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上旬应邀去兰州参加甘肃画院成立庆祝活动。会上有幸会见了常书鸿先生。常老今年已经八十六岁，可精神不减当年，待人平和，亲切可人。特别是一提起敦煌，常老更是神采飞扬，激动非凡，留给人很深的印象。
一个偶然的机会，常老和师母给我讲了一个小故事，一件美术作品的经历，引起我无限感慨和联想。我抑制不住，把它写了下来。
那是1935年，留学法国的常老创作了一件题名为《裸妇》的油画，并获得沙龙金奖。同学们为了庆祝他的成功，在公寓欢聚。一位匈牙利女郎自愿充当模特儿，当场请常先生作画。仅仅小半天的时间，一幅命名为《春眠》的油画便大功告成。尽管短暂的时间有许多细节未能来得及完善和处理，尽管这件作品多少有些速写的韵味，可整个人体的动态、气势、色彩、用笔都令人惊叹不已。连女郎本人也为画中的她感到迷恋，说想不到她竟充满了美感，甚至连肌体也富有弹性……。后来，这件作品从法国带回了故乡。
1937年，《春眠》参加了当时在南京举办的第二届全国美展，并且一举获奖(还得了2000个银元的奖金)，引起了美术界的关注。七七事变，南京处在混乱之中，有地位和有钱的人纷纷出走。而此时的常老却一心想要北上。由于缺少经费，常老应邀为一位德国大使的夫人画像。像画得很成功，特别是常老严谨的工作作风和诚挚待人，深得这对夫妇的尊重。他们得知常老要去北平却又不能妥善保存自己的艺术作品而犯愁时，欣然提出请常老把作品留下由他们保存，于是这批连同《春眠》在内的五十多件美术作品第一次离开了常老。以后，政局的动荡、人事的变迁，使常老和南京失去了联系，这批画也没有了消息。而且一晃就是十多年。每每想起，总使常老痛心不已。
1951年北京举办敦煌艺术展览。会上，瑞典大使兴致勃勃和常老谈起壁画艺术，并向常老介绍日本出版的一本有关西行的书(好象写的是唐玄奘和丝绸之路)，引起了常老的极大兴趣。第二天这位大使又叫一位姓王的秘书把这本书送给常老，殊不知这位王秘书过去就在德国使馆工作。由于为人忠厚、踏实，德国大使去日本时便把常老留的这批画又留给他，并请他一定要设法将原物亲自送交常书鸿本人。为了找常先生，王秘书真是费尽了苦心。可战火茫茫，国事纷乱，哪有机缘。为了不出意外，这位王秘书又悄悄把这批画转送到苏州老家，用床单把画包起来藏在沙发后面的夹层里……。回忆这段往事，常老无限感慨。而当王秘书决定把这批珍贵的作品悉数移交给常老时，常老感动得流泪了。他恳切地希望王秘书能在这批画中选上几件作为留念，可王执意不肯，并且告诉常老，他平生有两件事值得欣慰：一是使在战争中失散的母女重逢；二是早日归还常先生失去的“儿子”(他说艺术家的作品就是他儿子，艺术家失去儿子时的心情将是何等的苦痛……)。就这样，失散的画又奇迹般地回到了常老的身边。
文化大革命中，锅炉厂的“造反派”没收了常老的全部作品，那幅《春眠》被视为“反动黄色”的典型而被送去烧毁。常老也因此而接受了种种严酷的“再教育”。至此，常老心灰意冷，也不想这画的事了。
1974年，常老终于被“解放”，当时的文化领导小组送回了一件充满“资产阶级情调”的作品，希望常老自己销毁，没有想到这件作品正是《春眠》，原来这件作品被“造反派”的小头目偷偷藏在锅炉房的顶楼而没有烧毁。可日子一久，他又感到紧张，怕因此而飞来横祸，最后把画交给了“有关部门”……。面对这件既给他带来荣誉又给他带来心酸的《春眠》，常老下定决心再也不让它离开自己。他把《春眠》钉在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墙角，面上覆盖了一张大大的世界地图作伪装，他坚信，这件作品迟早会再度面世。他不相信一个伟大的民族竟不能容纳一幅充实的人体。
一次，甘肃搞外调的“干事”又来他家“视察”，滔滔不绝地指责常老，说他看不出这个所谓的知识分子会画出《春眠》这样脏的画来，真太下流了！老艺术家被激怒了，一阵冲动，常老撕开了世界地图，高喊着：你仔细看看，这是美，还是丑是我坏，还是你脏?你竟丑恶到了不敢正视艺术，还有脸来指责我!……这突来的爆发，惊呆了这位“干事”，他不知道人的忍耐是有限的，他更不知道为了艺术的纯洁常老已经豁出去了!奇迹，又一次奇迹，来的人退却了，各种“麻烦”也渐渐消逝，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大千世界又是一派清凉。
1988年9月，在北京举办了常老的个人画展，《春眠》这件“大难不死”的作品又庄重地陈列在美术大厅。真难相信啊，五十五个春秋过去了，这画依旧是那样动人，那样富有魅力，那样充满生气!难怪，人们常说美的本身是一种希望，一种不可磨灭的生命!我，再一次深信不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