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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当代艺术大师，您在上世纪就提出“回归古典，回归自然”的艺术主张，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对于“回归古典”在今天的现实意义方面，能否请先生作进一步具体的阐述？提倡“回归古典，回归自然”所希望达到的社会教化功能在哪些方面体现？它所面临的主要困难主要表现在哪里？
“自然”，大家很清楚，自在已然之存在。它是毋庸置疑的、无须辩说的大存在，它是人类所见、所感的一切。它是妙不可言的、恰到好处的本体。它是人、地、天、道所依循的大法，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它面前，你唯一的选择是敬畏。当然有某科学院士谓对自然无须敬畏，大家都知道这种类型的神经病，不烦医院之检查。“回归自然”云者，宛若投入母亲之怀抱，那儿有真正的生之温暖、爱之伟大。你会对冷漠的人生产生本能的厌恶，大而言之你会自觉地告别鄙俗至极的国际交换、伪善的握手言欢等背离自然的人类恶德；小而言之，你会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你奉献了勤奋与汗水，自然会报之以安逸小康。人类应当渐渐忘却那些反自然的格言，譬如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谬说妄言。物质上的小康，并不意味着精神上不需奢侈。“除却诗书何有癖，独于山水不能廉”是多美的人生理想、多么自足自适的精神状态。其实那些贪臧巨鳄，无意于山林之趣，他们的美感享受是堆积如山的黄金珍宝，是没有爱情的臭烘烘的浪女胴体裸陈。反自然，当然是丑陋和龌龊的。回归自然，在中国《老子》书中是复归于朴、复归于无极、复归于婴儿，这朴、无极和婴儿，包含着自然的神、心和性。忘了自然的人为，则必包含“伪”。 “伪”字是一个会意词。难道古往今来凡人为之事皆“伪”吗？那你真是胶柱鼓瑟之辈了，你做得自然，合于天意就远离了矫情、造作的人为，你就远离了“伪”，再清楚不过的事，都有一百个蠢家伙等着提问题。“古典”，大家也很清楚，古代流传的经典。它是经过了岁月考验的、历代硕学俊彦鉴赏的、构成民族文化大厦的伟大智慧。经历了无以数计的兵燹、劫掠、虫蠹、霉坏，能安然保存至今，我们真应千叩首、万叩首，感谢为天的仁厚，使我们知道人类（该文所谈多指人类，而不仅指民族）曾如此聪明过。百、千、万年以还，人类智慧倒不一定消退，可品性却难得进步。人类的瑰宝，抢去之后，厚颜无耻地树建于广场，深藏于书库，就是不还。其实还到原地，对人类好处大得多。《永乐大典》一般高鼻深目的人看不懂，而中国但凡优秀的国学家，都会如遇故人，与之对话。
损失太多、忘却太多、批判太多，因之我们须要做些捡起来的工作，然后再谈回归。
回归古典、回归自然的根本目的是呼唤新时代的文艺复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有一个开明的、有钱的梅迪西斯家族作后盾，而中国目前的富裕抵得上一千个梅迪西斯，开明更是不用怀疑了。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呼唤新的文艺复兴。当年季羡林先生说21世纪的文艺复兴将发源于中国的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还远非今日，他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却不期而言中。目下的中国，第一句话：阔；第二句话：牛。文艺家缩在那儿蝇营狗苟干什么，等什么外国人的青睐，中国收藏家的军团已然形成。文艺家太清贫不行，富裕固然不是艺术之母，但清贫则往往是艺术之邻居。所以中国的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应该想一想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做些什么。
人类文化的发展轨迹一定是生发—成熟—经典—批判—否定之否定—回归。经过了批判，古典的精华不惟没有批倒，反自显批判者之浅陋，从反面让我们看到传统经典之美奂。人类文明的前进，营养永远来自古典和自然。使全民认识这一点，不靠大声疾呼，文化从来不会因号召而成功。市场却是目下必须利用的社会力量，市场上的语言是大众听得懂的语言，是他们走向艺术的方便法门，更深邃的语言则须慢慢来。谈到社会的教化，是万万急不得的，需要润物无声的心灵上的工作，是社会整体工程，困难是有的，但目前的形势看好。
二、记得在您故宫展览以及研讨会上，面对众多专家的谈话，您在答词中提出自己是“中国文化忠实守望者”，在今天多元文化共存的整体态势下，我们应该守望的文化是什么？在守望的过程中，许多因为守望者本人的认识和实践程度而导致的种种盲目性应该以何种心态来面对？
中华民族的文化的多元化，自古已然，非自今日始，东周列国时代，中国古典的文化已形成了缤纷多元的局面，那时虽然周室衰微，群雄并起，却为思想的自由竞争留下了不少的空间。而君与臣的双向选择，又使士这一阶层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这是中国文化源头的活水，马克思曾讲古希腊是人类健康的童年，那么东周列国时代也可说是中国健康的童年，童年的唯一标志是独立之思想与自由之意志。今天的多元共存，你大概讲的是我们有容纳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艺术的胸怀而又有坚守中华民族文化，使之厥美长存的决心。我同意你的看法，每种艺术都有生存的权利。但我似乎没有伏尔泰那样宽容，伏尔泰曾说：“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其实我从伏尔泰对卢梭的态度上，看不出他有如此伟大，谈不上“拼死”拥护辩说对手的话语自由。我可以冷眼静观目下的多元，这已早非传统文化之多元，够不够得上“元”字，是有待考量的。这些因风而芜杂生发的所谓多元，无须我们去守望，也许还以为不够守望他们的资格呢。我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守望的忠诚，来源于我们对它博大深湛的人文精神的永恒之爱。但凡历史遗存的典籍、寸笺尺幅、吉光片羽，皆我之血脉生命；丛林古刹、巍峨建筑、一刻一琢、一木一石无非我之肌肤骨骼。这就是中华历史遗留下来的、充满列祖血泪、故国沧桑的一切，我们都会守望它、呵护它。我们在爱它的同时，也不可妄自菲薄，永远取侏儒仰望巨人的视角，我与古人同在，在一个视平线上，平等是一个有尊严的人对今对古都应持的视角。不必陷入今不如古的盲区，最大的盲目性是对古人所说，不敢有陈言务去的自信，那就永远是个掸尘曝书的仆人，不能成今日之主人。
三、您认为“精英文化”在今天“大众文化”比如消遣文化、快餐文化等日益强盛的局面下有否重提的必要？
“精英文化”不是提不提的问题，它是自在之物。“精英文化”是“尽精微、致广大、尊德性、重问学、极高明、道中庸”的学问，人数不多，但其实是一个民族文化灵魂之所寄。“大众文化”应该是“精英文化”的联袂者，而不应是对立面。大众文化走近精英文化，精英文化关切大众文化，则民族文化之幸也，且幸莫大焉。大众文化是个好东西。
精英文化是不会被赶向社会边缘的，它在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心目中，永远是生命、是火种、是秋的储藏、是春的消息。
消遣和快餐满足浅层次的官感，譬如耳目之娱、果腹之快等等，后面加上“文化”二字有些不伦。耳目之娱和果腹之快，知识分子闲散或饥饿之时亦且需之，不当轻视，不过它们盛而不强，稍纵即逝，不会使精英文化湮失，也不会对民族文化构成任何威胁，甚至我们应该投注一些精力，使它们能上升为大众文化。
四、先生在酝酿撰写一部《中国画研究法》，您最初有此想法主要是出于什么样的现实针对性？您准备用什么文体来完成这部著作？作为一部对中国画的研究和学习具有指导性的论著，它的观点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是您个人的体验总结还是法尔如是？在将来面对大众的普及中，可能会遇到什么情况？比如深奥的语言、不同层次阅读者的需求等。
《中国画研究法》一书，不一定针对目前研究中国画的问题，即使大家方法都对，也还存在一个深浅雅俗的问题。中国画是中华民族文化丛林中的一株参天大木，由于年代久远，部分成为不朽的木化石，部分永葆美妙之顽强生命力，岁老弥坚，盘根错节，枝繁叶茂。中国画和中国书法一样是一个说不完的领域。我们能容忍研究方法上的高低，但我们绝对拒绝对中国书画的所有不知羞耻的恶毒攻击和诽谤。一见他们有动作便见他们有动机，鸣鼓而攻，更待何时。《中国画研究法》可谓法门木铎、棒喝当头，敲得厉害，但还存在一些慈悲心，等待他们有朝一日的幡然悔悟。
中国文言文，篇幅小而含义深，意蕴周流无碍，辞章淋漓酣畅，所以《中国画研究法》准备用文言文写。主要给我的意气相投的学者或我的博士们读，对他们未来治学，我愿铺以砖石。印数会很少，因为有些东西是不需要太多读者的。书中所有持论皆非偏私之见，法尔如是耳。奉行不可辩说、毋庸细审的当然法则。凡可辩说者便非常道、常名。我这一想法不可笑的原因是历史上有这样的文论不少，如《文心雕龙》、《书谱》皆是也。
五、先生近年来曾多次提到“后现代”文化和思潮的影响，它和文化的平民化是否相同？先生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集中在其对民族精神和社会进步的破坏力上，就这一方面，我们也常常在一些现代艺术的展览或者网上看到一些极端的例子，您觉得这些问题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现实？该如何来面对？
搞文化的人，心中先不必有障，这障便是我搞的是贵族化的精英文化，你搞的是平民化的草根文化。其实谁是贵族，谁是平民，还不知道呢。大家要紧的是全神贯注地去搞，并且搞好，那是根本。就怕还没有搞好，而法幢高树，误以为自己是旗手。外文不知道几句，说自己已是法兰西之血统，可笑荒诞而已。他们既非贵族化，也非平民化，可以名之曰：痞子化。他们对中国画的仇视的根本原因是自己画不好中国画，不过还要装懂，石涛的《画语录》遇到这样的人真是惨莫大焉，念得通吗？慢慢来，别着急。
对后现代主义我曾有一含有普遍意义的界定语言，那就是一切失序的，无论哲学、文学或艺术都可纳入“后现代”。因为失序，便处处与天地之大美为仇寇。秩序，永远是宇宙存在的法则，从巨大的星体到微小的尘沙，尘沙中的细小的粒子：电子、中子、质子等等，都得遵循着必然的轨道旋转。爱因斯坦说“上帝不掷骰子”，赌徒就是从骰子的偶然性中觅生活的人。艺术界是不乏赌徒的，你说他们处心积虑地要破坏社会的进步，不免言重了，但他们认识的误区使他们实际上成为了社会黑暗的一部分。譬如非理性的自由，必致意识上之无所适从；非契约的行动，便足以成为犯罪的渊薮。谈不上人际关系的“重礼”，更谈不上修为上的“主敬”，无敬畏和无礼貌是最容易戕害年轻人的，因为在生命攀登上，不做功的下滑最痛快。现在你不妨去看看，所谓的激进的、愤怒的艺术青年，你不知道他们激进的目标何在？是再一次跨越20世纪西方的后现代诸流派？谁妨碍你的手脚而使你如此怒不可遏？我相信青年人有单纯和率性的一面，但这要用到好的地方便成为善之根，再加上增益其所不能，如子夏所谓：“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第十九》）这似乎是先哲的老生常谈，不过最容易忘记的往往是这些平易的真理。平生最恨贻误青年人的胡言乱语，如号召他们成为“真的猛士”。我以为目前告诉他们艺术和科学一样，想成为真正的民族的大艺术家，必须坚守寂寞之道，我以为目下是几十年来所可能遇到的文化发展最好的时节，我们要珍惜。同时青年人不要以为时间是可以奢侈的，几十年不过一眨眼的工夫，濯足沧波无挂碍，锦帆应是到天涯。
六、就当前全社会对人文精神的普遍重视，您认为我们应该首先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对青少年一代的精神和品质培养能切实起到促进？我们注意到，有些地方面对幼儿园小朋友或者小学生开设读经课、背诵古典诗文等，您认为这样的方法有什么弊端？
我极为欣慰地看到全社会对人文精神的普遍重视。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事。我们不要过分苛责某些做法，因为都还是在试验过程之中，总有好处而没有坏处，这是我的整体评价。有好的选本，儿童甚至可以开设背诵的短期训练班，花不了太多的时间，就能收获到不可预期的效果。目前是过渡时期，即摸石头过渡川流的肇始期，看不出什么恶的弊端。当然，传统的经典太多，需要睿识大儒们来从事一项特别伟大的工作，那就是编小、中、大学的儒学读本。这个读本最好是统一的，不要像大学语文课本，名牌大学谁也不服谁。统一而必读，就得有权威性，而权威性又不是可以由行政命令的，这就需要先有不同的各种各样的选读本，经过时间的考验，自然淘汰律会起作用。不同的选读本其实都不会坏事，说不定还会形成选读的流派，有的重儒学中的心性派，有的重儒学的义理派，一个活泼泼的生面会形成。为什么不选读佛典和道典？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然后再谈空论玄，空与玄，非不好也，亦伟大之传统文化也，且与儒不可分，我只是说，当务之急是儒学的普及，而不是先发给小学生们一个木鱼。
七、先生近年来不断发表的一系列大文章，其中包含着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和人类前途命运的关怀和希冀，您在上世纪就曾明确提出“和谐”的概念，您从写作中最希望表达什么样的思考和寄托？您这样的使命感和担荷从什么时候产生的？
我以为人类的命运在21世纪可能会发生空前的巨大的变化。20世纪全人类的共同铺垫似乎十分恶劣，包含着人类恶德在20世纪淋漓的展现。频仍的战伐至今未止，历史短暂而自以为力大无穷的国家，希图把“民主”捆绑在导弹上，创造人类进步的奇迹，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世界上这处那处玩火，败绩，再玩火，再败绩。恐怖主义分子的肉弹相当壮烈，然而轰鸣，死亡，再轰鸣，再死亡。我们每天在看着以恶抗恶、怨怨相报的惨剧。闻一多说：“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不啻是今天中、近东之写照，看出闻一多的愤怒的连类通感已及于半个多世纪后的今日。然而，我看到来自中国的希望，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领导者们，同时都看到“和谐”是目前混乱不堪的世界唯一自救的药方，科学治国的根本法门是和谐，而且和谐将会成为中国处于世界激变中最有力的指导原则。于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处变不惊的、有力量、有财富的而又彬彬有礼的大国—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未来重建世界和睦村落的巨变中，有无可旁贷的使命。天不亡我中华，必不亡我中华之文化，中华文化而又裨益于世界者，正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世界理想，正是“讲信修睦”的国际关系准则。国家有国家之气质，在我们看惯了那些撸胳膊摔腿的流氓气质之后，深知改变气质不只于人大有关系，于国、于民族也大有关系。如果国与国之间，都能心怀敬畏，意向醇和，灭除一些人欲，顺应一些天理，那么我们会少见很多咬牙切齿的嘴脸，人类会生活得富有诗意得多。先和谐几十年，再谈文艺复兴不晚，也许我还可以亲临其盛。
我深深地为人类祈祷，虽然知道个人力量微薄，所能做的仅是数十年来在诗、文、书、画各个领域倾诉我这种至诚的祝福。我相信21世纪是中华文化磅礴于全球的世纪，新的文艺复兴所倡导的人文主义应该是对地球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它包含了对全人类品性的脱胎换骨的再造工程。此前，或许会有山崩地陷、海啸风飙，早已漏船载酒泛中流的地球，几乎走近地狱之门。没有一点刺激和教训，人类大概不会看到自身追逐之卑微，不会相信自然震怒之伟力。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人类好自为之吧。我最近有一篇文章《童心论》论及中国自上古至今所推重的人心之初—童心，那是一颗纯善至美的心灵，人类今天所湮失的正是童心，你们不妨将此文找来一读。
八、前一段时期曾经有“科学和艺术”的关系问题的争论，您也曾经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那么您认为科学和艺术有相通的地方吗？您的朋友中不乏大科学家，您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如何来讨论科学的美和艺术的美？对于把科学和艺术作为币之两面的看法，您认为其可能导致的后果是什么？
我与当今世界伟大的科学家如陈省身、杨振宁、丘成桐都谈到中国诗、书、画也兼及欧洲的艺术，我们共同的看法是无论科学和艺术首先都是描述客观宇宙无言的大美。科学无疑是尊重客观的，科学美所反映的客观宇宙几乎需要一种诗意的描述，陈省身先生眯着眼睛看着天边讲：“简直太美了”；杨振宁说：“在没有人类之前麦克斯韦方程就存在于宇宙，这是多美的简捷的描述”；丘成桐说：“数，构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妙不可言的宇宙”。他们的谈话神情使我感到他们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美时的幸福，而艺术家看到的美就是可以视、可以听、每人在意念中可以触摸和体验到的存在的某物、某景、某情节。科学之美和艺术之美是两片水域，而不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科学之硬币，正面是科学，反面不会变成艺术，往往和真正的货币同样，科学之币正面是目不暇接的宇宙万象、是花纹，而反面是文字、是一个方程式。艺术之硬币，正面是艺术，反面也不会变成科学，正面同样是可视的艺术作品，百彩纷陈，而反面则是美学的言说，譬如诗学的“思无邪”、书学的“心画”等等。有一位科学家教艺术家们用艺术来解释科学的理念，那会使无数荒诞的作品产生，说不定会出现一种名叫“科学后现代主义”的艺术门类，于目下早已太过嘹噪的艺术界，无异于增加热闹，于艺术发展的本身杳不相关。黄胄倒是画了一匹马，说是物质的运动，可是我只看到马在运动；李可染先生画了一根弦，一定是这位科学家硬教先生画，我想这是先生平生最不愿画的东西。看出黄胄和李可染是在应付他。
九、中华文明是世界上仅有的数千年绵延不绝的古老文明，其历史上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但外来文化因素最终都被融合而同化，那么，先生认为我们这一文明的持存性在于哪些方面？地域？思想？人性？抑或是其他？
文化当然和地域、人种、人文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地中海强烈的阳光和古希腊盛产的大理石，使上古的古希腊人创造了辉煌的古希腊雕刻。佛教来到东土，经过中国文化的改造，所留下的云岗、龙门石刻，是在印度不可能看到的。芭蕾舞在中国不容易发展，大概与我们的人种有关，女子的脖子和腿都短而且粗，产生不了乌兰诺娃。中国西边的喜马拉雅山、北边的长城和东南边的海洋，使这一片海棠叶般的大地形成了自足生发的文化传统，而且博大精深、生生不息。外国东西来了，我们都会精心地（当然包括了挑剔）掂量掂量，扔掉的多，用上的少。这不是出于民族的狭隘，而是由于民族的骄傲。中国的大知识分子没有不骄傲的，叫我们去膜拜后现代派？笑话。文化自身的独立性，我们应该感谢两千年的农耕文明，那时人类很少来往，欧洲的远客英国人乾隆年间来到中国，碰了一鼻子灰回去。一百年后恼羞成怒的家伙纠合了法国人来中国无耻抢掠，这种外来强盗文化的因素不会为中华民族吸收的，中国人自古以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讲信修睦的文明，不正是今天世界所缺少的吗？
十、先生大著《大丈夫之词》在社会上反响很大，您认为我们民族最可珍贵的品格是什么？
我们民族最可珍贵的品格是坚韧、智慧与和平。
东周列国时代周室礼崩乐坏，那是指的周天子已无法控驭力量做大的诸侯，并不意味着那时人品的沦丧。相反，我们称那是中国健康的童年。百家争鸣意味着思想之独立与意志之自由，而重大义、轻生死的大丈夫精神：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由孟子总结出来，成为二千多年来中华民族人格的标尺。
中国人的智慧程度是毋庸怀疑的了，衡量一个民族智慧的深度就看他们形而上的学问走到了何等深奥而峻极的境域。中国的道藏、佛藏和儒藏是三座大山，日本人弄了一千多年，似乎还掉在五里雾中，出了个伊藤博文，知道西方看得见的东西拿来便行，中国的东西拿不走。
中国人热爱和平，自古以来没有发动过对外的战争。蒙古汗国建立欧亚大帝国的时候，中国也正遭蒙古汗国的侵略。当然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在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维持了一个世纪的元代，而且蒙古人和汉人也逐渐融合了，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但俄罗斯人闻风丧胆的鞑靼人似乎和中国无关。现在浅学无知者好谈黄祸，殊不知蒙古之黄与汉人之黄不是一回事。英法联军对圆明园之强盗行为，我们可称之为白祸，但这是西欧之白，不是北欧之白，我们很清楚。
十一、明清以降，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百年梦想：彻底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形象，实现中国的文艺复兴。在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今天，我们能否圆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梦想，实现中国的文艺复兴？实现方式和路径究竟安在？
你讲错了，中国一百多年来知识分子在认识上有一个误区，以为中国的积贫积弱是由于民族的传统文化经典起了坏的作用。弃之犹恐不及，于是就打倒孔家店。鲁迅先生和梁启超先生都觉得中华民族肌肉不够发达，要提倡斯巴达精神，于是我们有幸看到一张鲁迅先生练武的照片。连我的曾祖父范伯子先生，也大倡国学之无用、西学和西方教育之重要，把几个儿子都送到日本去留学。他们当时不会想到在全世界设孔子学院。意大利文艺复兴绝对是财力雄富之后的产物。文化是奢侈之事业，整个民族还在饥饿，是谈不上文艺复兴的。今天我们和先辈不同之处是，中国现在不是一个穷国，拨拨算盘就能买几百架飞机，就能使欧洲一个大国的总统载誉而归。国富了，原来发现这富，也有中国原来的文化底蕴起了大作用。的确，今天不只有了提倡文艺复兴的、明确的指导思想，更有了支撑这复兴大业的财富，这个梦已不遥远。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在一切媒体、出版、文艺表演、二○○八奥运会开幕式，告诉全世界，在东方，那历尽劫难的不朽文明没有死，告诉人们它的复活不但不会给世界带来灾难，而是会带来永久的和平。中国的文化人应自坚其品性、改变其气质。告诉那些节目主持人，鸡窝式的黄头发和中国文化没有关系。提高民族自信心是实现中国文艺复兴的文化必要前提。
十二、我们知道您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您的学问品格养成与此有很大关系。在今天社会家庭结构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家族教育式的文化传统接续方式已经不能延续，您认为今天的年轻人如何弥补这种缺陷？
当然，你现在想再找一个像南通范氏诗文世家，有四百五十年诗学家传，而且十三代诗人瓜瓞绵延的家族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个家族百余年来和国内几个极负盛名的家族如江西义宁陈家，安徽桐城姚家、马家，江苏泰州缪家联姻，构成了中国文化精英家族的交汇，这更是近代文坛的一条灿烂的风景线。今天的社会，以家族为文化传承的重要教育途径，已渐不存在，而术业的专攻和分野，和一百年前的阅读内容齐一也已经完全不同。可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幼稚和少年教育依旧是不可忽视的。这些年来人们太不关心幼儿与少年的教育，这会在十年之后产生大危机，我们可能会遇到无礼的、不敬的、横过来走路的一代青年人，那会是垮了的一代。亡羊补牢，尤为未晚，我们的确该做一些什么了。
十三、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荷尔德林说过：在这个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电脑写作的年代、在传统书写方式被边缘化的时代，作为一个著名的诗人，您认为吟咏有什么意义？在今天吟咏古体诗词还具有什么意义？
吟咏古体诗词，甚至能熟练地把握中国古典诗词的技巧，这对今天的青年人是不切实际的、过苛的要求。张载（宋代大哲）说：“为往圣继绝学”，中国古典诗词已接近是绝学了，但归根结底这是少数人的事，而天下事不因为从事的人少，就意义不大。汉代只有一个伏生能背诵出《尚书》，一个大的今文学派就形成了。电脑也会写诗，不过写出来大体牛头不对马嘴。我们有时为理想做事，有时为功名做事，有时为快乐做事。现在我与毕业的或未毕业的博士们在一起最大的快乐是“酸”—作诗总得“酸”一点，“酸”是感情之酵母。我们会编出书来，说不定畅销，和荷尔德林所说的“贫乏的时代”不同，在这外汇储备名列天下前茅的时代，诗人有遥吟甫唱的底气。当然，荷尔德林指精神的贫乏。
十四、先生，您届近七十，按照世俗的观点应该是尽享清福的年龄，而您却精力弥满，笔耕不辍，创造力旺盛，新作层出不穷。作家在写作时候可能都被一个问题困扰：“为什么要写作？”您怎样看待这个写作者面临的“绝对命令”？
你问我为什么要写作，这和我个人读书的沉痛经历有关。因为过去凡读写得不太好的书，我本性中惰怠的DAN基因就起作用，所谓犯困，这些书的作用略类速眠灵等药物。于是我想写些使人不犯困的书，这些书所需的是学问、思想和文采等基本条件，自信我的文章至少不会面目可憎，语言无味。“文章憎命达”，原因是富贵人想保住的东西多，文章就偏偏写不好了，恐怕捅娄子或没有人买，脸没地方搁。于是到处签名售书，大似文丐之乞讨，这更为我所不取。正因为有了自信，果然我的书都畅销，在没有走后门的情况下，三联书店总把我的书放在畅销书之前列；同样在没有走后门的条件下，我的文章名列年度排行榜之首，没有使我兴奋得睡不着的根本原因是自认为是应该的事，没有大喜过望的感觉。
写使人不困的书，就是“绝对命令”。如果要找一些崇高的理由，那么，我想读者已经体会到了，他们从我的书中能体会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庄严：弘扬民族精神，呼唤文艺复兴。
十五、听说您在花大量时间攻读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巨著“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并写下了大量批注，把研习康德哲学融化到新文的神思之中。我们在先生的《魂魄犹在江山图—可染恩师百年诞辰祭》一文中可以看到先生对康德诗意地解读。康德的书，“深文隐蔚”，世人视为“天书”，先生却视康德为异代他国知己，以为神交久矣。先生认为康德思想的魅力在何处，如何理解和阐释康德思想的精微之处？康德在《判断力批判》里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您认为他的这一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里倡导的“天人合一”思想有何异同？怎样客观历史地比较它们之间的精微之处？
我读康德的书是受我的博士生薛晓源的影响，他懂德文，又研究西方哲学，他告诉我康德是一座通向西方哲学的必经之桥梁。最近读完了康德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花了一年半时间，每天两小时，大约有800小时，翻译得很好，我大概作了几万字的笔记，和王国维有同样的感觉，觉得康德与自己的固有思想（当然包括传统的哲理）有侔合相同处，譬如康德并没有明确地提“天人合一”四字，但他的详尽的辨析，毫无疑问做到了尽精微、致广大，他深知天和人在至高峻极之处合而为一，义理相同而方法异途，康德是逻辑的，而中国自子思到董仲舒、张载、朱熹、王阳明则是感悟的，康德征而信，中国大而化，这大体可说明他们的异同。
十六、您对一百年来中国绘画的历史作怎样的评判？对中国画的未来前景有何估计？
这是一个大问题，得用几万字来回答。今天只作一次“线性”判断。恩师李可染曾说近代以来，中国画领域线条过关的不到十个人，我想李可染先生是第八个人，截至我写文章的时候止，我想已是有了第九个人。20世纪至此为止，21世纪再说。
范 曾
二○○八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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