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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九洲:《甲午书画札记五则》(下)

        作者:刘九洲2014-12-24 08:20:11 来源:雅昌艺术网专稿

          最近几个月,呆在上海,写了几篇有关书画鉴定的小文章,发在武英微信上,这几篇文章讨论了书画鉴定一些基本问题,而不是具体问题。现在汇集起来,加一个总标题,供大家参考。

            【相关链接】刘九洲:《甲午书画札记五则》(上)

            三,记问之学与鉴定

            虽然涉足鉴定很久,但是回想起来,在鉴定方面,我只有过一个老师,还是瓷器方面的,他就是上海的孙显堂先生,他教我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帮我在市场上看真伪。

            1999年到2001年,每周我们在逛晓市的地方碰面,当时他60不到,每周六天不亮,孙老师就到了市场,在黑乎乎的、充满各种味道的交易市场,我们每周至少实战一次,买了东西就回家研究,因为我们出的价钱都不算高,因此,不得不经常冒险买一些当时看不明白的东西,偶然上当,大多数时候我们冒险成功。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时最大的成功,就是买了很多残器。那个时候残器似乎不值钱,有冲的万历青花琴棋书画扁罐,才900元;略有残缺的正德青花钵,1200元;西晋越窑熊足砚,800元;修内斯官窑大水盂残器,2200元;元青花狮子烛台,2300元。现在回想起来,全是神话。我只花费了1年左右,就大致懂了,2004年前后在雅昌高古瓷器栏目,我的眼力也得到了一定验证。

            从那两年实际鉴定的经验,我悟到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鉴定不是“记问之学”。你看到什么标准器,再到市场里面照搬,八成要上当。后来我在古代书画鉴定的时候,从来不依靠记问之学,虽然需要记得一些基本知识,但是这些基本知识,应该尽快转化为一些抽象原则来使用。这就是中学数学中,仔细学习例题,然后尽快学会实际运用的思维过程。

            后来,我与书画鉴定的人接触多了,觉得大多数人思维深处,过于书呆子,不够老辣。他们似乎一直期待下一个出现的古书画,与代表作是差不多的,信息是完备的,他们查阅一下书本就能够知道的。这实在是书生之见,是缺乏实战导致的状态。

            在学习知识的时候,很多人希望能够直接学到诀窍,有人称之为“干货”,譬如说,他们希望你告诉他,董其昌写这个字时候,会少写一点,王铎写到那个字,会多一笔,等等。他们总是期望积累这样的“知识点”来提高水平,而拒绝自己去搜集、发现、总结规律的方式。事实上,“积累知识点”这个倾向,是违背鉴定学基本原理的。

            书画鉴定,本身就是在信息不完备条件下,下判断的过程。历代流传之后,大多数书画已经不具备完备的信息,必须依赖总结出来的抽象概念,去回复其原貌,而不是依赖“记问之学”。旧学问总是强调“记问之学”,强调“散钱的积累”,这与现在面临的学术问题,正好背道而驰。这种依靠抽象概念下判断,是瓷器市场的常识,到了书画鉴定领域,居然成为一个“不太容易交流的思维方式”,实在让我吃惊。

            熟悉一个领域,掌握一定的数据,摸索一定规律,然后对未知领域下判断,这本来是学术的基本动作。而在书画鉴定领域,这个方法居然不是主流,“记问之学”大行其道,真是怪事。当老师的,要教给学生“干货”,你如果指点学生搜集资料自己研究特征,学生当即大骂。这个现象,让人啼笑皆非,这才是真正的学术环境不好,学术氛围差。最好的老师,从来只说方法,不说结论。

            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当鉴定家,如果你的思维,不具备足够的抽象才能,也就是不能通过学术基本考察,可能难以在鉴定领域内有大发展。

            放到现实环境中,也就是说,那些一流高校的研究生(理工科也没有关系),并且精于形象思维的,可能是鉴定大师的好苗子。因为他们人不笨,也经受过基础学术训练,思维习惯已经不再依赖“记问之学”,如果再加上图像记忆能力不差,那么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大师。


            那些依然准备依赖于“记问之学”的学者们,我觉得他们落后了整个一个时代。

            四,书画鉴定中的“他山之石”

            这一节,再次深化一下上一节的内容。我个人以为,搞书画鉴定的人,最好花费一两年时间,去涉足一下瓷器鉴定。因为瓷器鉴定所依赖的方法,正好是书画鉴定中忽视的内容。

            瓷器鉴定的核心方法是类型学,冯先铭说过,看看器形与纹饰,就可以解决80%的瓷器鉴定问题——这就是类型学在鉴定中的分量。现在瓷器作伪很多,真伪之间差异很小,需要仔细分辨,但是从长期鉴定的来考虑,还是要关注大的地方,也就是器形、纹饰这些东西,大的地方不精通,总是追究赝品是如何造出来的,抓小放大,不是鉴定正道,迟早要吃大苦头。

            书画鉴定,既包含类型学,又包含笔墨特征等项目,目前强调笔墨太多,而忽视类型学在书画鉴定中的作用,这就使得书画鉴定“两条腿”丢了一条腿,成了瘸子。

            瓷器鉴定中的类型学是什么呢?譬如说,我们谈到明代青花,宣德如何,成化如何,嘉靖如何,万历如何,基本上是看发色就可以下判断,不会考虑,“万历青花为啥就造不出成化青花的发色”这样的问题。因为瓷器是工业化产品,成批生产,自然存在制约条件,这些制约条件就是鉴定的要点,万历青花确实没有成化青花的发色,成化有其自身特色,一看就知道,不需要反复怀疑。

            但是这个器形学的判断方式,在书画领域不为人理解。大家总是怀疑后人是否可以完全复制前人,而在这个怀疑过程中,找不到“类型学”这个基本方法,于是不敢下判断,大家互相吓唬,把这个领域水准搞得很低下。从技术上看,书画领域被“说笔墨”的人占领了,大家都在玄谈笔墨,但是不做类型学基本工作,全面陷于被动。

            笔墨当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且比较高妙,但是书画鉴定,好比跨栏运动,你确实可以研讨跨栏细节,但是不要忘记,你得首先跑到那个栏边,才谈得上跨栏。目前书画鉴定,就是不讨论跑步,只讨论跨栏。运动员如果不会跑,怎么会跨?

            为什么不是理论学习一下,而是要“涉足”一下瓷器鉴定?就是要亲身体会,去理解类型学的实战力量,否则,空学书本,感受不到类型学的力量,不会运用,还是无效。

            我已经10多年不怎么买瓷器,前几天,偶然的机会,买了一个罕见的明代成化白釉的香炉标本,依靠的就是网上图片,看看这个釉色、底图,就知道这是成化白釉真家伙。买到手一看,釉面肥厚,且白釉白得异乎寻常,这才知道历史上为何盛赞成化。

            获得这个真品,导致我感受到成化白釉“颜色异乎寻常”这个新知识点,这就成为下一次鉴定的新点。这就是依靠类型学,寻找到真品,再根据真品增加知识的过程。这也是人们说,鉴定必须买东西的原因,因为你买了,才能发现更多细节。

            书画也是一个道理,最近李雪松先生组织了一个明代宫廷画展《日近清光》,明代宫廷画,有很多都是无款的,你怎么去辨认?首先是类型学,而不是笔墨,类型上是明代宫廷类别的绘画,就可以下判断。如果不采用类型学的理论思维,你问那些无款画为什么不是清代宫廷画家的作品?那就变成没有专业背景的胡乱询问了。

             类型学在瓷器中运用广泛,在书画中,还没有被提到理论高度来阐述,所以大家还不熟悉,但是只要花费一些时间,去熟悉瓷器鉴定,再转回书画,思维水准一定大幅度进步。

          图二

            在瓷器鉴定中,哪怕看到一些瓷片,譬如说,图二中那两条鱼的瓷片,玩瓷器的,一看就知道这是南宋的青白瓷,不会是其他任何时期的,这就是类型学,而且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书画中,我们还很少看到这样的明晰判断。所以,古人说得有道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五,书画知识的两种积累模式

            我在市场上泡了这么多年,发现实际会鉴定的人,有两种知识积累模式,一种是依赖市场行为积累,另一种走学术路径。

            市场上不断出现艺术品,熟悉艺术市场的人,记得哪一年拍卖过什么,哪些藏家如何看待这些东西,这样的信息,他们如数家珍。他们非常关注拍卖前后,各种参与人员的动作,他们深信,只有动钱的市场动作,才是真心的。但是他们不那么熟悉教科书体系(当然,也没有一本书完备的教科书)。这种行为,优点是比较实际,切身利益明显,缺点是积累不足,在知识上,没有做好放长线钓大鱼的准备。

            因此,市场人士头脑中的知识,是点状模型的,不是结构的。这个模式,优点是遇到他们懂的环节,他们非常懂,缺点是点状知识,覆盖面不足,一旦市场上出现前所未有的物品,他们就失去了途径,一筹莫展。譬如说,市场最近十年来出现的米芾《研山铭》、黄庭坚《砥柱铭》、苏轼《功甫帖》,很多市场派人士,一开始都看不懂,因为以前市场没有出现过类似物品,无从判断。

            但是很多学书法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真迹,因为学书法的人,知识来源完全不同。

            市场派人士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们可以鉴定,但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也就是难以判断艺术品位的高下。表现出来的现象,就是遇到每一件东西,他们都说是精品——哪有这么多精品。

            第三,参与市场的人,存在信息源不广阔的问题,由于能够站在拍卖舞台上的,都是有钱人,有钱人总是极少数,因此,他们有时候不能接收到学术界的看法,这就导致时常出现双方真刀真枪,全力以赴抢夺某件赝品的局面。

            虽然我们看到徐邦达的著作很多,其实,他是市场派的代表,他的知识点非常密集,导致你觉得他什么都懂,但是看到他鉴定失误的地方,就可以知道,他的知识体系依然是点状的,而不是结构性的。尤其对于审美的历史局限性,他似乎忽略了,譬如说,唐代书法具备的拙气,徐邦达就是不理解,所以搞错了柳公权《兰亭诗》,梁楷的随意性也为他所不理解,所以搞错了《右军书扇》《东篱高士》两件名作。

            与市场人士相反,另外一部分人,直接从理论上、书本上学习艺术史,他们先翻阅大量资料,通观全局,然后逐步认识具体。这个学习道路的问题在于,以往教科书不够细致,与市场拍卖品之间,还有巨大鸿沟,绝大多数人,不能通过自身努力,跨越这个鸿沟。这一类人表现出来的现象是,往往一件真实的书画也看不懂,很多时候,他们的成绩,看起来还不如市场派,所以,目前绝大多数人,宁愿相信市场人士,也不相信学术界人士。

            但是,书本知识有两个优势,首先,这是从体系入手的知识结构,因此,各艺术品之间的优劣,他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大幅度、跨领域比较,比较擅长,学术入手出来的人,从来不会对任何艺术品都叫好,而是颇有贬褒。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学术可以教会你如何处理未知领域,对目前没有讨论到的问题,有一个方向性的推论,如果你的学术水准达到一定程度,市场上出现异常艺术品的时候,学术界人士会领先于市场派。因为学术界不是点状知识结构,而是结构性的知识架构,是存在推测性的。

            学术界的代表人物,其实是傅熹年,他的思维就是结构性的,你看他一些建筑史论文,根据存世的古代院子的尺寸,倒推出古代院子的建筑规则,这就不是点状思维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理论推算的。这种推算,恰恰是市场派人士比较缺乏的思维方式。

           所以,市场上的特殊艺术品,一般来说,不会被市场人士最先承认,而多是被学术界率先承认,缘由就在于此。学术界会看全局,市场派熟悉具体的知识点,这里没有谁强大的问题,仅仅是特长不同。

            如果教科书更加完备,市场人士觉得有用了,就会学习理论。学术界人士如果多接触市场,也可以为整体构架,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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