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间自己的厂房创作对他们而言是奢侈。他们是年轻的艺术者，他们在街头涂鸦，在街头跳舞。没有场地，没有展示的机会，他们迫切渴望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在英版“年轻城市指标”评选标准中有一大类就是时尚&艺术，分指标中除了“涂鸦和街头艺术”，还包括“是否有一个青年时尚展示空间”。那么，在这座力图变成国际时尚中心的城市里，未来是否能包容他们的梦想?
走过多个城市交到了朋友关注了社会
几瓶喷漆，一堵墙，涂鸦者的创意就可在墙上尽情驰骋。这种时尚的街头艺术在中国尚属“年轻”，涂鸦者也多以“85后”为主力军。玩了八九年涂鸦、走过多个城市的涂鸦者Ray、拉米、哈利等，他们在涂鸦的世界中树立自己的人生观，结交朋友，共同成长。而在涂鸦刚进入公众视野时，也都遇到过城管、路人、居民等的不理解。如今城市包容度虽然有所提高，但上海能安心做涂鸦的地方并不多，“也就莫干山路与上理工两处地方。”哈利说。棒球帽、运动衫，留着一小撮山羊胡……见到涂鸦者Ray时，他正在朋友的工作室里设计涂鸦稿。Ray是武汉涂鸦界的“元老”，也经常来上海进行涂鸦创作。而朋友哈利和拉米则是上海“本土”涂鸦者。他们的工作室位于闸北区一间老厂房的三楼，一楼空旷的厂房墙壁上画满了人物涂鸦，摇铃的骷髅、抽象的人物特写、飞扬的英语字母。坐在工作室内黑色的沙发上，Ray向记者展示了不少自己的作品。26岁的Ray，接触涂鸦已近10年，武汉、上海、广州等地都留下过他的作品。一年前，在上海理工大学军工路校区内，Ray在沿江一带的墙上涂鸦了一幅以“上海滩”为主题的涂鸦作品让他颇为满意。他与队友挑选了一段十几米长的墙，涂鸦上色彩多变的英语字母，穿插着老爷车、枪手剪影、名媛俊俏的侧脸，演绎了一出“上海滩暗杀”的故事。“这幅作品创作了一天，也带有随意性，我喜欢这种不受限制的创作。”与别人聊起涂鸦时，Ray总会这样总结道：“涂鸦对我就是一场修行。”自从初中三年级第一次在墙上涂鸦，Ray觉得自己的青春与成长、人生价值观、朋友圈子都与之密不可分，“走过很多城市，交到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也能通过涂鸦呈现自己的想法。”在Ray看来，自己会不以商业为目的坚持涂鸦，“坚持做就是对这一街头艺术最好的传播。”
作品很快被覆盖废墟、“圣地”都挺不爽
上海涂鸦者拉米与哈利说自己算是中国“第二代涂鸦人”，都是七八年前开始接触街头涂鸦，完全自发组成了团队。创作高峰时期一周可能要去涂鸦一两次，而每月一次是他们坚持的基本频率。每当被“圈外人”问起上海哪里可以看到涂鸦时，俩人不约而同地回答：“还是莫干山路。”拉米分析说，这条小路具备了三种要素—人少、车流少、附近居民少，“在这样的地方可以安心创作，不会有很多人干扰你的涂鸦。”而在其他地方，他们需要速战速决，“有时候10分钟就搞定一幅作品，然后背包走人。”更多时候，他们会找寻一些废弃工地，或者废墟内残留的内墙壁进行涂鸦，“前两年，我们会去金沙江路附近的废墟围墙，或者中山公园地铁站附近的废墟内进行涂鸦。现在环球港建起后，我们又少了一块涂鸦区域。”哈利说道，“而浦东，基本没有可以涂鸦的地方。”但对于莫干山路，这些涂鸦者也有“不爽的地方”，因为莫干山路的名气导致世界各地到上海的涂鸦者都会前去创作，“翻新速度太快了，有时刚完成一幅作品，没过两天就被其他人的涂鸦‘盖’掉，不能让更多人看到作品就是阻碍了它的传播。”Ray说道。
在地铁车身画上海地标建筑
“为涂鸦者提供更多的涂鸦墙进行创作，这是一个城市文化包容度的体现，艺术家也愿意创造出更满意的作品，让市民欣赏和了解这一街头艺术的随意与自由。”文迪认真地说道。“在我看来，如果能划分更多的公共区域进行涂鸦，我们会有一种被认同感。”拉米也表示了自己的看法。Ray注意到，上海的地铁线路日益增多，不少线路都驰骋在地面上，而在地铁、列车车身上展示涂鸦是街头涂鸦的精华。“比如说地铁3号线是以黄色为标志，那可以选取一列地铁，以黄色为底色进行涂刷，然后涂鸦上上海标志性建筑展示上海城市风貌，当它露天开动时必然会吸引路人的目光，有可能还会引发不少乘客拍照传上网络，其实这也是一种城市文化的宣传。”Ray边说着自己的想法，边又自我否定般摇了摇头，“估计要实现还是有点困难。”
街舞者：我们不是“混混”，希望得到认可的目光没人愿租场地只能在路上承受指指点点
和喜欢涂鸦的Ray、拉米、哈利一样，爱好街舞的石头也有同样的烦恼。和涂鸦不同，街舞需要音乐，要找到一个能接受喧闹的音乐，看一群染着黄毛，穿着大大的帽衫垮裤在地板上转圈的公共场地，很难。所以虽然说是“街舞”，但石头他们最常去的地方都是室内。“有人说，街舞之所以称之为街舞，就应该在大街上练习。”石头最初跳街舞是在大街上，但发现没有镜子，没法纠正自己的动作。最受不了的还是马路上来来往往的人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你，有的还要指指点点。没办法，他只能和朋友一起租场子，这就需要钱，那时他每月只有七八百元收入。“我喜爱跳舞，无论别人多么不理解，这都是我的理想。”但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不得不向现实低头。于是，他和朋友们开始四处参加街舞比赛，做一些商业表演，就为了筹钱租场子。“好不容易筹到钱，没人愿把地方租给我们。”屡屡受挫的租房经历让石头至今记忆深刻。“我们曾经租过三室一厅的毛坯房，但物业公司三天两头跑来提醒我们注意影响，周围其他公司也对我们入驻感到不满。”石头说，在平常人的眼光中，他们这些穿着没样子、总是做些奇怪动作的人不是跳舞的，都是些小混混。
艰难做自己喜欢的事团市委助“野孩子”有了家
当渐渐跳出点名堂来之后，石头和伙伴们开始教授街舞，“可以算是间工作室吧。”名为Caster的街舞工作室只能算是勉强维持运作。“做自己喜欢的事是最幸福的，也是最难的，我深有体会!”除了每月三万元的房租、四万多元的员工工资，石头还为一些从外地来的“兄弟”在上海租了房子。这间小小的工作室，就靠着口口相传，艰难地生存了下来，每月收入十万元。转折点是在他们遇到了团市委的青年家园。2005年，团市委举办了第一届上海青年风尚节，聚集了一批像“野孩子”似的青年社团共同展示，Caster就是其中之一，那也是工作室第一次在这么大型的有组织的活动中展现自己。这之后，他们就投入到了青年家园的怀抱，成了有“家”的孩子。正如团市委成立民办非企业单位—“上海青年家园民间组织服务中心”的目的，希望能为一些青年社团提供“家”的服务，给予最切实的帮助。于是，Caster成功入驻了188创意产业园区，有了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地盘”。“当时感觉特别好，因为是第一次有人关注我们，关心我们，还愿意帮我解决问题。”“其实我们要的很少，但是作为舞者，尤其是街舞爱好者，我们最渴望的始终是世人认可的目光。”石头说。
改变街舞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
“对我们来说，一直以来想寻求的都社会的认可。”石头说。而如今，他离自己的梦想又近了不少—这支年轻的舞蹈工作室在上海乃至全国的街舞圈中都成为响当当的，合作过的艺人包括王力宏、张惠妹、蔡依林等等。在工作室的宣传单中，有这样一句话：“推广嘻哈音乐及舞蹈在年轻一代中的传播。”石头说，和其他一些街头艺术、民间社团相比，他们已经算是幸运的了。虽然经历过艰难，但如今走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我们想把这一舶来文化健康地引进中国来，实现国际先进街舞文化在本地的融合。我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白领爱上街舞。我希望改变街舞在人们心目中的固有形象。”
代表委员支招提供空间，未来或出涂鸦大师
“或许很多人会认为，街舞、涂鸦都是一种叛逆期的表现行为，但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应该要有一种包容度。”昨天，市人大代表、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黄豆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国外其实就有很多类似街舞、涂鸦这样的比较自发的、体现年轻人个性的艺术形式，这是青年人表达自我情感、思想的一种途径与方式。“从我个人来说，是很喜欢街舞的。”黄豆豆代表向记者透露，16年前，他也曾是在街头疯狂跳着霹雳舞的“叛逆男孩”。而与此同时，黄豆豆代表也提到，如今很多人对于街舞、涂鸦有所误读，一方面是因为对于这种艺术形式不了解、不理解，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年轻人在表达时没有掌握好一个度。“并不是马路上所有的公共设施都能成为涂鸦画板的，而在这点上，政府可以辟出一块专门的场地提供给年轻人作为涂鸦墙，或者民间也可以通过沙龙等形式，让年轻人有一个交流的平台。很可能通过10年的酝酿、发酵，在这些街舞青年、涂鸦高手中就能走出一两个大师级人物。”
社会接受度需要文化融入过程
市政协委员、市精神文明办主任燕爽表示，街头艺术本来就是民间的、草根的文化，现在也还没有规定说有禁止街头艺术的存在。“比如地铁里、广场上经常都有一些搞演唱的，路边也有画画、唱歌的。包括街舞这种，并没有说被赶走、不允许表演、不允许展示的。有这样的街头艺术存在，很好啊。”燕爽表示，“只要路人愿意接受，只要不触犯法律法规，不引起抗议或是有噪音扰乱等，就可以存在。”燕爽表示，对于一所城市来说，街头艺术也是一种特殊的风景，公共区域都是向这些年轻艺术家开放的。无论是年轻人喜爱的街舞、唱歌，还是老年人喜欢的广场舞蹈，这些都是自发的展示行为，和谐共存，体现的就是城市包容。不过他也表示，像涂鸦这样的艺术形式是从西方传播进来的，西方的生活空间很自然可以展示这些，而中国的公共空间设置以及中国的文化习惯可能不太容易接受这样的艺术形式。“社会的接受度需要一个过程，这是文化和习惯的关系。”他告诉青年报记者，如果有人愿意接受这样的艺术形式，自然可以引入。比如目前在上海已经有一些小区将涂鸦引入小区装饰中，也有一些施工墙面、工地围栏成为涂鸦艺术的展示地。“这需要一个文化逐渐融入的过程。”他也建议有梦想的年轻人，要把自己的艺术水平切实提高，展现出艺术本身的魅力。“有些街头涂鸦，并不能显现出独有的浪漫性、幽默性或是想象力。民间的艺术更需要用本身的艺术魅力来检验它的存在合理性。”
让活力的学生与社区更好融合
“大学生是流行文化、时尚文化最敏感、最具活力和传播力的人群之一，校园内的清新之风，怎样能更广泛地与社区融合，与城市对话，我们呼唤这样的平台，也渴望打破这层透明的玻璃。”市人大代表、上海市学生联合会主席孙晓雷说道。孙晓雷是这一届市人大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位，作为“90后”的一名在校大学生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并有着深切的体会。“大学是最开放宽容的地方，只要有想法，三五个志同道合的学生在一起，就能组建起一支新的社团，慢慢壮大起来，成为有影响力和凝聚力的社团。”“我觉得这就是大学对于年轻人的一种接纳和包容，对兴趣、个性的尊重，如今，我们周边的大学路也很支持我们，比如涂鸦墙、各种咖啡馆等都给了我们大学生展示的空间，也多了与社区融合的机会。这种氛围越来越浓，这些场所也渐渐成了大学生交流思想，展现兴趣的集散地。”话锋一转，让孙晓雷觉得稍有遗憾的是，这仅仅限于周边，如果想去人民广场、陆家嘴，可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也渴望打破这层透明的玻璃，让活跃的大学生能有更多平台去展示创意，交流成果，与城市里的人们互动和沟通，丰富彼此的生活，也收获更多的喜悦与欢乐，成为又一种年轻文化的力量。”孙晓雷深怀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