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南宋李唐江山小景卷49.7cm×186.7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汤显祖的一首诗道出了徽州无限的神秘。徽州自古人文荟萃，商业繁盛。明代张瀚在《松窗梦语》卷四之《商贾纪》中说：“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机…
推荐关键字 明末清初徽州艺术品市场
南宋 李唐 江山小景卷 49.7cm×186.7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汤显祖的一首诗道出了徽州无限的神秘。徽州自古人文荟萃，商业繁盛。明代张瀚在《松窗梦语》卷四之《商贾纪》中说：“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机利……休歙尤夥，故贾人几遍天下。良贾近市利数倍，次倍之，最下无能者逐什一之利。”可见徽州有着善于经商的传统。
资产雄厚的徽人在行商之余，热衷于古玩书画的收藏。他们认为“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所以“独有徽人偏笃爱，重金无吝购娱珍”。尤其是明末歙县的“书籍字画、金玉古玩，储藏最富”。当地的徽人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能读书并作诗画，还与社会上的贤豪名流相往来，积极搜求古今法书名画，由此引发了徽州艺术品市场的兴盛。这时期的徽州人“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导致丰富的艺术珍品积聚徽州，使其成为当时全国最有影响的收藏地，亦带动了周边地区古玩市场的发展。
那么，明末清初徽州的书画市场到底是怎样的?又有哪些自身的特点呢?
南宋 李唐 江山小景卷 (局部)
鉴藏风气和市场参与群体
徽州的书画市场甚为活跃，当地人们的收藏亦相当可观，“宋元明清近千余岁，陵谷变迁，未受兵革，书籍、碑版、金石、书画之藏庋，至明弘嘉，搜罗宏富，家弦户诵，虽吴越文物之盛，无以逾之”。古玩艺术品的收藏竟达到“无以逾之”，可见其参与艺术市场群体的庞大。究其原因，除了徽州的地域因素外，亦与当时整个社会的鉴藏风气有关。沈德符在描述明中期社会收藏之风时就说：“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比来则徽人为政，以临邛程、卓之赀，高谈宣和博古，图书画谱，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之假帖，渑水燕谈之唐琴，往往珍为异宝。”
这种风气自然影响到徽州。如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诸大估曰千曰百，动辄倾橐相酬，真赝不可复辨，以至沈、唐之画，上等荆关;文祝之书，进参苏米。其敝不知何极。”语话中虽讥嘲徽人鉴赏水平不高，对书画古玩盲目收藏，致使真赝不分。但从另一角度来看，这毕竟跟当时炽热的收藏风气密不可分的。
南宋 李唐 江山小景卷 49.7cm×186.7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汤显祖的一首诗道出了徽州无限的神秘。徽州自古人文荟萃，商业繁盛。明代张瀚在《松窗梦语》卷四之《商贾纪》中说：“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机利……休歙尤夥，故贾人几遍天下。良贾近市利数倍，次倍之，最下无能者逐什一之利。”可见徽州有着善于经商的传统。
资产雄厚的徽人在行商之余，热衷于古玩书画的收藏。他们认为“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所以“独有徽人偏笃爱，重金无吝购娱珍”。尤其是明末歙县的“书籍字画、金玉古玩，储藏最富”。当地的徽人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能读书并作诗画，还与社会上的贤豪名流相往来，积极搜求古今法书名画，由此引发了徽州艺术品市场的兴盛。这时期的徽州人“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导致丰富的艺术珍品积聚徽州，使其成为当时全国最有影响的收藏地，亦带动了周边地区古玩市场的发展。
那么，明末清初徽州的书画市场到底是怎样的?又有哪些自身的特点呢?
南宋 李唐 江山小景卷 (局部)
鉴藏风气和市场参与群体
徽州的书画市场甚为活跃，当地人们的收藏亦相当可观，“宋元明清近千余岁，陵谷变迁，未受兵革，书籍、碑版、金石、书画之藏庋，至明弘嘉，搜罗宏富，家弦户诵，虽吴越文物之盛，无以逾之”。古玩艺术品的收藏竟达到“无以逾之”，可见其参与艺术市场群体的庞大。究其原因，除了徽州的地域因素外，亦与当时整个社会的鉴藏风气有关。沈德符在描述明中期社会收藏之风时就说：“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比来则徽人为政，以临邛程、卓之赀，高谈宣和博古，图书画谱，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之假帖，渑水燕谈之唐琴，往往珍为异宝。”
这种风气自然影响到徽州。如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诸大估曰千曰百，动辄倾橐相酬，真赝不可复辨，以至沈、唐之画，上等荆关;文祝之书，进参苏米。其敝不知何极。”语话中虽讥嘲徽人鉴赏水平不高，对书画古玩盲目收藏，致使真赝不分。但从另一角度来看，这毕竟跟当时炽热的收藏风气密不可分的。
然要论徽州最大的收藏家，当属西溪南的吴氏，可谓家藏巨丰，匹敌清内府收藏，并与名士多有交往。《丰南志·士林》有吴廷传:“吴国廷，一名廷，字用卿，丰南人。博古善书，藏晋唐名迹甚富。董其昌、陈继儒来游，尝主其家。尝以米南宫真迹与其昌，其昌作跋，所谓‘吴太学书画船为之减色，然尚藏有右军官奴帖真本’者也。刻《余清斋帖》，杨明时为双钩入石，至今人珍袭之，谓不减于《快雪》《郁冈》诸类帖。所刻有馆本《王右军十七帖》……皆刻于万历中。清大内所藏书画，其尤佳者半为廷旧藏，有其印识。”
徽州参与艺术市场的群体除了徽商之外，画家、官绅、医生、装裱工、平民百姓、门客等皆有收藏，几乎涵盖了社会各阶层。
明末清初著名画家王鉴对收藏非常喜好，故山水擅长临摹，对于董、巨尤为精诣。吴其贞去过王家观赏书画，如1643 年他过太仓王元照家，观赏了关仝《溪山积雪图》绢画一卷，甚剥落，画法松秀。他判断是元人笔，并非关仝所画。吴注曰：“元照，讳鉴，风州先生孙也，性恬雅，善丹青，宗董巨二家，而好古之风盖家传也。”
明 沈周 《东庄图册》之一 28.6cm×31cm×21 南京博物院藏
同时，徽州当地的官绅也大都介入收藏。如陶元祐，崇祯十六年进士。壬辰年(1683)正月二十六日，吴其贞与他一起到吴门，观赏一个名叫于庭的人携来的两张名画，一幅是元曹云西的《群峰雪霁图》，大纸画;另一幅是赵仲穆的《渊明图》，小纸画。曹画被朋友归希之以他物易去，《渊明图》因陶公见之与己同姓，事迹又相同，故赠之。清初官庄冏生也与吴其贞过从甚密。壬辰年三月八日，吴氏在其吴门园上，观赏董源《风雨归庄图》大绢画一幅。并说“庄淡庵先生讳冏生，字玉骢。武进人，应会先生仲子也。登丁亥进士。长于临池丹青，雅好古玩。家多收藏，大多得于旧内省。是日购予李唐《风雨归牛图》、萧照《瑞应图》、盛子昭《烈妇刺虎图》、钱选《兰亭图》。时壬辰三月八日”。这位身居官场的大清官员，因何能得到明宫廷藏品，不得而知。
此外，名医和市民也有相当的收藏。程元允，溪南人，为郡名医。闲时喜讲究法书名画，人亦恬雅。家藏有朱熹《祖帐帖》及元人书。再者，普通百姓收藏书画，在当时也不乏其人。如崇祯十五年(1642)七月二十日，吴其贞在岩寺大桥头方胖子家，观赏了一幅特殊风格的黄公望《山水图》(大劈之画一幅)，记曰：“气色尚佳。所画山水，尽用秃笔，无钩亦无皴，一笔一画如写字一般。此法古往今来未见有也。大都大痴作画无一定之见，皆随笔而成，各有不符。是谓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称为画圣诚不虚誉也。识二字曰大痴，用子久一图书。”估计这位方胖子既无身份也无背景，仅是一介平民，不然不会连他的名字都不记得。又有溪南吴文长，是当地的普通百姓，吴氏到访时，其“尽出画二百余，手卷四五十，画册数本”。可见作为百姓的收藏，其数量也是相当惊人。
徽州艺术品市场的发达，连藏家的门客也富有收藏，这些人都是书画市场的老手。其贞所认识的汪三益，系溪南吴氏门客，手中握有很多古代书画名作。吴多次从其手购买或观赏之，专设有“观汪三益画册日”，足见他对汪的重视程度。吴氏曾在汪三益的手中观赏梁楷《右军题扇图》纸画一卷、吴镇《竹石图》绢画一小幅、唐人廓填王右军中郎帖一卷、盛子昭(懋)镜面图绢画一本计十六页。此后，吴还从汪三益手中买到十一件宋元明名作。这些画是汪氏背着主人私底下交易，亦或是他自己开有专门的书画店，那就不得而知了。然而，这些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时门客的收藏状况。
这一时期，裱褙工在艺术市场中也十分活跃。裱褙工因其工作环境的便利，经常接触书画原作，耳濡目染，时间长了对书画真伪亦有所领悟，从而成为市场参与群体的一员。况且装裱工“由其能知纸纨丹墨新旧，而物之真赝已过半矣。若夫究心书画，能知各人笔性，各代风气，参合推察，百不差一，惟际之能也”。北京的著名裱工王际之，在吴门设有裱褙室，吴其贞曾在其裱褙室观赏唐宋书画九十八则，而这些书画是王际之准备带回北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