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元、明青花结晶斑

自《文物》杂志1994年第2期发表笔者关于吉林扶余岱吉屯元墓出土“至正年制”款釉上牡丹花卉纹五彩瓷碗(见图1至图3)的研究报告后，近十年来在全国各刊物上，不断看到有 持异者。如江西曹淦源和欧阳世彬、广西李铧、北京吕成龙、香港葛师科等先生们提出“元瓷足底涩胎无釉,因为足底无釉，自然也不会书写款识”的看法。笔者以为，这种观点原出民国年间古玩商眼学对元瓷的一种说法，是极其错误的，这在现代考古学中是绝对找不到任何根据的。用眼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古代陶瓷的历史，不能说它是科学的。　

　 “元瓷足底涩胎无釉”一说，如今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并不清楚它的来龙去脉。这种提法最早出于民国初年许之衡《饮流斋说瓷》款识第六章，文中谓：“元瓷款识惟官窑有‘枢府’二字，其余民窑底有字者甚少，纵有字亦不挂釉，在器物底随意成，若可识不可识之间，成花纹及辘轳形者亦间有之”。1942年北京古玩商赵汝珍先生著的《古玩指南》一书中，对许氏元瓷足底无釉之一说，一字无误原样收入书中且有发挥。在许氏一说中又补入“绝无以年号为款字者”一句。许氏是位文人，民国初年曾任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是研究曲学和中国音乐史的学者，业余嗜好古瓷；赵氏1937年于北京琉璃厂开设萃珍斋。他们所谓的元瓷足底无釉之一说，又未必是指元青花和五彩，因斯时举国上下还没有一个人承认元代还能烧制青花和五彩者，另外又属一家之谈，我们当无可非议。解放后，因为我国文博系统工作尚属起步，许多琉璃厂人犹如陈重远先生在《收藏》杂志著文：“新中国成立后，琉璃厂古董商中有‘真才实学者’，被国家文物局、北京市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各地方博物馆聘为顾问、副馆长或分配在文物鉴定组工作有数十人之多。1986年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成立，吸收了20多位出身琉璃厂古玩铺学徒的老行家参加，并被选为常委和委员，……陶瓷鉴定专家，人们称他们是‘国宝’人物。”正因如此历史背景，许多传统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文博队伍。特别是《文物》杂志在1965年第11期和1966年第3期上，先后连续发表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孙瀛洲先生撰写的《元明清瓷器鉴定》一文，这篇文章影响学瓷者最深，文中谓：“元代瓷器带款识的极为少见，除青釉盘中印着‘枢府’或‘太禧’款的以外，一般青花、釉里红器物均无正规款识”；又说：“大致说来，元代器皿底足多露胎釉而质粗”。孙瀛洲先生谈元瓷之此说，基本是许之衡《饮流斋说瓷》和赵汝珍《古玩指南》的翻版，且又有所发挥。自此以后截至今天，便成了定论，再不见有人论述元瓷足底涩胎无釉及款识方面的文章，更无一人怀疑许、李、孙氏三位先生关于元瓷的这一说法，有无文献，考古资料方面的佐证，致使元瓷足底涩胎无釉无款的一说，令许多文物和古玩界学瓷者奉之为“圭皋”，深信不疑，其说势力之大，无人敢与之抗衡，甚至还有人为此说绞尽脑汁进行铺垫。笔者以为用这种莫须有的理论来研究中国陶瓷史，不能说它是科学的。　

　 应当说元瓷特别是青花和五彩瓷器的底足有的是施釉，有的是不施釉的，不可一概而论。从考古资料上看，施釉者，除吉林扶余岱吉屯墓出土釉上牡丹花卉纹五彩瓷碗，足底施釉并书有矾红“至正年制”款识和同出的五彩“福”字款瓷碗(见图4和图5)可作佐证外，1964年保定市发现一处元代窑藏，出土有六件青花瓷器，其中有的砂底，有的满釉，如青花釉里红盖罐、青花八棱梅瓶均是砂底，而青花八棱玉壶春瓶和(八棱)执壶则是满釉，足端露胎。另外我们还从1978年以来，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在清理珠山底下堆积中，出土的八思巴字款五爪云龙纹碗盘和高足杯进一步得到了证明，元瓷足底有的是施釉的且有款识。今日从考古学说，瓷器上凡书、印八思巴字者，均已为古陶瓷研究者断作是元代的产品。诸如1956年至1961年浙江龙泉大窖、安仁口、丽水宝定窑址出土的瓷器有八思巴字；广东南海窑瓷器上发现有图章款的八思巴字；60年代末北京德胜门豁口窖藏中发现的两件景德镇影青碗底部用墨书一个八思巴字，译成汉字为张或章；山东淄博窖藏出土4件钧窑月白釉浅腹盘的圈足内墨书八思巴字，也应为姓氏等。　　综上所述，元代青花和五彩瓷器的足底并不是都不施釉的。所以举一反三，即使发现元瓷足底写有‘福’字款、“长命富贵”款也就无须自惊自怪了。其实在元代的中晚期有些青花和五彩瓷器，足底施釉的工艺技术十分简单，如圆器的盘碗，只要采用正烧的方法，烧前平切并斜削足底，防止坐在大于圈足之上的垫饼相互粘连，也就完成足底施釉的工序。所以说元瓷足底施釉或涩胎，并不能以此作为判断元瓷的依据，更不能用老师的“乱说”，作自已研究元瓷的理论基础，否则会出一些笑话。　

　 景德镇珠山至今未发现元青花瓷堆积地层的主要原因　　据笔者所知景德镇原始元、明、清三代官、民窑烧制青花瓷器的中心，可是至今景德镇那里连一个元代青花瓷器堆积的地层都没有发现，另外还有许多有关元瓷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又从哪里得来大量元代资料呢？　　

其实，解放以后，全国各地出土元代青花瓷器方面的实物资料十分匮乏。我们一些同志对它的研究至今基本仍是步外国人的后尘，雾里看花没有什么新的发展。景德镇珠山原是元代御窑的故址，所以许多人都企盼若是在那里发现元代堆积的地层，哪怕是一个灰坑，那无疑将是对元代及其以后青花瓷器，诸如类比、断代等方面的研究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遗憾的是解放以后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一般地说，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元代中晚期，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已经大量烧制青花瓷器供作宫廷日用的器皿，许多残次品的遗留，肯定会在珠山地下有大量的存在。笔者以为有许多迹象表明，假若不是我们走入误区，把大量元代青花瓷器仍按传统观念视为明代中晚期产品的话，在珠山那里是绝不可能不发现元代御窑厂所遗留的青花瓷器的。　　

中国对元代青花瓷器的发现和研究很晚，及至解放后50年代，中国还没有一个人承认元代还能烧制青花瓷器，古玩商成了“专家”，这是一个不可争的事实。若论元瓷，犹如1942年北京古玩商赵汝珍著《古玩指南》书中所说：“元代以蒙古入主中华，不重文艺，且享国不及百年，完全渡征剿生活，无暇于享乐事业，故元代瓷业无特殊进展，……元器多仿钧窑”，又说：“元代官瓷最少，其器有青器、白器、印花、划花、雕花等，进御之器亦甚精妙，器内均烧印有‘枢府’字号。”赵氏却不知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发展时期，不仅有天文学家郭守敬、农学家王祯、女纺织技术家黄道婆、水利家贾鲁，还有文学家关汉卿等，假若没有当时农业、纺织、水利、天文科学以及戏曲的发展，能够产生出这些杰出的人才吗？但是赵氏《古玩指南》之一席话却后果不堪设想，它不仅说明国人这时对于认识元代青花瓷器的一无所知，严重的是同时也将国人对青花瓷器的研究推向歧途。因为如此来元代没有青花瓷器，无疑不论出土或传世的元代青花瓷器都全部被混迹到明代中晚期产品序列之中，且一一作了定位。1952年美国波普博士根据英国人霍伯逊发现带有“至正十一年”铭的青花五爪云龙瓶为标准器，对照伊朗阿特别尔寺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博物馆所藏元代青花瓷器进行对比研究，发表了两本书，这时国人刚刚如梦方醒，才知道景德镇元代窑工还能烧制青花，且美不胜收。中国人虽然这时也开始承认元代有青花瓷器的存在，但仍坚持过去被他们混迹到明代青花序列中的元代青花瓷器依旧是明代中晚期的产品，至今我们很难看到一件过去曾被混迹到明代青花序列中的元代青花从中分离出来，也从未见过有谁提过这方面的异议。这不能不说是中国陶瓷史的悲哀。　

　 景德镇珠山那里至今没有发现元代青花瓷器堆积地层的主要原因，宏观地说，就是我们没有仔细研究国人对元代青花瓷器的认识是如何起步的，又是如何从过去否定再否定元代青花瓷器的历史。假若仍从民国年间古玩商的视角，把大量元代青花瓷器视为明代的产品，那么景德镇珠山元代御窑的地层，也就休想发现了。这里有一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有人提出1987年景德镇珠山出土了几件八思巴字款青花海水云龙盘和碗，其中一件碗口径11.2厘米，发表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出版的《景德镇出土陶瓷》一书上；另外还有一件碗，口径22.8厘米，发表在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馆《皇帝的磁器》一书中。这两件碗被标明是出土于珠山明代中晚期正德年的地层中。　　

美国弗立尔美术馆对馆***花八思巴字款五爪龙纹盘的年代更正　　笔者曾三次去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得刘新园所长等同仁关照，并亲眼见过珠山地下出土的这几件八思巴字款青花云龙纹碗和盘，另外还有一件涩胎云龙纹高足杯，龙均五爪。在碗盘和高足杯足底所书的八思巴字款识，不仅一样且十分规整。他们说是所里一位年轻人发现的，具体情况并不十分清楚，把它断代是明正德年的产品只是根据民国年间的一种通说。他们所谓的这种通说是最早来于国外，出自1920年美国华盛顿弗立尔美术馆收藏的一件青花八思巴字款五爪龙纹盘，由于当时在国内外大家还不知道元代有青花瓷器的情况下，被该馆波普博士断作它是明代正德年间景德镇的产品，所以至今在国内均对波普博士关于青花八思巴字款瓷器年代的看法深信不疑。如耿宝昌先生在《明清瓷器鉴定》一书中，对正德时期青花瓷器的各方面的特征，就谈到正德瓷器“亦有八思巴文书写的款识”就是指此。英国人霍伯逊包括国人一些同志，还为此说编了一些离奇的故事应声附合。　

　 但是我们有些人并不清楚，其实波普博士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没有弄清所***花瓷盘上的八思巴字款的内容，因为款识重要的属性是它标识瓷器烧制的年代。波普博士故去后，1992年，美国弗立尔美术馆似乎对馆***花八思巴字款五爪云龙纹瓷盘原定的年代产生了怀疑，所以是年特派詹尼博士(注：美籍华人苏芳淑女士)利用参加中国古代北方民族考古学术会议机会，携带八思巴字文题字来北京请相关部门帮助确认。据笔者所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十分慎重。他所派人请同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八思巴字专家、研究员蔡美彪先生予以鉴定，结论为款识当纵读，是元朝亡国前顺帝妥欢贴睦尔“至正”的年号和“年制”四字。同时又指出，款识右面两个字不是“正德”，更释不出“嘉靖”的读音。“至正”与“正德”、“嘉靖”，两个朝代，前者是元代年号，后者明代中晚期朱厚照、朱厚-的纪年，两者时间相距一个半世纪，可谓是天差地远。之后，美国弗立尔美术馆已根据中国专家的意见，更正了他们对馆***花八思巴字款龙纹盘的年代，改定元代末年烧制，不再称其是明代中晚期正德年的产品，并记录于馆藏档案中(编者注：见文后所附档案)。几年后，在不知上述情况的前提下，吉林考古研究所刘振华研究员再次对景德镇珠山出土的青花龙纹碗上八思巴字款进行诠释，结论也是元“至正年制”四字。　

　 笔者以为明代地层如若不经扰乱是绝对不会出现八思巴字款瓷器，因为这种犹如天书的文字创制极不科学，是一种音标式文字，并无标示声调的符号，如果用它来拼写汉字的读音，也只能做到约略地描写汉字的声韵构成，而不能反映声调的差异。所以说元朝虽然多次诏令推行全国使用八思巴字，也难为汉人接纳，只好暂时在官书上应用，明初已经废行。另外我们从考古学资料中也可以得到佐证，就是我们所发现的无论是墓葬或是遗址还从来没有见到过明初和其以后的年代，在器物上或是碑碣有书刻八思巴文的内容，所以也进一步说明这种文字在元代之后已为人摒弃。既然八思巴字是元代产物，可见景德镇珠山元代御窖故地出土诸多的青花八思巴字款五爪龙纹碗盘和高足杯，包括同出的大量青花和其它的瓷器，就绝不可能是在明代堆积层发现的，这也就是笔者与诸先生讨论话题目的的所在。当今景德镇那里仍把原本是元代御窑和其它民窑地层堆积中发现的青花等器物，照本宣科错误地按传统观念把它们都视为明代中晚期的产品，并用它做所谓“标准器”，显然是混淆视听且对后学者是一种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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