下我决定打官司，一来是还自己一个清白，二来也给自己的心血之作讨个说法。官司最后胜诉了，只是作品的估价低得可怜，并且一些补偿最终难以兑现。但在这个充满了心碎和打击的过程中，很多前辈和老师的鼎力帮助与精神慰藉，刘晖每天寄来的七彩信笺，这一切都温暖着我的心，成为劫难过后根植于心底的希望胚芽。
心灰意冷之时我弃画从商，短短几个月下来，丰厚的物质回报却无法给予我内心以快乐。当我看着白色的墙壁，作品的视觉构图，人物层次的安排，那些悲怆的表情，那些冤魂的召唤……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无法与画笔、与绘画分割，我的心已经苏醒过来，如凤凰涅槃之后获得了更为强大的力量。
重新投入到绘画的怀抱，我夜以继日地创作，写给刘晖的信件又开始有了对未来的希望。二年后，刘晖毕业，为了支持我的艺术创作，她放弃了留在北京工作的机会，马不停蹄地回到我的身边。金秋时节，我们终于踏入婚姻的殿堂。
后来，当我想要从《中华百年祭》的光环中抽身离开，去遥远的巴厘岛开始新的创作时，妻子说：“我嫁给了你，而你嫁给了艺术!我能有什么意见呢?只是这将意味着你会失去刚得到的一切，独自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再次吃苦……”
又是近七年的分离，又是二千五百五十五个日日夜夜的思念与牵挂。
这便是我的妻子，她心疼我，但她更懂得我。我们的爱情经历了太长时间的分离，太多悲欢的考验，也许我们很少说爱，也不记得到底是从哪个时刻开始爱上对方，但，很多时候她是我无论走得多远，一回头总能看见的那片温柔的光，很多时候她又宁愿挡在我前面，替我冲锋陷阵，为我站岗瞭望：这样的爱，已是完美吧。
我常常想，选择做艺术家妻子的女人其实选择了一条很苦的路，她也许对丈夫所钟爱的艺术一无所知，她只是单单地爱着这个男人，而为了这份爱，她们要忍受物质的贫寒，照顾爱人被艺术消磨的身体，要变得独立和坚强。但同时，她们也将获得平常人无法经历的人生，这也许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幸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