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画时，便知道岭南有一位蜚声海外的大画家叫关山月。当时读关老的画不多，印象深的也仅仅是他的红梅《俏而不争春》以及和傅抱石先生合作的《江山如此多娇》。
七十年代初，有幸去南方参观，到了广州，才初识关老在岭南画派中的特殊地位。再以后，又常听到四川美术界和文化界的老前辈谈起关老，始知关老曾在四川有过一段颇具回忆色彩的往事……
1989年，陪昌镕先生去广州办他的个人画展，同行的有车辐和龙月高先生，他二位与关老是老友，免不了要去关家走走，也顺便请关老来昌镕先生的画展看看。不凑巧关老正在参加一个会议，接连几天都脱不了身，只好写了一幅字送来，算是祝贺，记得他题的词是四个字“鸟语花香”。在办幽展期间，我们也曾几次相约去拜访关老，但最终却没能如愿。
1990年我和昌镕先生被邀请到北京为天安门作画，与关老等近十位全国各地来京的画家同住在“北苑”，这次我才算正式认识了关老。我们每日三餐在一起，外出游览、参观也在一起，相互接触多了，我竟与这位祥和的老人开起了玩笑，我说关老年轻时一定十分英俊、潇洒，关老问我何以见得?我说时至今日您仍英姿勃发、令人倾倒，更不用说那风华正茂的年月了。我信口胡说，竟引来关老一阵大笑，连说：“人老了，不中用了，你真会拿老头子开心。”不过说心里话，关老的确是气质不凡，给人以智慧和精明的强烈感受。
在与关老相处的日子，他为我题写了个人画集的封面题辞，还送给我一册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传记文学丛书《情满关山——关山月传》。这是一部由关振东撰写的传记文学，长达廿余万字。在这本传记中，作者为我们展示出一个出身于贫困家庭的村童，如何由东涂西抹的童年走完了十分艰辛而又悠长的求学之路，如何经历了人生中无数的崎岖与劫难，终于成为造诣很深的近代大艺术家的传奇故事，全书一环扣一环的以三十六个章节留给人十分亲切可信的印象。至此，我才算真正从另一个侧面认识了关老和关老的艺术。
在这本书的前一部分，有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也正是这些照片，使我直观地深化了对关老的印象，像关老早期所创作的《中山难民》、《塞外驼铃》、《祈连放牧》等都是我第一次读到的佳作。有一幅书法对联，上书“著手不宜一味熟，称心还带一分生。”字写得苍劲有力，而文更显得意味悠长，极富哲理。大概，这便是关老对艺术境界的另一种追求。还有关老的几方闲章，其中“平生塞北江南”、“笔墨当随时代”、“学到老来知不足”颇能反映关老开阔进取的高尚心境。在书的最后几页，是关老的艺术年表，年表中记载着他在西南、西北特别是在成都地区的创作活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些不平凡的岁月：
1941年，去四川嘉陵江、青城、峨嵋山写生。在贵阳、成都、重庆开《抗战画展》及写生画展，结识郭沫若、老舍、陶行知(陶两次亲请他到育才中学讲课)、黄君璧、刘开渠、赵望云、庞薰琴、侯宝璋、陈中凡等。冬回桂林，妻子得悉，即从广东连夜到桂林团聚。刻“关山无恙，月缺重圆”章。1942年，在昆明和四川乐山、成都开画展，结识徐悲鸿、李国平、吴其昌、张大千、姚石倩、朱光潜等，朱光潜观其画展后写信赞道：“先生圆法，备中西之长，兼具雄奇幽美之胜，竿头日进，必能独树一帜……先生于群趋浅薄之际，冥心孤往甚丰，将来能大有迭于艺术界也。”吴其昌为《漓江百里图》写长跋。1943年，在重庆举办《西北风景写生画展》，与赵望云访问了冯玉祥，冯即席挥毫为他作了一幅《狮子》和一幅《倒骑驴》。婉辞国立艺专教授之聘，与妻子李小平和赵望云、张振铎毅然踏上敦煌之路，沿河西走廊到戈壁滩，深人敦煌研究古代壁画艺术，临摹了八十余幅作品。结识常书鸿、吴作人。创作《塞外驼铃》。刻用“岭南布衣”闲章。1944年，创作《今日之教授生活》，画中人是武汉大学教授李国平。郭沫若为《塞外驼铃》题诗六首并作长跋，另赞其作品道：“纯以写生之法出之，力破陋习，国画之曙光吾于此喜见之。”1945年，将西南、西北写生画和部分临摹敦煌壁画于成都、重庆展出。当时，美国新闻处曾出高价欲购其敦煌临画，虽生活贫困而不割爱。于佑任先生为《哈萨克鞭马图》题词。
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关老才回到广东执教。直到1981年，阔别四川三十余年后，才又在成都举办《关山月画展》。可惜，那次画展期间我去了西北，事后听人讲起画展，十有八九都无限感慨地表述着“盛况空前”的情景。没有想到，我竟错过了一次欣赏关老佳作的绝好机会。
记得车辐先生写过一篇《艺术家在成都》的回忆文章，文章中记述过关老自己来成都与去西北的回忆，关老说：“我流浪过，我逃过难，逃难的经验、给我流浪的勇敢，教我不怕路长、不怕在路上忽然遇到贫困，启示我‘行万里路’的决心，所以敢于西经沙漠而叩敦煌之关，北至海疆而览海灵之秘，这都是由桂而黔、由黔而蜀，一步步养大了自己的胆子准备后来的长途旅行。”
这些话，给人一种向上的启示。尽管关老说这话已经过了半个世纪，可我还痴想有一天能与关老一同再度西行，再去大漠朝圣，去沐浴艺术的童心！……
1996年酷暑于西蜀龙泉古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