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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唯庚寅吾以降。”
这里诗人亦与帝王自称天子、西方人称上帝之子一样不能免俗，十分确切地称自己是五帝之一高阳——颛顼的苗裔。他的唯一依据是楚之先是来自北方的祝融部落的一支。“朕皇考曰伯庸”一句有两种解释：其一，皇，美也，父死称考，故此句可译为“我的有美德而富令名的父亲字伯庸”;东汉蔡邕说过：“朕，我也。古者上下共之，咎繇与帝舜言称朕，屈原曰‘朕皇考’。”可为此说之佐证。其二，唐注《文选》以为屈原为人子，岂敢妄称其父名而自称“朕”?我以为“皇考”不必确切指其父，而是笼统赞颂其有嘉功懿德的父祖先辈。“朕”似也可理解为自己族群的泛称，不必一定解释为“我”。“朕”在没有成为帝王专用之时，如秦代之前的用法还有待细考。
屈原是极重视天生的“内美”的，因此在自报家门之后，便把自己奇妙的生辰托出，“摄提贞于孟陬兮，唯庚寅吾以降。”用两句诗隆重申述生辰，足见奥妙必在其中。按王引之著《经义述闻》之考，“摄提”即太岁之名，据《尔雅》称“太岁在寅曰摄提格”、《淮南子•天文训》云：“太阴在寅，岁名曰摄提格”，又据《开元占经岁星占篇》称：“摄提在寅”，(重点号为作者所加) 此“寅”年无异义也 (作者按：史界有以为“摄提”为“摄提格”之略称者，又称“摄提”为岁星名，而“摄提格”为年类名者，非关本文文旨，故从略其考)。 “贞”，正也，正在也。 “孟陬”，正月之春也，那么“男始生而立于寅”(《孝经》) ，此处之正月，便是“寅”月无疑义也。“唯庚寅吾以降”，此“庚寅”置于年、月之后，固为“寅”时无疑义也。“寅”之义三见于此两句诗，则简译之当为“我生于寅年、寅月、寅日”，清初顾炎武判断此两句诗应该年、月、日俱全，然未言及详，是考家慎思细密家数，能谈到“年、月、日俱全”已是不易，不应苛求。至于进一步有人称屈原生于“虎年、虎月、虎日”，则不免所据阙如，不可贸然以为定论，因为文章至此，我尚未有一句提及地支与生肖之关系。在屈原看来，寅年、寅月、寅日已是生时不凡了，至于屈原之时是否确切知道自己属虎，那还是一个悬疑。
我们可以零星地在早于屈原的《诗经》中看到一些诗句，如《诗经•小雅•吉日》中“吉日庚午，即差我马”，已将“午”与“马”对应。而在公元前217年湖北云梦睡地虎十一号墓中《日书》有《盗者》篇，以作占卜盗者相貌特征之用，载云：“子鼠也，盗者兑口希须，……丑，牛也，盗者大鼻长颈，¬……寅，虎也，盗者状希须，面有黑焉。卯，兔也，盗者大面头。辰(原文脱漏)盗者男子，赤青色，……巳，虫也，盗者长而黑蛇目。午，鹿也，盗者长颈小口行，其身不全。……未，马也，盗者长须耳。申，环也，盗者圆面……”
这是屈原死后六十一年的一座墓中出土物，不过将十二生肖中的大部分动物列叙其次(其中亦有不相合者如午、巳)，以作为捕盗之佐，略类今之公安为搜捕犯人据口述想象素描像，与十二生肖之神圣性似有相忤。以此之故，我们暂不将屈原生于“寅年寅月寅日”称作虎年虎月虎日，虽然后者更显得虎虎有生气，也说不定屈原更加以为神奇高贵。
二、王充之《论衡》物势篇和言毒论
这已是屈原之后三百年的著作，三百年中有关十二生肖的记载可谓一片空白，有论者以为《论衡》之物势和言毒两篇，十二生肖之动物完全罗列，以为即是生肖最早而最完备的记载，这里有两点必须弄清：王充所以提十二种动物，目的是不是为了说明人类之生肖?二、“物势”本义竟如何?第一点，王充列举十二种动物，目的是说明天并非故生万物，一切都是偶然。他说：“传曰：‘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所以当他看到万物相互贼害之时，同样以为天地不故生万物，他说：“天自当以一行之气生万物，令之相亲爱，不当令五行之气更相贼害也。”他有一段文字，不可断章取义，虽累赘缛繁，亦请录于下：“且五行之气相贼害，含血之虫相胜，其验何在?’曰‘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马也;水胜火，故豕食蛇;火为水所害，故马食鼠屎而腹胀。’曰：‘审如论者之言，含血之虫，亦有不相胜之效。午马也，子鼠也，酉鸡也，卯兔也。水胜火，鼠何不逐马?金胜木，鸡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胜水，牛羊何不杀豕?巳蛇也，申猴也，火胜金，蛇何不食猕猴?猕猴者，畏鼠也。啮猕猴者，犬也。鼠水，猕猴金也。水不胜金，猕猴何故畏鼠也?戌土也，申猴也。土不胜金，猴何故畏犬?”“夫物之相胜，或以筋力，或以气势，或以巧便。” (王充《论衡•卷第三•物势论》) 而这物物相尅胜的根本在于物势：“蚊虻之力，不如牛马，牛马困于蚊虻，蚊虻乃有势也。”由于物势之缘故，能以小制大、以小胜大，而强大则降服于羸弱。这是《物势论》一文浅陋不足训的本义。王充这段文字无深刻之内涵，无澄明之道理，更无骈俪之雅韵，读之生厌而已。苟有书蠹者流，从中发现了王充首次提出了十二生肖，则正可谓欺世甚矣。其实王充《物势论》只提到子、丑、寅、卯、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一种相应之动物 (文中“东方木也，其星苍龙也”与“辰龙”无关) ，其他蚊虻之类，与十二生肖更无关系。相隔万言以后，王充在《论衡•第二十三•言毒篇》中行文中提及龙蛇：“辰为龙，巳为蛇，辰巳之位在东南。龙有毒，蛇有螯，故蝮有利牙，龙有逆鳞。”至此十二种动物算是完整了。然而这与物势篇中谈的十一种动物有什么关系?如果说这是完备的十二生肖说，真是完全违背学理的一种作法，断不可如此作浮泛肤浅之功夫。我们仅仅看到王充在《论衡》中提到十二种动物(或更多) ，并与地支相配。王充依据什么将它们与地支相配?虽然在《诗经》的章句中偶得吉光片羽，然而在没有历史的实证材料之前，十二地支配十二种动物只能是个谜。
三、生肖的发轫
当十二地支，应对着十二种动物的时候，我们还不能说这叫作十二生肖，必须应对人之生年才是生肖的本义。那么，生肖之制，何代斯兴?起于何人?见于何典?至今没有任何人敢作断语。然而，我们可以大概测定一个与事实相去不远的时间表。自东汉之《论衡》(公元一世纪) 至南朝南齐约四百多年，至北朝周约五百多年，这期间，我们找不到有关生肖的材料。这更可见王充以十二种动物应对十二地支，与生肖无关。奇迹总会发生，《南齐书•卷十九•志第十一》有文载曰：“永元中，童谣云：‘野猪虽嗃嗃，马子空闾渠。不知龙与虎，饮食江南墟。七九六十三，广莫人无余。鸟集传舍头，今汝得宽休，但看三八后，摧折景阳楼。’识者解云：‘陈显达属猪，崔慧景属马’，非也。东昏侯属猪，马子未详，梁王属龙，萧颖胄属虎。崔慧景攻台，顿广莫门死，时年六十三。鸟集传舍，即所谓‘瞻鸟爰止，于谁之屋’，三八二十四，起建元元年，至中兴二年，二十四年也。摧折景阳楼，亦高台倾之意也，言天下将去，乃得休息也。”这是记载的南齐末年东昏侯时的一次变乱，词涉谶纬，殊不足观，而其中值得学者庆幸的是竟然明确地记载了陈显达、崔慧景、东昏侯(萧宝卷)和梁王等的生肖，可资生肖史之一证。
另一奇迹则见于《周书•卷十一•列传第三•晋荡公护》，有文载曰：“……汝与吾别时，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屈，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 这是周、齐交战之时，齐王扣留晋荡公宇文护之母阎姬，并命人代阎姬给宇文护的信中的句子，小朝廷之争，且置而不论，这封信对研究生肖史同样提供了又一确证。
我们终于可以认为自东汉至南北朝人们逐渐地确认了十二地支与十二种动物相对应的关系，由于干支纪年，则人们很容易将十二地支的相应动物与人的生年相合，于是生肖成为人们记载生年的简易而便于记忆的方法。如周书所载诸子的年龄，阎姬记得的当不是帝王的纪年，而是诸子的生肖，这是既准确而又方便的方法。尤其在战乱频仍的三国至南北朝之世，王位纪年驳杂混乱，而又没有天文学家告诉他们星岁纪年法和太岁纪年法，于是生肖纪年为混乱之世普遍所使用。如果是大一统的太平盛世，王位纪年就会被普遍使用，甚至生人之年也不例外。
自屈原的“唯庚寅吾以降”到南北朝史书记载生肖经历了八百年，我们才恍兮惚兮，看到了一些光明，这就是迷雾的诗意存在。以郭沫若先生之天才妙悟，在生肖的面前，显得有些束手无策，然而他终于在1929年有《释干支》一文发表，以为中国之十二生肖源于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而创十二生肖，张骞通西域之时也来到中土。然则前文所述之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的出土，使郭说完全败绩。然而郭沫若先生以为十二支是从观察天象而诞生的思路，则有一部分符合，另一部分则不免牵强拼凑，兹不赘述 (请参阅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 。
四、干支创制刍议
天干地支以记年、月、日、时，所从来远矣。《史记•卷二十六•历书第四》有云：“神农以前尚矣。盖皇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润余。”对“考定星历”一说，《系本》及《律历志》作如此索引：“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桡作甲子。”更早的战国时史官所撰的《世本》记黄帝以迄春秋时的历史，有“容成作历，大桡作甲子”，大桡，黄帝之臣也，以作甲子，亦若仓颉为黄帝之臣也，以制文字一样，不过是个代号式的人物，天干地支的创制也同样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这一点，我赞成郭沫若《释干支》中“十天干纯属十进位记数法的自然发生，其中多半是殷人所创制。”的说法。我想，在夏、商之时，中国十进位记数法已使用相当纯熟。据考古学之发现中国在山顶洞人生活的年代，已开始了十进位值记数之法，距今竟是三万年之遥。中国人对全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不是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等等。这是大数学家吴文俊先生在《吴文俊论数学机械化》一书中作如此说的，这真是石破天惊之高论，因为人们如果不知道逢十进一，加上每个数码既有其自身的绝对值，又有其所在位数的十进制的值，那么我可以猜想，至今人类跨不进数码化的时代。
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已、庚、辛、壬、癸这十个字，和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字构成数的世界，是殷人以60为循环纪年的至美至善的创制。10和12是60的两个公约数，60是它们最小的公倍数，有了这样的十进位记数系统，加上60循环的干支表(我们在《甲骨文合编》中看到了一篇编号为37986的卜骨，上面刻有完整无缺的干支表，起于甲子，止于癸亥，正好是一轮甲子)，我们中国的历史，理应比任何国家的历史记载得更清晰。
夏代的天干为帝王名的有孔甲和癸(桀)，而商代的天干为帝王名的几是全部，从商汤之子太丁到商的亡帝辛(纣)无一例外用天干为帝号，足见天干十字在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前十一世纪于中国人心目中的至尊地位。而且我们可以断言，天干的产生早于地支，因为以天干地支纪年应是西周之后的事，而准确纪年应该是公元前841年庚申共和元年。李学勤先生等一批卓越的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正将中国之准确纪年向前推移，这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学术上的大事。
前面提到郭沫若先生十二生肖西来说，岂止十二生肖，在章太炎先生的《訄书•序种姓》中称巴比伦人东逾葱岭而战九黎、三苗的是太昊、太昊之后的十九代的葛天氏，即巴比伦 “加尔特亚”将尔、亚等余音除之，剩下“加特”二字，即“葛天”二字，这就是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中远古高人葛天氏了，而巴比伦语中“萨尔宫”即“神农”，“尼科黄特”者即“黄帝”也，其教授文字称“仓格”者，“仓颉”也，这些今天看来都是近乎笑话的考据，决不可为世界文字学和中国文字学所承认者，然则彼时以章太炎于国学中的地位，加上刘师培、蒋智由诸大师之支持，颇成气候，郭沫若的十二生肖源于巴比伦黄道十二宫正是在这种气候之下应运而生的。试想，原始的部落有天大的本领也不能轻易翻过喜马拉雅山、越葱岭而东，送来一个黄帝，再大的学者，也会偶尔开玩笑，这是难免的。
五、图腾说之悬疑
中国远古之世有无图腾之信仰，在中国的考古发掘上至今没有图腾之遗存。至于夏商文化中出现的龙凤，那是距图腾文化十分晚见的事物了。闻一多先生也作如此说，但他承认从“鲧死，……化为黄龙，是用出禹”和“‘天命玄鸟’ (即凤)，降而生商”两个神话中，可以认为龙是原始夏人的图腾，凤是原始殷人的图腾。十二生肖出现和使用的年代则距原始人的图腾信仰时代太遥远了(参见闻一多《龙凤》)。
如果一定要找出和十二这个数的渊源，我则以为是十二地支，乃是为了和岁星十二岁为小周天相应合有关，岁星岁行30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岁而周，与中国数字学上的伟大创造10进位数天干循环六十年为甲子，周而复始，以纪亿万斯年，这是一个比较清晰而了然的解释。
十二种动物的选择似乎找不到特别有力的证据以证明其必然。如果是古代先民的图腾，那一定是比较大的部落的祖先徽号，那为何闻一多先生视为原始夏人商人的龙凤图腾中没有一点老鼠、兔子、马、羊、猴子、狗、猪的痕迹?如果夏、商已成为部落联盟的时候，那每一部落的徽号都应在共同徽号之中有一席之地，譬如龙之牛鼻、鹿角、蛇身、鱼鳞、兽爪等等，这是十分显而易见的事，十二生肖与三千年前原始氏族的图腾信仰无关。
我们不必去寻找这十二种动物存在的严密的逻辑关系和排列次序，更不必从少数民族舞蹈溯源。更有学者从古文字的象形、会意中找理由，那往往是其出弥远，其知弥少，走得越远，则于十二生肖之真知则越少。
六、亲切的方便法门
在我们接触到太多的深刻述说之后，我们似乎可以作一件有意味的工作，使天干地支与十二生肖有一个通达和顺适的解释。天干地支之纪年，当然在中国有五千年的传说记载，到底起于何年?大桡是否确有其人?那是历史的浓雾之中，伸手不见大桡之五指了，先搁一边待考。六十可作为十和十二的最小公倍数，而又可为1、2、3、4、5、6所约，实在是一个亲切的数字，和十二年的小周天挂钩，很容易成为中国历算的甲子循环法，为历代统治者所乐用。以人的寿数而言，人生七十古来稀，大体是以六十岁一轮为下限，而以两甲子一百二十岁为上限，岁月递嬗迅捷，记忆跟不上是常有的，则以生肖记人之年龄是最准确无误的一种方法，亦若前文提到晋荡公护的生母阎姬，只记其三兄弟分别属鼠、兔、蛇，而年龄在其中矣。当时没有公历记年，王室又短暂多变，岁星、太岁记年又为人们所不甚了了，于是生肖记年是最方便的法门。
其实在生活中我们得益于生肖记年处正多，只是我们习见不怪而已。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长安社教之中，作人口普查之工作，农民们不知道耶稣，公历是不用的，而又不知道天干地支，问年龄便只有问生肖，问生肖可能有十二年的误差，则于其左近之人如妻子、友朋核对之，最后一份最准确的农民生卒年表便在很短的时间完成。自王充至南北朝几百年里，这种约定俗成之便，当然很容易普及，这既不是严重的有关社稷存亡的问题，大体不会出于朝廷，而是民间生发的俗文化。
生肖渐渐有趣而丰富起来，一是宿儒硕学之不甘心，二是算命先生的稻粱谋。龙虎不能相配，苟生肖何物，则形貌必肖之等等荒诞有趣的事，自上而下，不一而足。其实远处走来一人，龙行而虎步，广额丰顙，审问之，则生肖鼠耳。算命先生之卦辞与宿彦之高论，虽趣舍万殊，而距实相益远则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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