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展览--中国美术家网(让艺术体现价值)

        我与故国六十年

          我珍惜对祖国的童贞之爱,这是藏之箱箧整整一个甲子的普通物件——我当中国儿童队员时的臂章。我十岁,是江苏省南通中学少儿队机械化中队、拖拉机小队的队员。一块小的白布,两寸见方,图案印刷粗糙,然而毛笔字隽秀端美,是父亲的笔体,表现出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诚挚。



            我同样珍惜对母亲的拳拳之爱,那是父亲深藏六十年之后交给我保存的一张母亲的庚帖。年轻人已不知道它的意义,在旧时两家结亲,必先交换生辰八字。相尅相合,全在两家的说词,并无多大的科学根据。然而即使知识分子之家也不能免俗。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没有这张红纸,便没有我父母一辈子相爱无猜的姻缘,也不会有我来到这纷繁的人间世。



            同样经历了六十年,一块小布头和一张红庚帖,它们和我的命运、甚至生命紧紧相连。



            那不是一块简单的小布头,它和我的生命途程难舍难分。这其中贮藏着我一份无比纯洁的对祖国的眷念。那是童稚的、真实的、朦胧的,我以为那是一份光荣。我抚平它、深藏它,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六十年,岁月漫漫,我得过无以数计的可称辉煌的奖状、勳表和奖章,然而都无法与它比拟。普天下最了不起的是儿童心中升起的那份庄严。



            那不是一张微不足道的红纸。我的母亲,一位哲学家缪篆的女儿缪镜心,嫁到南通诗人世家的名诗人范罕之子范子愚。纸很轻,而寄托却是沉甸甸的。这张纸后面跟来了一群人的命运,包括我。母亲平凡的一生中可能最引以为荣的是她当上南通市政府委员,而证书却有周恩来的签名。解放之初,总理的事必躬亲达于全国市级的政府。忙,建国之初大家都忙,但忙得快乐,忙得心甘。六十年过去,母亲昔日的欢愉已经沉埋,但我知道,这同样是六十年前祖国对一个纯朴的知识家庭的光照。



            难忘,我十七岁背着简单的行囊,离乡背井,开始我人生艰难的征途。困窘的家境,使我只能坐在通沪江轮的五等舱中,不见天日,唯闻滔滔的江流在舱外廻旋朴溯。外边的世界竟如何?不知道。“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我只觉得故园渐行渐远,而故国的概念在江潮声中浸入心脾。人生会经历一些不可预期的蜕变,我正是此刻忽然悟到我应该爱得更加广大。爬上船栏,我看到了浩瀚的长江和远处横无际涯的东海。我这一瞬间,知道自己已是一个成人。——从此,我不再流泪,也许我是对的。我曾在一次大学的演讲中说:“一个成年的男子,一生只允许再哭两次,母亲将殁,可痛哭于床帏之前;国之将亡,可痛哭于九庙之外。”祖国的担子,需要男子的铁肩,不稀罕你的眼泪。



            难忘,我六十年的奔走栖迟,值得我感激的事情太多太多。我的慈爱的母亲和仁厚的父亲在三十八年前和二十五年前先后去世。一生执教鞭、吃尽粉笔灰。清贫的生活不碍高华的精神,淡泊寡营的人生往往接近高贵的目标。一个垂危的诗文世家,在父亲、大兄范恒、二兄范临和我三兄弟的诗文传承中坚挺的支撑下来。我感谢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拨出七十万元人民币专款来印刷发行《南通范氏诗文世家》巨帙二十一卷、五百万字。使四百五十年十三代诗人、瓜瓞绵延的人类文化奇迹得以流布。当代诗学之祭尊、清诗研究第一人钱仲联先生为此书作序,有云:“清代惜抱大桐城古文之派,以迄今日,厥传未绝,以言诗歌则南通范氏其世执吟坛牛耳者哉”;“南通范氏既高据诗界昆仑之巅,其一家之世业撰则,又不止于诗也”。真可谓一言定鼎,足为天下师。这部巨著今已遍列全球汉学之重镇,当密特朗图书馆馆长让-诺埃尔•让讷内(Jean-Noël Jeanneney)先生在接到这部书时说:“我们这里是不缺少语言的地方,但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此时此刻看到人类如此优秀的文化遗产时的感动。”



            难忘啊!我在祖国的文化、艺术领域走向康庄之途中,所有给予我帮助和援手,使我从颠蹶困顿中崛起的卓越的领袖、驰名的学校、渊博睿智的学者和艺术家们,我不能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既见君子,乐且有仪,”我和所有的君子,有着一种真水无香的友情。



            六十年弹指一挥,然而我的祖国真正以一个伟岸、强大、健康而微笑的精神巨人站立在东方。中国,那是一个中和之国。“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 (注,重点号•皆为本文作者所加)中国既以中和为立国安邦之本,那么,辅之以“以直报怨”的刚毅,说明中国不是轻易忘记过去的。中国,一片天授的圣址,自古以来便是众芳之所在。它不仅以悠久的历史彪炳于世,而且以它无山不美、无水不秀的旖旎风光引人入胜。170年前,英帝国主义开始了对它厚颜无耻的鸦片战争,拉开了匪盗般的劫掠和宰割的序幕;150年前,英法联军一把火将当时世界独一无二的万园之园——圆明园焚为灰烬,以此拿破仑三世和英国女王遭到伟大的雨果的劈头盖脸的痛骂;109年前八国联军的寇掠和此后辛丑条约对中国人民敲骨吸髓的勒索,故国所受羞辱莫大于此。我题片名的电影《南京!南京!》,是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血的控诉。这一切刻骨铭心的耻垢,造就出一个勇敢的民族——“耻辱者勇之决也。”(司马迁语)“知耻则近勇”(《大学》),当整个民族躬自流涕、沬血饮泣的时节来临时,那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死亡的日子便逼近了。近六十年正是结束耻辱、光复故物、使我们这个民族恢复了昔日光荣和尊严的、空前的伟大的六十年。



            六十年,我个人已由孩提而垂老。然而,当风何止披胸臆,我挺直的腰板,使我犹能接受生命史上的又一次殊荣——我在得到祖国和人民的推重之中,被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多元文化特别顾问,享受大使的待遇和豁免权,持有走向全世界的红色护照。我知道,这一切来自祖国,我分享着祖国的光荣和尊严。



            祖国,你经历一千次的苦难,你的儿子,包括我,必有一千零一次对你冒白刃、争死敌的维护。因为我曾说过:“祖国,是我的宗教;祖国,是我心灵最崇高的寄托;祖国,是我生命的唯一理由。”



            七十老叟矣,我当然不是废物!我自小至今刻苦奋斗,发愤忘食;我呕心沥血,献身艺术;我无怨无悔、无恚无怼。我被揪过、被斗过、被打过、被无耻地诬陷和迫害过。但我可以骄傲地告诉任何人,我没有哭过一次,因为我是男人。但这一切的灾难,一切的魔焰魅火和我对祖国这一神圣的信念无关,我只把那辉煌的、纯粹的、圣洁的归于祖国——这永远不灭的地火使我们一切的困惑迎刃而解,祖国原来是最简捷的、最伟大的、民族永恒的徽号。



          2009年4月29日晨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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