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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了一次世界多元文化的研讨会，这是一次充满友善、和谐和相互尊重的文化盛会，五彩纷陈，美不胜收。这里只有相互的平视，而没有任何人居高临下，只有平等而没有霸权。这样的会还会一年一度地举行下去，它的存在使这嘈杂喧嚣的地球，听到了一种声音，如闻仙乐耳暂明。人类的一切火与血的历史，都是违拗大自然的法则的，人类的族群不惟没有任何天赋的权利去歧视、统驭、压迫另一个族群，同时没有权利去忽视全世界不同族群文化的多元。
天无私覆，地无私载，为天对地球上的所有人赋予了同样的创造的权利，而“人类文化的多元性，是原始和早期农耕社会对人类的恩赐”（见本人于联合国教科文大会上的讲话）。我之所以重复这句话，并需进一步阐述这句话，目的是它对我们了解文化多元的源头，有着至为重要的关系。当高山大川、浩瀚海洋足以阻扼人们交往的远古，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人们都各自在一定的范围内生息繁衍。大自然当时是无言的导师，人们在混沌之中渐渐看到光明，然而所看的角度，则大异其趣。由于思维的发展，所想的方法，也楚辕赵辙。煌煌太阳在上，光照的时间、强度不同，于是人类族群的肤色各异。而人们相互之间思想交通的工具—语言，更趋舍异途。仰望苍天，杳无际涯；星辰随旋，妙不可喻。原始的宗教情绪，对自然一定是且敬且畏的。人们不知所从来，于是不约而同地找各自独钟的动物，这个动物未必是美轮美奂的珍禽异兽，却作为自己的祖先来崇拜，这是遍列全球的概莫能外的图腾崇拜。本质意义上，和达尔文的崇拜猴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达尔文建立于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而已。文化的多元，人类在那茹毛饮血的时代已然存在。人类的审美的多元，则更呈现出千奇万幻的不同类别，多元意味着不同偏见的同时存在，并行不悖。偏见者，一偏之见也，宇宙是如此的丰赡，它有无穷无极的美的存在，谁也只能看到它的亿万分之一。君以为美者，我或以为非美；而我以为美者，君或以为非美，这是一个不用辨析的自在状态。它自在，因为它快乐，你叫它不自在，它不快乐。我之自在，非他人之自在；他人之自在，非我之自在，这是万万来不得半点勉强的，因之，我们希求普天之下，不同的族群永葆厥美，持守、看护自己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审美尺度、标准和原则，而不为外物所移，恒居不变。“君子和而不同”，是先哲孔子之教，也可作多元文化之旨归。
有人会说，你这种观念不免保守，其实“保守”一词，当它放置在机械学的原理前，则是一种普遍的必要存在。以蒸汽机而言，蒸汽当然是生发推动的活力的所在，而活塞，则是阻挡这活力的保守之所在，这活力加上保守，才形成了机械之运动，这难道不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吗？前进和保守之间，它们相互依存，不可或缺，乃是宇宙一切运动物质的不二法门。因此守护既有的文化，那是生发新文化之源，守护多元的文化，则是使文化得以在新的时代、新的生存条件之下，产生更加多元的基础。事情就坏在一些无知而自视甚高的人，认为自己的一元是独尊于多元之上的存在，认为自己才是那勃然而前的蒸汽。自以为先进，则必以为别人落后，于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之后有了哲学上斯宾塞的文化进化论。我们且将斯宾塞看作一个迂阔的学者，但他的学问一出炉，那扩张主义的先生们正在窃然而喜，那正是他们急不可待的、必需的文化一体化的理论先导。显然，人类族群的文化乃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存在，它们拒绝这种强加之物，当一体化的谬说怪论喧闹一阵之后，人类会对它弃之如敝屣，人们喜欢祖父的祖父的祖父传下来的文化，还将传给自己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
人类在自然前的狂悖无度实在是可笑之至的愚蠢，西方谚云：“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在笑”，因为人类倘若不依循自然的规律，不存敬畏之心，那么，人类微不足道的智慧，立刻表现出本质上的愚不可及，而且随之而来的是人类的恶德的呈现。《老子》有云：“慧智出，有大伪”，人类的所有自以为是的“发明”，都会立刻有双刃剑的另一面出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尤其21世纪的人类，更应在此深自韬晦，宛如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所说：“现在物理学家知罪了。”人类亦曾有过限制科学的幻想，譬如上世纪60年代举世的大科学家们的罗马会议，但这些善的意图，抵挡不住科学家们的好奇心。半个世纪以来人类科技的最大成就是电脑化和信息化，它岂止是洪水猛兽，那几乎如《列子》书中那杞人所忧之天，那是不可设想的后果。20年内电脑、信息覆盖了全球，无远弗届。那卓越的比尔·盖茨，在他成为无冕之王后，悄然退出了这个领域，去做他的慈善家，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好奇心，已然在逐步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其善与恶，正不可逆料。据说，电脑的垃圾所带来的对人类整体灵智的毒害，有甚于往昔一切发明的一万倍。
电脑信息无隙不入，它在人类实实在在的世界之外，创造了一个虚拟的世界。人们奔走相告世界角角落落的真的、假的、幻觉的、虚诞的、可知可不知的信息。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再会有牧歌时代的静如止水的心灵，人类跌进一个大迷茫之网，听到这个说股市的灿烂前景，那个说指数的暴跌危机，莫衷一是，罔知所遭。宛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情报的发达，使一万个情报有一万个结论，等于没有情报。于是我们不免记起了2500年前的孔老夫子说：三思而后行，“再，斯可矣”，孔夫子只需正、负两种情报，—“再”第三个便是多余。其实我们在自以为聪明的时候，不过是将更聪明的人早说过的话忘记了而已。电脑在人们的迷惘中有些得意了，软件的制造者，现在已将中国音、韵、律输入，据说你限它一个韵，譬如“十二文”，叫它描述一下自己失恋之后的悲哀，而且必须是七律，不消一分钟，那诗就滚滚而出，绝对比斗酒三百篇的李白快，令人不胜遗憾的是，诗却是牛头不对马嘴，令人啼笑皆非，最蹩脚的诗人，都会增强自信心。电脑不是人类多元文化的福音，它能造就一个军团的、面貌大体相类似的“诗人”，而真正的诗人却会渐渐消失。
写文章的人，不会再留下雨果式的精美的手稿，以珍存于密特朗图书馆的手稿部；写情书的人，失去手迹的温暖的回忆。更可恨的是打出一个字，后面必跟出一个词组，中国的文字之妙就在于组合时的绝对自由，电脑当然不会有那种“天章云锦”的乐趣，再见不到清水出芙蓉的自然情态。
当然，一概否定电脑的人，不是顽固不化，便是智障。电脑提供了你查询的方便和储存的无限，然而这个方便和无限之后，依然有着相应的毛病。你可能查取到那零珠碎玉，但百分之九十九点五它会向你不厌其烦地大量地提供陈仓老谷、烂芝麻。当然电脑的巨细无遗也提供了你揭发文抄公的方便，有一次我命诸生依杜甫《秋兴八首》韵作和诗，某生交来之后，我看到其中七首完全不通，而就中一首则必出自轮老手。乃命熟知电脑之研究生，追查之，果如我之判断乃抄袭于清人诗稿。当然电脑用途不少，有益于人类处多多，我仅讲的是文化领域。用于国防军事和其他科技，则是另一领域的问题。
电脑在改造着文化，改造着一部分文化人。今天已有越来越多的电脑型知识分子，他们来到面前，失去了前一代知识分子的灵智风发和谈笑自若，大体有些冒傻气。他们渐渐成为电脑的一部分，这种贻害所及，甚至影响了少年们的健康，我不能不告诫那些家长们，叫他们的孩子到大自然中去。2300年前大哲庄子说古代有赫胥氏者，其族人与鸟兽草木同在，含哺而熙，鼓腹而游，过着人与自然合而为一的生活。当然，那只是哲人的睿智的幻想，然而他却讲出了一个真正的道理，人一旦与自然彻底地隔绝，无异于病态学中的自闭状态，那么生命的危机即睫目在前。
文化再多元，我们可以大分为两元，这便是东、西方在思辨方法上的分野。东方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各自的大厦大致同时建立于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200年，那时西方是古希腊时代，中国则是春秋战国时代。这时是确立思维方法、语言概念、范畴和立新树则的肇创期。西方的逻辑学、几何学和物理学，都需要精微的推演法作为他们的学术研究之法门。东方的，无论是中国和印度都以大而化之的归纳法作为创说的根本法则。西方的逻辑学使数学得以发展，而众所周知，数学乃是科学之母。有机械必有机心，庄子之论，并非空穴来风。机心者凡事必有明确的计算，其可行性、其实施法、其结果，必一一推论之、实验之、试行之。西方的哲学与科学同步，有时哲学家，本身便是科学家，如希腊之亚里士多德、德国的莱布尼茨和康德。科学的前进是加速度的，而哲学家在书斋中的沉思默想，却加速度不得，哲学家渐成尾追之势，以至到了罗素的学生维特根斯坦时，他不无悲凉地称，现在哲学家已经无事可做。东方感悟的、归纳法的哲学家们，却不会投入自设的牢笼和镣铐，他们凭虚驭风、羽化而登仙，东方的思辨来自天人合一的哲学信仰。他们将研究主体和研究客体合而为一，而天宇的无穷尽性，即东坡先生所谓“此天地之无尽藏也”，是经得起哲人们继续作逍遥游的，只是和科学的距离越来越远。西方科学家如爱因斯坦或者麦克斯韦，用一个美丽的方程叙说着宇宙的经典铁律，而这些铁律是存在于人类之前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说，即使地球没有生成之前，麦克斯韦的方程已经存于宇宙。这在中国称作“天机”，而伟大的科学家都是泄露天机之人。中国民谚曰：天机不可泄露，其实根源在于中国人对“机事”的蔑视和对“机心”的提防，另一方面认为宇宙大不可方，抱着“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观念。中国哲学史的前进和科学关系不大，而和人有着绝对的关系，张载（北宋大哲）之后百余年有朱熹（南宋大哲），朱熹之后三百年有王阳明（明代大哲），至于这期间科学的成就和他们的思维是杳不相关的。
东方感悟的归纳法的思维和西方推演的逻辑思维，都达到了一个巍巍乎高哉的境域，这思想上的二元，并行于东西方，而在冥冥中的邂逅，使我们不胜惊叹东方哲人不实而验的智慧。当我读到康德《实践理性批判》最后，康德心头升起了两个词：星空和道德时，我不禁欣极而呼，这不正是与老子“道经”和“德经”不期而遇吗？我相信，东西方的哲人都在解决着两个字之间的关系，这便是“天”和“人”，而他们的玄思冥想，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法在渐渐接近宇宙的本体。而今，电脑时代来临，东西方的哲学会不会进一步拉开距离，各葆一元的地位，或者融汇而创新的一元，这都是十分有趣的问题。
由文化五彩缤纷的多元，最后谈到东西方形而上学领域的两大元，我以为这种思路能帮助我们从纷繁的存在中，一一辨析入目，从而有更为广阔而博大的胸怀容纳和接受所有相异的文化。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种心态有助于人类的“讲信修睦”的大同世界的逐步实现，这是人类至大至美的善的目标，我们应为它的来临尽其所能。
人类的文化从人文初开及至于今，任何古国的遗存，都可说是劫后余烬。我们所做的一切保护工作，都是在残灰劫火中淘出那残存的吉光片羽，即使硕大无朋的古希腊巴特农神庙、古罗马斗兽场、中国圆明园也都只留下了夕阳残照中伤心极目的骸骨。人类建造文化的圣殿何其艰苦卓绝，而破坏则只需一把火，人类有创造的美好欲望，同样有破坏的凶狠险心。人类破坏的目的来自族群之间的仇恨、对珍宝财富的掠夺、对高于自身文明的妒恼，而人类文化史上最丑陋的则是1860年英法联军对中国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的彻底焚烧和劫掠。本族群的破坏则来源于王朝的更替、经济利益集团的矛盾、蛊惑人心的宗教歧见、流寇的扫荡和窃贼的偷盗。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灭佛运动如北齐、如唐、如太平天国，其所毁之彻底，都是史所罕见的。以儒家为自豪的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谭厚兰所率红卫兵将孔陵七十五代衍圣公的石碑完全砸烂，墓室珍存一夜之间抢劫一空，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罄竹难书的一页。今天的孔陵竟如何，当人们想起保护的时候，所做的工作只能是收拾残局，所有衍圣公的碑都是用水泥重新黏合起来的，昔日的尊严只剩下了破落。所幸者和谐之世终于来临，中国历史遗存又层出不穷地出土。红山文化、河姆渡文化和三星堆文化的彰显，将中国人文历史的辉煌，推向新的高度，而兵马俑的出土，更蔚为世界文化奇观之一。我们在躬自流涕之后，终于有了一些欣慰的笑容。
王国维于1919年己未沈曾植（寐叟）七十岁时有祝祷寿文，文云：窍尝闻之，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世变愈亟，则所以笃之愈至。保护中国文化传统，不只需要发动群众，更需有真知灼见的学人导夫先路，绝不要再作盲目的修补和刷新，竟至于将那典雅的兰亭油漆一新，将黄鹤楼修得如假古董一般可笑。历史感是造不出来的，那时代的沧桑，也可以构成审美的对象，引发无穷的感慨。那圆明园的残柱，在夜幕来临之前，不啻唱出了一首悲愤之歌。这不只引发了我们的自强之心，也使当年构患者的后代良知发现，识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真理，从而不要再在国际舞台上忸怩作态，演出一些不齿于中国人的丑剧。
中国的文化不只存在于朝廷、庙堂和黉舍，它还深深地根植于民间，成为在时间一度性中流动的集体记忆，它们的表现或是一种说唱、一种手艺、一种传统方式（譬如以世家为传承载体的诗文传统），这些文化以更广泛而丰富的内容，构成中国文化的伟大传统。挚友冯骥才兄近二十年来舍生花之妙笔而就精微之检索，其对即将消亡的某些中国民间文化的拯救工作成绩斐然，为世所瞩目。
文化的发展的前提是光复旧物，承继前脩，先行而后知。在我看来，行与知，行先于知，其知必深，而知先于行，其行必踬。因为一切真知都来源于实践，譬之作画，不画千张万张，何称懂画；亦如谈兵，赵括作纸上谈，一战即溃。
在奢谈保护民族文化的人中，我们很容易从中挑出对传统一无所知的愚瞽痴聋，苟任由他们保护，必是一场新的灾祸。唯有深知传统的人能胜任其事，如李学勤先生所领导的有关中国确切纪年自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向前推移，那是一项集考古学家、文字学家、历史学家、科学家严肃工作十数年的伟大成果，我尊崇这些爱国者的苦心孤诣，他们卓越的工作无疑提高了全民族的自信力和自尊心。
儒家学说生命之树常青的标志是孔子学院在世界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而国内也纷纷扬扬地成立了形形色色的孔学研究的机构和学校，在电视荧屏上出现的孔学普及讲座，为儒家思想的传播打开了方便法门，甚至有好事者办起了少年班，叫七八岁的稚子们摇头摆尾地背诵子曰礼云，是颇富生气的一派风景线。可见诸子之学中，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依然是入世的、切于实用的学问。这一切做法都无可厚非，摸石头过河，都可作多方之试验。依我之见，当务之急是请博学鸿儒们编撰小、中、大学的儒学课本，在时间的考验中，逐步形成统一的、权威性的教学必读教科书。权威不是任命的、不是长官意志可以决定的，它在比较中自然生成。当然编者不同，风格各异，也可能在教材上有不尽相同的选择。有重儒家心性派的，有重儒学义理派的，这都无妨，未来可能统一的课本正是各派的综合。我想这是提倡儒学的一条宏门大道。
至于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大概第一步还是先过语言关，中国文字不大好学，不如拼音文字，会说了就会念，不过我相信，21世纪中文将是一种强势语言，不像法文，担心自己的颓萎。
中国画自上世纪50年代黄宾虹、齐白石、徐悲鸿逝世，继起者是一群天才卓绝的大师，山水画界的傅抱石、李可染，花鸟画界的李苦禅、潘天寿，人物画界的蒋兆和、黄胄，皆是功力深厚、慧智超群、风格爽发的大手笔。彼时可谓千日当空，群星灿烂。上世纪90年代前，大师先后鹤归道山，画坛立刻呈现了短暂的沉寂。当有大师罩着的时候，各省市的群雄们都能安其位，乐其俗。一旦艺坛无主，那各种跃跃欲试的心态都会萌生。加之市场以兴，铁饭碗的打破，无疑使群体性的惰怠失去了支撑，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首得其惠的是在社会契约允许范围内发迹的商贾、企业家，包括歪结领带的村镇企业家。其次得惠的当属艺术家，他们发现市场并不属大师所专有，于是奋起直追，朝学执笔，暮储万贯，飘飘乎迷不知所向。他们以为荧屏弄一个脸儿熟，是艺术成就必须具备的条件，艺术之外的东西想得太多，艺术之内的真谛则所知甚寡。更迫不及待的是赝造名作，高价求售，天下第一等的聪明人和天下第一等的笨家伙都在作画，简直是世界上独无仅有的奇观。在这方面，本人是重灾区，网上统计，我的伪作流布于海内外者有五百万张，苟全为真品，以我平均每年画200张计，当画二万五千年，这浩荡的赝造大军，少说以万人计，最初出现第一张赝品时，我颇愤愤，至今我悟出了民谚所谓虱子多了不痒的道理，那就耐心等待着法制的健全吧。
心浮气躁，很少见书画界那坚守寂寞之道的高士，再见不到倪云林和黄子久，见到的画家气质高华者不多，而书家胸无点墨，写一部草书千字文，错了十四个字。画家、书家都在暗中计算，画以尺计价，这是天下最荒唐的事。艺术从来不可以量化，宛如文字不应以字数计一个道理，写长诗的必是富翁，写七律的聊可温饱，而写“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陈子昂非饿死不可。
绘画成了社会的热门，嗓子不好去独唱一定会被轰下台，而画家则不然，明知自己不行，却有着种种的旗号 的支撑，对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尚一无所知，却以后现代主义自标，既然米罗画一根线可卖一千万英镑，岂独我不成？在人类的文化史上没有比后现代派更能起到对古典主义釜底抽薪式的颠覆作用。目下报考中央美院的有几万人，都以为这是一条成为名人的捷径，于是竟有友人带着儿子来找我，说：“他学什么都不行，干脆跟您学画”，而喜欢自嘲的朱新建称自己什么都不是，“堕落成为一个画家”。
然而，正不需过分悲观，中国是一个大国，什么奇迹都会发生，只要是美的真实的存在，都会在一阵喧嚷之后再现人间，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尚书》在人间绝迹，偏偏汉代有一个名伏生者，将《尚书》背诵了出来。艺术不是兵团作战，它永远是少数人的事。《全唐诗》有四万八千余首，二千二百个诗人，最后还是李白、杜甫、韩愈、李义山少数人名彪千古。以某一个诗人言，其顶尖的杰构，也是少数几首的事，陆放翁的《剑南诗稿》有诗万首，然而就中有三五十首脍炙人口，流传百世，那就是大诗人。“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俯仰之间，不亦越乎万里之外。艺术本是智、慧、灵不期而至的产物，功力称“智”，悟性称“慧”，最最难得的是“灵”，“灵”，精灵也、神思也、妙谛也，它忽焉而来，忽焉而去，那是通邮天地鬼神、可以心悟不可以言传的、不可见的存在。而能有“灵”的艺术家百无一焉，千无一焉，万无一焉，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此其类也。把艺术当儿戏、当混饭吃的工具的人，在西方的文艺之神雅典娜、东方的文艺之神庄子前，应当自惭形秽。
我们大可不必为中国艺术之前景担心，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没有根。首先，他们没有像西方德里达、利奥塔、赫伯德里特等理论的先导，使他们心里没数、唬人时心里发虚。其次，他们知音盖寡，中国人在艺术欣赏上不太如西方人之喜欢跟涛随潮，你深刻了半天，遇到的大体是心不为所动的、有着东方人特有的自持力的人群，所以798之类的艺术市场，虽有种种的标榜和鼓吹，种种的人物去起哄，大体的命运是少数人得益，而大多数艺术家则眼巴巴看着那些张大嘴、满嘴牙齿、戴着军帽的画中人在向他们嘲弄。
然而中国毕竟是文化大国、文化古国，当中国已出现了屈原的时候，那藐视中国文化的伦敦市长的祖先盎格鲁萨克逊人正在茹毛饮血呢。中国文化中形而上的部分，在21世纪之后，将愈来愈见其博大而深邃。形而下者谓之“器”，我们大体可称之为文明，形而上者谓之“道”，我们以为可较恰切地称之为文化。文明是可以拿来主义的，你今天有的，我们明天会有。而文化则不然，形上之思存于世界某一族群的血液之中，我之所有，不太容易成为你之所有。“好学近乎智”中国人近三十年的实践已然接近了西方几百年的成果，人们发现原来中国国学最了不起的启智的功能，不惟没有使中国永远落后，而正是由于它使中国人绝对有权屹立于世界民族的丛林。
中国画向何处去，是食人之剩菜残羹、误以为创新呢，还是强其内质、自辟蹊径呢？当然，有志气的中国人取其后者。于是我提出了“回归古典，回归自然”的艺术口号。其实这个口号的发明权应属于东西方的先贤大智，西方文艺复兴时，他们从希伯来文的圣典得益匪浅，而东方韩愈、柳宗元辈的“文起八代之衰”，也绝对是从先秦两汉的文章得到启示。人类有一个挖不尽的宝库，其中有无尽藏的储存，提供了你具体继承和抽象继承的可能性。而不死于古人章句的智者，代有其人，这就造成了中国文化的瓜瓞绵延、生生不息。然而在创造中再生必借助于自然的启迪，自然在人类面前，永远是庄子所谓的“大宗师”，人类的一切智慧，都是小智小慧，而宇宙才是大智大慧之所在。“宇宙”一词早见于庄子，那无始无终的时间称宙，而无际无涯的空间称宇，它是人类所有的智慧之源。在自然之前，人类所能做的唯一选择是敬畏。敬畏之、依顺之然后才有创造和前进。一切人类违拗大自然的行为，最后都以彻底的失败告终，这是为人类历史所充分证明了的。然而人类一切的恶德之源，便是忘却。柏拉图所告诫人类的：人类用自己不朽的生命，对永恒理念的回忆，需要一种方法，那就叫逻辑。我们很遗憾西方若干企图媚俗的政治家，他们本应有很好的逻辑思维，作合于逻辑的思考，不只是数学家的家数，而且也应该是政治家的家数。
中国画和中国的古典哲学、诗学一样，有着沉雄博大的传统，21世纪中国文化必然对世界有着巨大的愈来愈明显的影响，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不是故步自封的保守的文化，它以百川归海的雅量吸纳世界的文化，熔铸着自己，改造着未来，中国人同样有着不计前嫌、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大度，然而倘以为今日之中国依旧是1860年前的中国，那你就不能称为识时务的俊杰。让我们等待奥运圣火在北京的辉煌，这辉煌其实属于世界所有热爱和平的人民，它不是政治讨价还价的砝码，有眼量的政治家们将会深知中国和世界的未来，躬自反问，以历史看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做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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