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初正值改革开放，一些污染严重密集性的加工业因为境外法律严格不能生存，纷纷在毗邻香港的广东扎根，当地的水和空气都被严重污染。我住宅靠近马路，好几家酒楼的操作间十几个大小形状各异的烟囱，整日在窗下冒烟。当时有个叫“酸雨”的词开始出现在国内媒体上，因为广东降雨频繁，由于污染和燃烧排放，降水的酸性增加，致使出现土地板结，庄稼歉收等严重后果。
1997年春天一个阴雨绵绵的早上，画了多年边疆风情创作的我，脑海里呈现出一个朦胧的画面：所有的中国人都在烟雾弥漫的雨中行走，表情是惶惑和无奈的。这个构思后来发展成为在第九届全国美术展览获得铜奖的油画《酸雨》（220CM×320CM；最近又入选“大河上下-新时期30年油画作品回顾展”）。两年艰辛的创作过程，算是对十年又湿又脏的广州生活做了个总结，同时，对于环境问题也有了深入的思考。
广东先富了，所谓“万元户”是当时社会的流行语。虽然富裕，社会整体的素质却没有提高，婚丧嫁娶和节假日十分铺张，也买得起鞭炮了，春节时家家户户比着放，看谁家的鞭炮响，谁家燃放的时间长。鞭炮花样也不断翻新，越做越大，有的甚至能赶上小炮弹。
有一年春节我没回老家，除夕夜，鞭炮声骤起，震耳欲聋。凭窗眺望，全城烟雾弥漫，其间四面还隐约可见即时炸开的火光。烟雾浓烈到完全看不见对面十几米远的建筑。说当时的感觉好象是发生了世界大战一点不过分！当晚的鞭炮声持续了一夜，在刺鼻的硝烟中我通宵未眠。
最近，遇见西安美术学院过去的同学、现在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戴大全夫妇，他们说起来一件和春节放鞭炮有关的事。他们老家在银川市，家里养了一对兔子，刚产下一窝七只小兔，没几天就赶上过年。除夕通宵激烈的鞭炮声使大兔子惊恐万状，又蹦又跳，拼命撞墙，两只大兔子当晚死亡。后来朋友用拔掉针头的注射器灌入牛奶才把几只嗷嗷待哺的小兔养大。
燃放鞭炮，古来有之，是中国的习俗。支持燃放的人都强调这点，说是只有如此春节才有年味儿，不是没有道理。不过，思考此问题也可换个角度：中国的过去，是农耕时代，人烟稀少，居住分散，鞭炮的量和质由于技术和经济的原因不同于现在，产生的污染危害并不严重。现在的城市急剧膨胀，北京人口已经达到令人咋舌的千万计，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人与人、人与建筑的尺度和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我居住的小区为例，周围全是20层左右的塔楼，密密麻麻，单位面积居住的人数和过去的平房时代相比，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加上百姓手头宽裕，购买力不同以往，这样背景下，再燃放鞭炮，产生的有毒烟雾、声光污染等种种危害，使原来就严重的城市污染雪上加霜！
地球变暖，灾害频发，和人类无节制地掠夺资源和不负责任的排放污染有直接关系，环境恶化已经是全人类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也许正是这样的思考促使了几年前北京市政府率先制定禁放眼花的法律，应该说是有责任有远见的策略。
土葬也是中国的习俗，可谁愿意百年之后被烧成灰？但是，地少人多，死人与活人争地，形势严峻，不烧不行了，最后不是也改了吗？？裹小脚男人留辫子不也是习俗吗？看来习俗有好恶之分，不是不可以改。也许土地数量减少是刚性的，土葬不可不改，而鞭炮燃放污染是软性的，具有伸缩性，以此作权宜与功利的文章，最终的后果可能不仅仅是治理污染那么简单。
90年代末我们有了个女儿，十分疼爱，学会了许多关爱孩子的知识。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孩子在长身体的阶段，睡眠最为重要。每晚九点，孩子必须上床睡觉是我家的清规，为此，我几年来完全杜绝了晚上的应酬。也是为了孩子，我才选择在北京这个文明程度比较高的都市生活。的确，从2000年开始我们在北京过了好几个安静吉祥的春节。
不过，今年的情况使我非常失望，市政府已经决定今年春节对燃放烟花爆竹开禁。也许大部分人喜欢鞭炮的嘈杂和不在乎污染，其实污染最终伤害的是所有人。
听说支持燃放鞭炮者在所谓听证会上占绝对优势。不论他们是不是代表大多数人的真正利益，也不论民主是不是也要保护少数人的权益。我要说的是，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许多时候，大多数人狂热支持的事情，最终却是大错特错！
我不喜欢有毒烟和噪声的春节，但可以忍受，但是孩子们怎么办？那些有老人和病人的家庭（绝对量并不在少数），不知道今年的春节怎么度过？也许我会在鞭炮没有炸响前暂时逃离伟大的首都，但哪里有世外桃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