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的人生就是他的艺术人生，或者说，是他的人生和艺术的关系。如他和20世纪政治文化思潮的关系，他和宗教的关系;他的师友和交往，他的家庭生活，他的游历写生等等，他能够成为一个艺术大师，和这些都有密切的关联。不过，限于时间，我只能谈几个方面。
齐白石在诗、书、画、印几个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他被称为“优秀人民艺术家”，获得1955年度国际和平奖金，被评为1963年度的国际文化名人。齐白石在国内外有很高的声誉，前苏联、捷克、德国、法国、美国、日本等，都有介绍或研究他的著述。国内出版过《齐白石全集》和大量画集，还有各种各样的专题文字。齐白石的展览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齐白石的画雅俗共赏，画界喜欢，文化界喜欢，老百姓也喜欢。各个阶层的人都能接受他。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其实，齐白石幼时只跟着他的外祖父上过半年村塾，因为家里贫穷而辍学，在家里放牛、放猪、打草。14岁学木匠，开始学粗木作，后来学细木作，雕刻花床和各种家具，19岁出师，成为一个走村串户的木匠师傅。一直到27岁，才有机会拜师学诗学画，这个老师姓胡，名沁园，是湘潭本地的士绅，能诗能画，又是个爱才的伯乐。在胡先生的帮助下，齐白石从一个雕花木匠成长为一个民间画师。胡家为子弟请了一位姓陈的家教，也顺带教齐白石念书。这位教师因材施教，一开始就让白石读《唐诗三百首》，遇到不认的字，就拿白字来注。齐白石很快就把《唐诗三百首》从头到尾背下来了。在老师的鼓励下，他又开始学作诗，而且出语不俗。在胡家，他又认识了不少年龄相近的士绅子弟，成为朋友，这些朋友也热心教他读书、刻印、写信，大家还组织了一个诗社，白石最年长，被推为社长。40岁至48岁间，他在朋友的帮助下，六出六归，游历了许多地方，并用卖画刻印和当家教挣的钱养家，还买了地盖了房。回家以后，他很满足自己的生活，决定不再外出，在家敬孝父母、养儿育女，终老家乡。1916年，中国发生了军阀战争，湘潭是兵家必争之地，在交通要线上。加上自然灾害，土匪四起。他的半文人、半农民的安定生活被搅乱了。他受到绑票的威胁，到深山的亲戚家躲了一段时间，这时候，他在西安认识的著名诗人樊增祥来信劝他到北京谋生。1917年春，他来到北京，试着挂笔单卖字卖画，认识了著名画家陈师曾。1919年，他正式定居北京。最初几年，他没有名气，穿衣说话都很土气，卖画生意不好，生活非常困难，在南城租居寺庙多年。在好友陈师增的支持下，他开始“衰年变法”，历经十年，到1927年即65岁前后，他在画坛有了地位，还被北京艺专聘为中国画教授。从65岁一直到97岁，30多年里，他始终处在艺术高峰期。他身体非常好，30年当中只生过两次比较大的病，其他的时间都在家中静心作画刻印。他的声名愈来愈大，靠的是作品的质量，不像现在许多人靠的是媒体宣传，市场炒作。当下的艺术家，画得好不一定享大名，享大名的不一定就画得好。如果一个画家天天在电视的黄金时间露面，说他是“大师”，他很快就可以出名。在齐白石那个年代，买画卖画只能到琉璃厂古董店，还没有炒作这一招。当然，那时有报纸可以作广告，但他从不找人写文章宣传自己。他的成功是寂寞耕耘出来的。
齐白石主要生活在社会改革和革命最为激烈的20世纪。但从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到解放后的各大政治运动，他都没有介入，他始终保持着单纯的画家身份，站在这些潮流之外。他认为自己以画谋生，就和农民种地的一样，是“白头一饱自经营”。他还有两句诗，说“谁寇谁王谁管得，庶民无难即君恩”，对于他这样的百姓来说，谁是贼、谁是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受难、能过太平日子就好。他晚年老喜欢写一个条幅，曰“已卜余年享太平”。意思是说我已经做了占卜，余年会享受太平。他经历了太多的不太平，期盼着晚年过和平的日子，别无他求。他也不参加各类画会，他有两方章曰“一切画会无能加入”“寡交因是非”。20世纪艺术界非常活跃，画家成立各种协会、画会，办杂志与学校，与社会勾通。齐白石只在解放后参加了中国美协。解放后他被选为中国美协的主席，正如选他当人大代表一样，是给他的一种荣誉，是挂名的。也正是这样的原因，他受到了很多政治人物的关心，1905年游广西时，他的湖南老乡黄兴正化装成一个和尚避难，经常去看他画画;蔡锷将军在广西训练新军的时候，也认识了他，想请他教那些战士学点画。但他拒绝了，怕招来事端。他年轻时的同乡、同门，许多人参加了辛亥革命，参加了“五·四”运动，参加了共产党或国民党，他也跟他们交往，但他从不过问他们的政治。譬如，他跟杨度是同乡，又同是王湘绮的弟子，非常熟悉要好，但他对杨度的政治活动并无兴趣，也从不过问。他和曹锟也有交往，那时曹锟是直豫皖巡阅使，驻守保定，经朋友夏寿田介绍，为曹作画，但他不过是以画挣钱而已。1946年，国民党要员张道藩以中华全国美术会委员长的身份请白石老人到南京上海开展览，展览期间赶上召开国大，蒋介石接见了齐白石，邀请他做国大代表，他拒绝了。49年以后，他跟毛泽东、周总理、陈毅等国家领导人也有交往，毛泽东跟他是同乡，常派人去看他，他以刻章作画表示感谢。在齐白石看来，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英雄人物，他前后送蒋介石和毛泽东的画，都是一只雄鹰。当然，齐白石对新中国充满了希望，尤其感激周总理对他的关怀。周总理多次去看他，派人给他修房子，为他祝寿，甚至安排每周曲园饭店为他作湖南风味的菜。他和家人都有一种感恩的心情。
齐白石活了97岁，画画的时间非常多，不像现在的一些画家，兼着官职和行政工作，参加大量的社会活动，把很多时间用在“画外功夫”上。1926年后，齐白石一直住在跨车胡同15号，大门常关，非亲朋好友不见。有人敲门，他有时自己先从门缝里看是否认得，如果不认得就不开。晚年耳聋眼花，有时也会把熟人拒之门外。他在一篇序文中说“夫画者，本寂寞之道，其人要心境清逸，不慕官禄，方可从事于画。”又有诗句曰“寒夜孤灯砚一方”。总之，他过着相对单纯、寂寞的艺术生活，付出的是长久而艰苦的劳动。齐白石成为一代大师，岂是偶然的!
在齐白石生活的年代，中国已有数亿农民，像他那样的农村艺匠也很多，为什么唯独齐白石成为中国画大师?他有什么特殊的机遇?特殊的条件?这是一个有意思但并不易回答的话题。齐白石前半生，在画画方面没有遇到什么名师，他也没有家学，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农民。他有天赋，一是记忆力好，有很强的视觉感受能力，形象的记忆能力特别强。他还有一种消化、变化能力，有主见，无论是他多喜欢、多崇拜的画家，他能学也能放，想变就变，绝不跟着一个画家学到底。当初随胡沁园学工笔花鸟，他就觉得自己不合适这种像绣花式的画法。不久，他转向写意画，最后变成大写意。他好像能本能地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不强迫自己做不喜欢、他觉得做不太成的事情。当然，不是说画家的任意一定就好，一定就会成功。有的人可能适合画工笔，但他非要画大写意，最后画不成。一个艺术家，选择什么题材什么风格，跟他的个性要相契合，否则难以获得大的成功。再一点，是齐白石的用功和认真。他用功和认真是超过人们想象的。他的孙子齐佛来记述一个故事，说他做木匠的时候，当地上宝山的一个道观，想请人刻一个五寸长、五分宽、雕有二龙戏珠的插香板，请了很木匠都没有雕成。刚出师不久的齐白石听说以后就想去试试，他的师傅再三劝阻，他不听，还是把活接了，做了多次都失败了，但他不灰心，反复修改图样与工具，最后还是做成了。他有这么一股拚劲，而且是巧拚，凭着智慧和技术拚。齐白石最初学画是20岁时，他在一个主顾家里借了一套乾隆年版的彩色《芥子园画谱》，他拿一种薄竹纸勾摹下来，后来又根据摹本反复临摹，终于获得了一定的绘画基础。再如他的虾画得好，不仅生动逼真，而且有精湛的笔墨表现。中国画用笔出自书法，要求笔墨的妙处，笔墨的技巧与精神。又要在造型上像，又要有独立的笔墨表现，非常困难。他最早画虾是临摹别人，后来以写生求变。他的画案上总是摆着一只大海碗，碗里养着几只草虾，他天天观察，观察到烂熟于心;开始时画得不很像，后来变得很像，甚至有几根虾须，几个腿，都与真的一样。但虾壳不透明，到后来画的壳透明了，感觉壳是壳，壳里面还有虾肉，再后来，减少了虾须，减少了虾腿，感觉更像、更神似，笔墨也更精彩了。这就是由不似到似，由似再到不似，最后达到不似之似、笔精墨妙的化境。看起来来比真的还好看，因为有笔墨，真虾是没有笔墨的。
齐白石有首诗写他自己在北京的生活：“铁栅三间屋，笔如农器忙。砚田牛未歇，落日照东厢。”说他像牛一样在砚田里耕耘。还有诗句说“世人休骂我，我是画中癫”。癫就是疯癫，说自己是画疯子。齐白石说自己有三个朋友，一是“诗书寂寞友”，二“草莽患难友”，三是“笔砚生死友”。其中笔砚是他最多最久的朋友。齐白石一生作画，数以万计，大都是很认真的，尤其是晚年，以行笔慢为特点，李可染说他不认识齐白石的时候，常看见画上有“白石老人一挥”的题字，以为他画得很快，后来他拜师齐白石，才发现老人作画，要反复对纸思考比划，行笔也非常慢，并说他从师齐白石十年，主要是学会了一个“慢”字。当然，“慢”与“快”是一种特点，并非衡量画家和作品的标准，齐白石的慢，主要体现了他的认真，他的天才方式。天才的标志之一，是他们做事情的特别投入，三心二意肯定做不好任何事情，艺术创作尤其是这样，要有一种投入精神和态度。所谓“画中癫”，也是一种投入，特别的投入。齐白石画画时不愿意别人去打扰他，不喜欢当众表演，就是要保持这种投入。现在很多画家多参加笔会，喜欢当众表演，把中国画变成一种表演艺术，不是好现象。不是说不能当众作画，而是说不能心浮气躁，哗众取宠。
齐白石成为大师不全是靠个人奋斗，他也有得到了社会环境与外界力量的支持，没有这种支持，他是不可能获此成就的。他年轻时，得到了胡沁园的大力提携和教导，不仅教他画画、写字，让他在自己家里住着，请家庭教师教他学习诗文，还帮他请肖像画老师，帮助他以卖画养家，过年过节还要接济他，这真是一种无私奉献。通过胡沁园，他逐渐进入了湘潭地方的士绅文化圈，当地的大家望族除胡家外，还有黎家、罗家等，都接纳他，支持他。胡家是宋代胡安国的后人，大望族。黎家也有世代为官者，20世纪出了很多人才，如著名的语言学家黎锦熙，著名的音乐家黎锦晖等。黎锦熙、锦晖的父亲黎松安是齐白石的同辈朋友，对齐白石有过多方面的帮助。齐白石最初连书信也写不了，他的另一个好友、胡沁园的外甥黎丹等让他造花笺，把他锁在屋子里，有事不能说话只能写信，逼着他学写信，然后帮助他修改。齐白石还参加了他们组织的龙山诗社，还因为年长被选为社长。齐白石好强，他就跟大家学作诗，学刻印。他和这些朋友的友谊，保持了一生。富家子弟写字刻印是为了一种修养，一种娱乐，齐白石却是为了养家糊口，为了爱好。最初教他刻章的黎松安因为担心刻印对眼睛不好，半途而废，没有成为篆刻家，齐白石却成为二十世纪篆刻大师。齐白石后来就说，为什么我成功，我的老师没成功呢?因为我穷，我逮着什么就入迷什么，做一件事情，我要做好，而且我要做得跟你不一样。这就是说，有了社会的支持，齐白石才可能成功，但外力支持还需以内力为基础，没有个人的努力，也是不行的。
传统的中国社会，其维系不全是靠着国家的力量，也靠着社会的力量，包括民间社会的力量。那时候，乡村的许多事情，如社会的治安，道德宗教的维持，民事的纠纷，主要靠地方士绅、宗族及其它民间组织来解决。地方士绅办书院、学校，管理祠堂，主持种种有益的社会活动。一些史学家说中国过去有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乡村还有个“半社会”。齐白石正是在这个“半社会”的支持下成长起来的。20世纪的社会革命把民间社会摧垮了，民间宗教被作为迷信被打掉了，宗族管理作为封建家长制被打掉了，信仰、家族、士绅都没有了，国家取代了社会的一切，所有问题都由政府的派出机关即国家权力机构解决。这是一种可怕的结果。在清末民初的动荡年代，社会还能培养出像齐白石那样的艺术家，这是可以深思的事情。具体到齐白石个人，当然有他的机遇，有他的偶然性，但如果失去了相应社会环境、社会力量的条件，恐怕连这种偶然性机会也没有了。齐白石遇见胡沁园、王湘绮是偶然，得到夏寿田、郭葆生、罗醒吾这些朋友的帮助得以远游，是偶然，樊攀山请他到北京谋生、在北京得识陈师曾、凌直支、林风眠、徐悲鸿等一大批文化人，是偶然和机遇，但没有那样的社会结构，只靠政府这一条路，还有这些偶然和机遇吗?
齐白石的艺术生活当然还包括他的家庭生活。他祖上是江苏砀山人，后来流落到湖南湘潭。他的祖父是个有见识的农民，好打抱不平。他的祖母和母亲都是家庭妇女，他的夫人陈春君是一个童养媳，长白石两岁。陈氏生三子二女，但三个儿子都比父亲去世早。其中三子齐子如，能诗善画,画草虫酷似其父，可以乱真。齐白石定居北京后，他的夫人没有跟来，留在家乡。他娶了一位如夫人胡宝珠。胡宝珠是四川丰都人，父亲是个篾匠，做竹器的，还有个弟弟。因为家里贫穷，她被卖到一个大户人家做丫头，再没有与家人见面。1919年，齐白石认识了这家的主人胡南湖，胡喜欢他的画，有一次他画篱豆花，胡南湖说你把它送给我，当赠一婢，给你磨墨拉纸，齐白石以为他开玩笑，说当真?他说当真。过了几天胡南湖领了一个18岁的女孩子，说这是我母亲收的义女，这就是胡宝珠。那一年，齐白石把她带回湘潭，由陈氏夫人作主聘为副室，在北京照顾齐白石的生活。1919年齐白石57岁，胡宝珠18岁。在齐白石晚年生活里，胡宝珠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齐白石无论到哪儿，她都陪着，即便是到艺专上课，她也要跟着照顾他。胡氏1943年逝世，相随25年中，生了四男三女。胡宝珠相随多年,渐渐懂画，能识别画之巧拙，还能作画。
齐白石孝亲慈幼，十分看重家庭的和美。即对于老人特别孝顺，对于妻子十分恩爱，对子女有深厚的感情。他小的时候，祖母总是把他背在背上，拿个草帽盖着他下地。他幼时放牛，祖母在牛脖子上拴了个铃铛，他赶着牛回来，老远就能听见，每天傍晚，祖母靠在门口等他，听到铃声，就赶紧回去做饭。白石老人曾反复写诗、画画来表现“祖母闻铃始喜欢”的情境。他祖母一百四十周年冥诞的时候，他从寺庙请了和尚到北京的家里颂经祝祷，还写了一篇充满感情的祷文。1926年他的父母去世，因为京汉线打仗，他回不去，就在北京家里设灵位，戴教跪吊。到30年代，他在北京有了名声地位，长子和老三都来到了北京生活，只有他的夫人在家乡。1933年，年过七旬的齐白石带着胡宝珠回乡，扫了祖坟，见了亲朋好友，临走没敢告诉他的夫人，怕她难过。他的儿孙、重孙数十人，他不仅要为他们挣衣食之资，有时还要给他们找工作，直到年过九旬，还坐着三轮车送画求人帮忙。他有一方章，曰“老为儿曹做马牛”。这种爱心和亲情，也反映到他的许多作品中，赋予作品以感人的温情和真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