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清两代金石学对书法的影响及其背景分析（作者：崔树强）

一、引言

在纸张发明使用之前，中国古代的文字记载主要依赖三种方式：甲骨、金石、竹木简牍。但竹木简牍使用到南北朝末期已基本全废；而使用甲骨也仅限于殷商西周时期。再者，竹木年久易腐，甲骨也多用于贞卜；只有使用金石，自从三代以来，没有间断，其用特著，其寿特永。从出土情况看，甲骨与竹木简牍发现于19世纪末，而大量的出土以及研究乃是20世纪之事。金石则不然，其用途之广，数量之巨，上至达官仕人，下至田野村夫，俯拾即是，唾手可得。又金石的使用，在三代之间，有金而无石；秦汉以后，石多而金少，所以欲探究三代之史莫如金（及近代出土之甲骨），而欲探究秦汉以后之史莫如石。所以，自汉代以来，历代学者皆十分重视，他们在古代金石器物时代的鉴定、铭刻文字内容的考释等方面多所发现，并以此作为证经补史之助，于是逐渐演进成为一独立专门的学问——金石学。

作为古代“考古学”的核心、近代考古学的前驱，金石学有其自身的研究体系。那么，什么是“金”，什么是“石”呢？一般认为，“金”是指青铜器及其铭文，“石”则指各种碑刻文字。但金石学意义上的“金”、“石”远比此宽泛得多。朱剑心认为，“金”是“以钟鼎彝器为大宗，旁及兵器、度量衡器、符玺、钱币、镜鉴等物，凡古铜器之有铭识或无铭识者皆属之”；“石”是“以碑碣墓志为大宗，旁及摩崖、造像、经幢、柱础、石阙等物，凡古石刻之有文字图像者皆属之”；那么，“金石学”则是“研究中国历代金石之名义、形式、制度、沿革；及其所刻文字图像之体例、作风；上自经史考定、文章义例，下至艺术鉴赏之学也”。[①]由此可见，金石学对于相关学科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可以证经典之同异，稽诸史之谬误，补载籍之缺佚，考文字之变迁；二、金石文字对文章之存录以及考索文章之渊源、体制、文词之工拙皆关系甚巨；三、金石文字书体之美、变化之多，尤为特色，已成为染翰之士研习摹拓之对象；而鼎彝石刻图绘花纹之复杂优美，可以考索当时审美观念之演进；玺印封泥古雅绝伦，为千百年篆刻家所师法，可见我国艺术活动与金石学可谓形影相随。[②]

金石学肇始于汉，魏晋至唐逐渐演进，到两宋臻于极盛而中衰于元明，而到清代时又高潮复起，遂成显学，有迈宋之绩。这就是金石学史发展的大概。

据《史记·封禅书》记载：“少君见上（指汉武帝），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柏寝’。已而按其刻，果齐桓器”。这是汉人对古铜器时代的鉴定。而《汉书·郊祀志》中则有张敞考释鼎铭古文字的记载；《史记·始皇本记》中录有秦之七刻石（《芝罘》有两刻石）。凡此，皆可见司马迁、班固等已留意于金石了。

到了魏晋时期，人们开始利用金石文字订证史籍之错误，如孟康注《汉书·律历志》记载：“汉章帝时零陵文学奚景于泠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古以玉作，不但竹也。”[③]可以证明《汉志》所说并不尽然。南北朝时，开始有金石专著，其卷数最多的，当推梁元帝辑集的碑刻集《碑集》，共100卷。这是最早的石刻集录，可惜早已亡佚。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引汉碑一百，魏碑二十，这是撰述中引用碑刻之始。六朝、隋、唐之间，著述论及石经者，有《洛阳记》、《西征记》、《后汉书》、《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北齐书》、《隋书经籍志》及《西京新记》等数种。虽然诸书所记，往往互误，考核也欠精审，但开创之功不可磨灭。发现陈仓石鼓则是唐人的贡献。唐人多以为是周宣王猎碣而且是史籀之笔，虽然也是考据未精，率尔臆断，但杜甫、韦应物、韩愈等歌咏所及，影响不可谓不大。

以上是由汉至唐金石学发展的概貌，当时学者对于金石固然已有近于研究之事，然而偶得一器，偶见一石，偶然而得之，亦偶然而述之，一鳞半爪，未能成为专门之学。

两宋时，金石出土日多，于是士大夫如刘敞、欧阳修之辈，筚路蓝缕，倡导金石学，也即阮元所谓“阅三四千年而道大显矣”。据容媛《金石书目录》记载，宋代金石学者有22人，著作30种。清代李遇孙《金石学录》中录有61人。杨殿珣《宋代金石佚书目》中列出只知书名的佚书89种，可见当时金石著录研究的盛况。至于这些著作研究的方法，大约有著录、摹写、考释、评述四种；有存目的，有录文的，有图形的，有摹字的，有分地记载的，有分类编纂的；或者考证其时代，或者叙述其制度，或者释读其文字，或者品评其书迹，都十分详备。

元明两代，在宋代极盛之后，难乎为继，固然由于风尚不重实学，亦因为金石器物少有发现。著作除了郭宗昌的《金石史》、赵崡的《石墨镌华》等数种可观之外，其它如杨慎的《石鼓文音释》凭空编造，陶滋的《石鼓文正误》也多揣摩之处；卞蓘的《古器铭识》完全抄袭《博古图》与薛尚功的《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而且前后失次；而方仕的《集古隶韵》则完全抄袭娄机的《汉隶字源》，摹刻拙劣，几乎没有可取之处。孙克宏的《碑目》与盛时泰的《苍润轩碑跋》也疏于考证，错讹很多。如此不一而足，元明金石著作虽然数量并不为少，但大抵辗转碑版，罕有新识，叠床架屋，徒形其赘而已。

入清以后，百年之间，海内渐定，治朴学者甚众，金石之学亦开始勃兴。而三代遗物，也在此时应世而出，出土于丘陇窟穴的金石达数十倍于往昔。但大体上著录的方法，也多是本着前代的成例，比如存目、跋尾、录文、摹写、纂字、义例、分地，都是前代已有；而分代、通纂、概论、述史、书目等，则是清代所新创。[④]清代涌现了大批有重大贡献的金石学者以及大量水平极高的金石著作。乾隆以前，金石学研究尚不甚发达；乾隆以后，是金石学的鼎盛时期。容媛《金石书录目》收现存金石书自宋代至乾隆以前700余年间仅限67种，而乾隆以后的金石著作多达906种。清代金石学者精于鉴别，考证严谨，研究范围更广泛，收集资料更丰富，考释文字的水平也大为提高，尤其对石刻材料的整理汇集工作开展得普遍而深入，成就斐然。

在中国金石学史上，宋清二代，双峰屹立，宋代有开创之功，清代有大成之果。金石研究与书法的发展关系十分密切，那么，这两个重要时代的金石研究对当时书法的发展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影响又有哪些不同？而产生这些不同影响的时代背景又是如何？书法自身发展的规律在起着怎样的作用？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不仅有助于认识书法与金石研究之间的影响关系，而且对于认识书法史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它给宋、清书法史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有助于将书法置于广袤的时代文化背景中去考察，从而对书法的发展有一个更加深入和立体的认识。

迄今为止，关于清代金石学与当时书风之间关系的论述并不鲜见。但遗憾的是，从宋、清两个时代金石学对书法发展不同影响这一视角入手，对比分析两代金石学与书法不同关系，从而力求更清晰地看出这两个时代书法发展的不同特点，似乎尚未得见。笔者不揣浅陋，勉力而行，试图通过这种对比，更能看清楚书法发展的某些内在规律以及对书法的发展起着影响作用的诸多因素，为更深入地认识书法史提供佐证。在分析金石学与书法的关系之前，本文先对宋、清两代金石研究的概况作一鸟瞰，了解金石研究的主要内容以及两代金石研究之间的异同和承继关系。



二 宋、清两代金石学研究概况

关于金石学著作的分类，各家颇有不同。陆和九在其《中国金石学》中将金石家著作分为四类：目录之学、图谱之学、考据之学、校勘之学。[⑤]朱剑心在《金石学》中则依“吉金之著录”、“石刻之著录”而分述之。王国维在《<宋代金文著录表>序》一文中也作了分类：“与叔《考古》之图、宣和《博古》之录，既写其形，复摹其款，此一类也。啸堂《集录》、薛氏《法帖》，但以录文为主，不以图谱为名，此二类也。欧、赵金石之目，才甫《古器》之评，长睿《东观》之论，彦远《广川》之跋，虽无关图谱，而颇存名目，此三类也。”[⑥]然而，金石著作中有不少兼及金与石者，很难按朱氏之一概；至于校勘之学，陆和九仅举民国方若《校碑随笔》为例，此著不属于宋、清金石学；王氏第三类将目录与考据混为一谈，且仅限于吉金之类。然而金石学著作内容庞杂，或专录一地，或仅释一碑，或文集散见，或札记偶及，使之分类更加困难。本文择其主要著作，从其研究方向与内容入手，略举四端，而不必强分某一著作为某一类也。

（一） 录目之类

最早的金石录目著作是欧阳修所编《集古录》，从其先前搜集的1000卷彝铭碑刻法帖中选其重要篇目编成，分注其撰人姓名、官位事迹以及立碑时间等，分为10卷。此后，赵明诚《金石录》前10卷中，将其收藏的2000卷金石铭刻依时代顺序著录，并于篇目下注其年月及撰人。王象之所著《舆地纪胜》200卷，是一部南宋地理总志，其中《舆地碑记目》4卷，以天下碑刻地志之目，分郡编辑，各注其年月姓氏大略于其下，起临安，迄乾州，均南渡后疆域。陈思《宝刻丛编》20卷中收录古碑，以《元丰九域志》京府州县为纲，其石刻在地理上可以确定的，分别按各路编辑；不详的，则附于卷末，并采录了各家的考证。在南宋偏安的情况下，陈思编此书博采前闻，用功颇多，对于诸道郡邑，纲目分析，沿革情况等介绍比王象之还要详备。南宋无名氏所撰《宝刻类编》8卷，[⑦]其收录碑刻，上自周秦，下至五代。此书分为8类，每类以人名为纲，在人名下著作碑目，并写明年月地名。关于宋代金石录目著述，自欧阳修、赵明诚、王象之三家外，当推陈思的《宝刻丛编》比较完备，但传下来的书多残缺不全。而《宝刻类编》广搜博采，叙述详明，从收录的数量上看，也比郑樵《金石略》、王象之《舆地碑记目》为多。

宋代金石录目著作主要即上述数种，到了清代，此类著作数量已达数十种，且搜罗范围之广，碑石数目之巨，已非昔人可比。更为细致者，专收一地金石，详加考索，皆为宋人所未发。

《寰宇访碑录》12卷，清孙星衍、邢澍撰[⑧]。书目所录诸目，自周起，止于元末，除石刻外，还有各家收藏的古砖古瓦。[⑨]在各石刻之下，一一注明其书体、撰书人姓名、碑刻的年月、后人题记及刻于碑阴的文字。全书共录石碑及砖瓦7000余种，嘉庆以前的碑刻目录以此书最为详备。但金石之器，日出不穷，所以，此后赵之谦又“集近六十年中所出及所见碑版文字著之，以补孙氏访碑之录”，[⑩]即《补寰宇访碑录》5卷，此书收录碑刻起自秦汉，迄于元代，仿孙氏《寰》书之体例。而清末叶德炯所撰《梦篆楼访碑录》2卷，则是对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和赵之谦《补录》中讹舛缺漏之处，取家藏金石诸刻加以补正，再加上新出土的碑刻，共1400余种。尽管屡续屡补，仍不能据此自足，只有不断续成其志，才可以备石渠之采择。在清代金石目录书中，收录资料最多的一种还是吴式芬所撰《捃古录》20卷，此书也是为补孙氏《寰》书之未备，删其讹复，增商周秦汉以来吉金，编纂而成。全书所收目录，计金类1781种，石类15230种，砖瓦类1105种，加上木、玉、磁等类，共记18128种。这一数量与宋人金石录目相比，几近于10倍。

专录某一地金石碑目的有一下几种：专著山左（山东省）金石书目的，始自毕沅、阮元共同著录的《山左金石志》24卷，后来段松龄又作《山左碑目》4卷，法伟堂又作《山左访碑录》13卷，尹彭寿作《山左北朝石存目》1卷，田士懿作《山左汉魏六朝贞石目》4卷，对有关山东境内的碑刻的存佚、名称等作了注释或考证。

胡聘之撰《山右石刻丛编》40卷，则著录了山西石刻及附着的铜器款识，自后魏至元，共计726件。沈涛《常山贞石志》24卷所收录浙江常山石刻，自周至元，共250余种。清人李调元摘抄王象之《舆地碑记目》，编为《蜀碑记》10卷后，又博采自宋以来金石诸书所载蜀碑之目，分隶于清府县地名下，为《蜀碑记补》。阮元曾督学两浙3年，又任巡抚8年，刻意搜访浙中金石，派工进行摹拓。幕中罗致的名儒宿学如赵魏、何元锡、许宗彦等，帮助搜访考证，辑成《两浙金石志》18卷。翁方纲视学广东达8年之久，搜访全省金石文字约500余种，经编辑考释，撰成《粤东金石略》11卷。谢启昆任广东巡抚时，也效其师，撰《粤西金石略》以配之。而翁方纲晚年所作《海东金石文字记》4卷，著录新罗、百济、高丽等海东（今朝鲜半岛）诸国所发现的自陈、唐至明以来石刻。《中州金石记》5卷为毕沅任河南巡抚时所著，他任陕西巡抚时又著《关中金石记》8卷，关中为三代、秦、汉、隋、唐都会之地。碑碣之富，甲于海内，此书著录，起秦迄元，计797种。专录一地金石碑目之著作在宋代尚告阙如，而清代却蔚为大观，可见清代金石著作较宋代可谓既深且细。而继承宋代陈思《宝刻丛编》和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分地录目的有孙星衍《京畿金石考》2卷，此书著录金石，取宋人诸金石书，及孙星衍家藏直隶诸府、州、县所出吉金贞石之文，分隶郡县。

另外，清代金石目录著作还有：钱大昕撰《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8卷；缪荃孙撰《艺风堂金石文字目》18卷[11]；李璋煜编《爱吾鼎斋藏器目》1卷；刘喜海《嘉荫簠藏器目》1卷；丁彦臣《梅花草簠藏器目》；孙汝梅《读雪斋金文目手稿》1卷；王锡綮《选青阁藏器目》；潘祖荫《攀古楼藏器目》2卷；邹安《周金文存》6卷；曹溶《金石表》1卷；凌霞《癖好堂收藏金石书目》等。

以上宋、清两代金石录目之著作，或专为录目而作，或录目后兼及考证。有些金石器物或散失流落、或风化磨灭，后人已无法得见。欧阳修就曾谈到自己的亲身体会说：“余为童儿时，尝得此碑（指《唐孔子庙堂碑》）以学书，当时刻画完好。后二十年复得斯本，则残缺如此。因感夫物之终弊，虽金石之坚，不能以自久，于是始欲集录前世之遗文而藏之”；[12]他又说：“又以谓聚多而终必散，乃撮其大要别为录目”。[13]这类金石录目著作为后人保留了大量关于金石存留情况的资料，这既是当时著录的主要动因之一，也是其重要价值之所在。

（二） 录文之类

陆和九在《中国金石学》中说：“秦刻六石，纪功颂德之滥觞；蔡撰诸碑，铭幽诔善之初桄；地莂地券，开合同契约之先河；题记题名，创赞序诗词之异制；颂称之文，勒于钟鼎；吉祥之语，见于洗铃。采辑成佚，亦艺苑之别开生面也。”[14]这是谈到金石学与文学的关系以及采辑金石铭文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宋代欧阳修、赵明诚、洪适等人早已认识到辑录碑文对于参稽经史详略得失的作用。

欧阳棐（欧阳修之子）在《集古录目记》[15]中说：

“盖自文武以来，迄于五代，盛衰得失，贤臣义士，奸雄贼乱之事，可以动人耳睹。至于释氏道家之言，莫不皆有，然分散零落数千百年，而后聚于此，则亦可谓难矣。”

赵明诚《金石录原序》也说：

“自三代以来，圣贤遗迹著于金石者多矣。盖其风雨侵蚀，与夫樵夫牧童毁伤沦弃之余，幸而存者，止此尔。是金石之固，犹不足恃，然则所谓两千卷者，终归于磨灭。而余之是书，有时而或传也。……是书之成，其贤于无所用心，岂特博奕之比乎？辄录而传诸后世，好古博雅之士，其必有补焉。”

到了清代，王昶在《金石萃编序》中说：

“夫旧物难聚而易散也，后人能守者少，而不守者多也。使瑰玮怪丽之文销沉不见于世，不足以备通儒之采择，而经史之异同详略，无以参稽其得失，岂细故哉？于是因吏牍之暇，尽取而甄录之。”

由此可知，无论宋代或清代，金石著作录文的主要目的就是防止金石文字年久失传，金石铭刻因自然风化等侵蚀损坏，急需记录传世。而史书记载往往抵牾，也急需用金石文字加以校正，这也正是碑文存录的重要价值之一。

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中用了较大的篇幅对汉代等碑刻的碑文予以收录，如卷一《后汉西岳华山庙碑》、卷二《后汉尧母碑》、卷二《后汉鲁相置孔子庙卒史碑》、卷二《后汉析里桥郙阁颂》、卷二《后汉泰山都尉孔君碑》、卷三《后汉衡方碑》、卷四《后魏石门铭》、卷七《唐颜勤礼神道碑》等都辑录了部分碑文。赵明诚《金石录》承《集古录》体例，也收录了部分石刻的碑文，如卷十四《汉谒者景君表》、卷十四《汉剡令景君阙铭》、卷十四《汉西岳石阙铭》、卷十五《汉孔子庙置卒史碑》、卷十八《汉巴郡太守樊君碑》等。而专门收录碑文的著作则始于洪适的《隶释》，此书将隶体的汉碑碑文用楷书写出，故称为《隶释》。它连同后来成书的《隶续》，共著录汉碑碑文258种、魏和西晋碑文17种，又收集汉、晋铜、铁器铭文及砖文20余种。《四库全书总目》称《隶释》“自有碑刻以来，推是书为最精博。”[16]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不图器物形制，也只以录文为主，共收录夏、商、周、秦、汉器物511种，皆以原器款识，依样摹写，有释文，有考说，对原器的出土地点和收藏人物也多有记载。此书对铭文考释不乏精当之处，对古代金文的收罗考释贡献很大，是南宋金文著录流传至今的重要著作。还有吕大临《考古图释文》1卷，将《考古图》所收钟鼎上之文字依据《说文》、经史诸书，加以训释考证。王俅《啸堂集古录》2卷，录自商迄汉古尊彝器345种，每列一器，必摹其款识，而以楷书加以释文，全书只有释文而无考证。王厚之《钟鼎款识》1卷，收商周器物五、六十种，[17]于各器前皆有题名，记其出土之地、收藏之人，并释其文字，用行楷书注出。

清代金石著作中录文较全、收碑刻文字较多的是王昶《金石萃编》（160卷），共收录从先秦到辽、金石刻文字和铜器铭文1500余种，汉以前的按原来的篆文或隶书摹写，汉以后的用楷书写出。道光、咸丰时，为此书作续编者有好几家，如方履篯《金石萃编补正》4卷、王言《金石萃编补略》2卷等。其中以陆耀遹《金石续编》21卷为最著，共收从汉到宋、辽、金、西夏的石刻文字400余种，均为《萃编》所未录。而陆心源的《金石萃编补》200卷，包括《萃编》以后发现的金石2000余件，也是一部规模宏大的金石通纂，惜未能刊行。陆增祥以毕生精力完成的《八琼室金石补正》130卷，收石刻和其它器物铭文，多达3500余种，也较王昶《金石萃编》多出约2000种，但《萃编》中已著录者均不再录全文。书中尽力搜集了《萃编》未及采录的材料。以西汉及新莽时期为例，《萃编》仅列有《鲁孝王石刻》、《雁足镫款》、《大泉五十笵》、《孔林坟坛石刻》4种，而《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增收了《群臣上寿刻石》、《元凤碑文》、《五凤砖文》等15种。

此外，清代金石著作中涉及载录金石铭刻文字内容的著作还有：阮元《山左金石志》24卷、陈奕禧《金石遗文录》10卷、叶万《续金石录》（不分卷）、褚峻、牛运震《金石经眼录》、谢启昆《粤西金石略》15卷、宋世荦《古铜爵书屋金石文补遗》1卷、周在浚《天发神谶碑释文》1卷、王森文《石门碑 》1卷、沈涛《常山贞石志》24卷等。清代不仅有上述专录一碑之文或一地之碑文者，还有一种专录某种石刻形制之铭文的著作，即黄本骥的《古志石华》30卷，此书专门著录墓志碑全文，道光以前出土的墓志，见于著录拓本的，此书已采录十之七八。

在金石著作中，录目、录文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金石学家用大量的精力梳理碑目、诠录碑文，为的是保存这些铭刻文字资料，以与经史相互印证。所以，考证便成了金石著作的中心环节和核心内容。

（三） 考证之类

欧阳修《集古录》也是第一部金石考证专著，对于金石铭刻，欧阳修遇与史传不同者，“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18]至于世系、子孙、官封、名字，也每据碑以正之。此书在订正史籍错误、补充史传疏漏、考索典制渊源、品评历史人物等方面，都有出色的贡献。自该书问世，别创一种积聚文化财富的风尚，并将摩挲玩赏古董引向考据史事，导致金石考据学的诞生。赵明诚“得欧阳文忠公《集古录》，读而贤之，以为是正讹谬，有功于后学甚大。”他说：

“余之致力于斯可谓勤且久矣，非特区区为玩好之具而已也。盖窃尝以谓《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虽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或失其实，然至其善恶大节，有不可诬，而又传诸既久，理当依据。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抵牾者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至于文辞之好恶，字画之工拙，览者当自得之，皆不复论。（着重号为引者所加）”[19]

可见，欧、赵等人开创的金石之学，是作为历史研究的一门辅助学科而出现的，其主要作用和中心内容就是考证，包括对金石的时代、真伪、书写者、碑刻文字、用字情况、碑文内容等的详细考证，从而证史传之阙谬，考经籍之得失。

如《集古录》卷四《魏受禅表》跋尾曰：

“按汉献帝纪，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逊位，魏王称天子。又按《魏志》，……。而此碑云‘十月辛未受禅于汉’。三家之说皆不同。今据裴松之注，……以此推之，汉魏二纪皆谬，而独此碑为是也。汉纪乙卯逊位者，书其初命而略其辞让往返，遂失其实尔。魏志十一月癸卯犹称令者，当是十月衍一字尔。……禅代，大事也，而二纪所书如此，则史官之失，以惑后世者，可胜道哉？”

此碑跋尾根据碑文证明了《后汉书》、《三国志》中关于汉魏禅代时间的记载是错误的，并指出错误的原因，而对文字书写的工拙只字不提。又如，《集古录》卷四《大代修华岳庙碑》跋尾中指出了《魏书》中记载之失。卷四《东魏造石像记》跋尾中根据碑文推知，《龚颖运历图》中记载的年号是正确的，而《亳州宋退相纪年通谱》所记是错误的。所以，欧阳修接着说：“苟不见斯碑，则《运历图》与《通谱》二家得失何以决？”[20]而卷四《宋宗悫母夫人墓志》跋尾则据志文补充了《宋书》、《南史》中“宗悫本传”的缺失。类似这样的考证在《集古录》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赵明诚《金石录》沿欧书之体例，也多着意于考证。例如，卷十三《秦泰山刻石》曰：“大观间，汶阳刘跂斯立亲至泰山绝顶，见碑四面有字，……以《史记·本纪》考之，颇多异同。……皆足以证史氏之误。”又卷二十三《唐杜如晦碑》曰：“此碑乃太宗手诏，世南勒文于其石，其官爵、祖父名讳不应有误，皆可以证史氏之失矣。”再如，卷二十三《后周大宗伯唐瑾碑》曰：“史传云‘谥曰方’，而碑云‘谥曰懿’。碑于志宁撰，贞观中其孙皎所立。《后周书》、《北史》皆唐初修，距瑾之卒岁月未远，而颠倒错谬如此，然其官爵、名字、子孙不应有误，皆当以碑为据也。”以上三例指出了《史记》、《后周书》、《北史》的讹误。由是，我们不难看出金石考证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对金石自身时代、真伪的鉴定也是金石考证的重要内容之一。《集古录》卷一《古敦铭》跋尾中根据《史记》中武王克商的记载，结合铭文，推知此敦铭“乃武王时器也”。又卷七《唐中兴颂》：“此本得自故西京留台御史李建中家，盖四十年前崖石真本也，尤为难得尔。”《金石录》卷十三《齐钟铭》中指出宋时仿刻古器而失真，赵氏自己所藏“乃就钟上摹拓者，最得其真也。”

对于文字考释方面一时无从断定的，作者采取“阙疑”的态度。如《金石录》卷十一《簠铭》中一字，《集古录》释为“张”字；而吕大临《考古图》以偏旁推之，其字从“巨”，不从“长”，故释为“弡”。赵明诚俱录之，存疑，“以俟博识君子”。对于碑文书写者，证据不确时也不妄断，如《集古录》卷四《魏受禅表》跋尾曰：“右《魏受禅表》，世传为梁鹄书，而颜真卿又以为钟繇书，莫知孰是。”还有关于碑文文章风格的分析，如《集古录》卷五《唐德州长寿寺舍利碑》跋尾曰：“余屡叹文章至陈、隋不胜其弊，而怪唐家能臻政治之盛，而不能遽革文弊，以谓积习成俗，难于骤变。及读斯碑，有云‘浮云共岭松张盖，明月与岩桂分丛’，乃知王勃云‘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当时士无贤愚，以为惊绝，岂非其余习乎？”这些对于文学史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集古录》与《金石录》是宋代金石考证的两部重要著作，限于篇幅，我们援引了以上一些例子，但管中窥豹，仍可大略看出其时金石考证之大概。

这种考证之法沿续至清代，更向精微广博方向发展，著作数量也数十倍于从前。如继承欧阳修以跋尾为考证的有：翁大年《陶斋金石文字跋尾》、方朔《枕经堂金石跋尾》、韩崇《宝铁斋金石文跋尾》、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专门考证石经的有：顾炎武《石经考》、杭世骏《石经考异》；专考一碑者如张弨《瘗鹤铭辨》、汪士鋐《瘗鹤铭考》、顾沅《宋韩蕲王碑释文》、翁大年《旧馆坛碑考》、潘祖荫《纠古楼汉石纪存》；专门考证碑中别字的有：罗振 《碑别字》、罗振玉《碑别字补》、赵之谦《六朝别字记》。此外，还有：钱坫《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吴式芬《捃古录金文》、陈介祺《簠斋金石文字考释》、孙汝梅《六朝碑目考》、方浚益《缀遗斋彝器考释》、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陆增祥《八琼室金石札记》和《金石祛伪》、朱绪曾《开有益斋金石文字记》、孙星衍《京畿金石考》、林侗《来斋金石考》、郑叶敩《独笑斋金石文考》、段松苓《益都金石记》、翁方纲《两汉金石记》等。清代金石学者在考证的规模、范围以及精深细微方面已远超宋人之上，但考证之法，多本宋代之成例，在继承中发展。

（四）图谱之类

宋人吕大临撰《考古图》10卷，著录宫廷及私人所藏古代铜器、玉器200余件，均附绘图。赵九成《续考古图》5卷大体上也依吕书之体例记载百余种，每物一图，不以类从，随见随录而已。唯其器物有铭却不摹其文；从某人某处所得，也不注在器物名下，与《考古图》稍异。王黼等奉敕撰《宣和博古图》30卷，所记皆徽宗宣和殿所藏古器839件，全书将54种古器分为20类，每类有总说，每器皆摹绘图形、款识、记录大小、容积、重量等，并附器物名称、用途、时代的考证，其款识之文摹绘尤精。

清人涉及金石图谱的著述首推梁诗正等11人于乾隆十四年（1749）奉敕编撰的《西清古鉴》40卷，各卷所记古器物皆为当时清王朝内府所藏，共1529件，均按器绘图，因图系说，比较详细地说明各种器物上的方圆围径、高广轻重等，对古器物上的铭文，各为释文，其体例效仿《考古图》、《宣和博古图》二书，且绘图精确，不失毫厘，为以上二书之图所不及。乾隆间另一官撰著述为《宁寿鉴古》16卷，著录之器，以汉唐以前为断，共701种，据宁寿宫写本影印。此外，清代私家金石图谱著述也很多，如吴云《两罍轩彝器图释》12卷、陈宝琛《澂秋馆吉金图》2卷、曹奎《怀米山房吉金图》2卷、吴大澂《愙斋集古录》26卷（其中收商周器1048件）、冯云鹏《金石索》12卷[21]、张燕昌《金石契》、张廷济《张叔未藏金石文字》2卷等。

以上通过宋、清两代金石著作的介绍，我们大略可以勾勒出两代金石研究之概况。两代金石著述之丰富庞杂不待言矣，有些著述兼录文、考证之事，有的则图谱、考证、释字合成一著。所以，本文中的分类方法对显示某一著作的完整性方面自有它的不足，且个别著述不能强归入某类，也难免有疏略。但总体而言，笔者以为，这样的分类叙述是能大体反映宋、清两代金石著作研究的内容、著述的目的和方式以及两代之间金石学的继承发展情况的。并且，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一、金石学是一门独立性很强的学科，它有自身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目的，其学科的体系性和学科自身发展的继承性在我们对两代金石著作的介绍中已基本呈现出来。二、尽管金石研究对认识文字的演变和发展、碑文文体的分析有积极作用，但包括金石形制介绍、时代真伪鉴定，甚至碑中某一年号、某一名字的详尽考证在内的全部内容，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证经补史。所以，考证始终是金石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三、诠录金石目录和铭文、摹绘金石形制图谱对千载之后人们了解古代礼制[22]以及金石存留散佚情况其功甚巨。四、金石学著作中对书法也有关注，比如对金石铭刻文字书法艺术风格的品评赏析、它们之间历史演进的脉络以及不同铭刻文字书写者的风格继承关系等等，都是研究书法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下面本文将从金石学著作的这一部分入手，分析金石研究与书法发展的关系。



三 宋、清金石学与书法

如前所述，金石学研究有其自身的体系与继承性，考经证史是它研究的主要内容。但作为与书法关系密切的金石研究，在宋、清两代著作中，透露出对书法不同审美趣尚的认识以及由这种认识引发的书法实践和取法对象的变化。尽管其篇幅在金石著作中所占比例是很小的，而且是零散的、不成体系的；但它们是极为重要的，它们对于我们认识宋、清两代金石学研究与两代书法的不同关系提供了一把钥匙。下面，本文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宋代的收集考证与清代的访碑摹拓

赵明诚《金石录》卷十二《谷口铜甬铭》跋曰：“盖收藏古物实始于原父”，原父即刘敞。王国维在《宋代之金石学》一文中也说：“然宋人收集古器之风，实自私家开之。刘敞知永兴军，得先秦古器十有一物。李公麟博物精鉴，闻一器捐千金不少靳。而《考古图》、无名氏《续考古图》、[23]《王复斋钟鼎款识》以及《集古》、《金石》二录跋尾，往往于各器之下注明藏器之家，其人不下数十。虽诸家所藏不及今日私家之富，然家数之多，则反过之。观于周密《云烟过眼录》所记南方诸家藏器，知此风至宋末犹存矣。”[24]私家收藏古器的风气影响到了官方，徽宗敕撰《宣和博古图》，实则用刘敞《先秦古器图》、李公麟《考古图》体例，所藏者为大小礼器五百多件。到政和年间，此风更炽，官方所储至六千余数百器。当时所看重的，主要是三代之器而已，而秦汉之间，不是特殊的，盖亦不收。宣和之后，更收集累数至万余，可见徽宗一朝收集古器之盛况。从《宣和博古图》所收与著述来看，重点在青铜礼器，不管器上是否有铭文，概收无遗，这反映了官方对古代礼制文化的重视。欧阳修《集古录》中记载了大量他与当时许多上层文人如刘原父、谢希深、尹师鲁、梅圣俞、章友直、苏东坡、文与可、陆经等每得一古器，互相切磋探讨，考证其时代、文字等的情况。

宋人对青铜器的关注超过对石刻的关注。又因铜器铭文属大篆，其时识者已少，所以，他们要做的第一位的工作就是对文字的考释。他们认识到并很注意铜器铭文文字的象形特点：“尊铭全作象形，头目尾足，皆象形篆也”；[25]“铭上一字，象虎皮之形，乃‘虎’字也”；[26] “铭五字，‘彝’字纯作画象，盖造书之始，其象形者如此”。[27]相应地，对于金文书法的品评也混合在这种文字象形特点的认识之中了：“历观商器，类取诸物，形似以为铭识，盖书法未备而篆籀未分故尔”；[28] “其铭作乌形，秘阁谓画乌为象以自别鼎。余考古文大抵皆画也。画以象形，则古之所谓书如此”。[29]又“其铭作趸形，……古之为书者尽于象形。传曰：‘书者，画也。故凡有形之物，必寓之象”。[30]“时方书画未分：羊足字，画形以著名；壶卣字，象形以制字”。[31]在他们看来，因为文字有象形的特点，所以“书画未分”。这里的“画”非一般意义上的绘画，而是如画之形，因为古文字尽管带有象形特征，它的抽象特点与绘画的具象特点是有本质区别的，这一点今天我们已不难理解了。[32]“篆籀未分”，这里的“篆”是指小篆。因为钟鼎上的金文大篆与宋人直接从唐人处承继的小篆不同，他们认为金文还“书法未备”，可见，宋人理解的书法中篆书偏重指小篆，这一点与宋代篆书家多习小篆的史实是吻合的。

与宋人不同的是，清人对石刻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铜器的关注，不仅大量著述大多以介绍研究石刻为主，而且这种研究也远比宋人深刻而广泛。这一点从前文对清人金石著作的介绍可以看得出，而清人访碑风气的兴起正是这种关注点转移的必然结果。

清代初期已有一些人对荒野中的古碑残碣重视起来，如清江藩《汉学师承记》记载：“（张）弨（1624—？）雅好金石文字，过荒村野寺，古碑残碣，埋没榛莽之中者，靡不椎拓。”蒋衡（1672—1743）早岁好游，足迹半海内，观碑关中，获晋唐以来名迹，临摹300余种，曰《拙存堂临古帖》。郑簠（1622—1693）学汉碑30余年，皆目睹原石，亲访山东、河北等地，倾尽家资。不过，访碑之风最盛的时期还是在乾隆时期。清杭世骏《道古堂集》曰：“丁敬（1695—1765）好金石之文，穷岩绝壁，披荆榛、剥苔藓，手自摹拓，……著《武林金石录》。”戈守智（1720—1786）尝游扬州、汉阳，遇碑碣则手自摹拓，归而榜之曰“帖海”。黄易（1744—1802）以篆刻著称，为“西泠八家”之一，他访碑的痴举更是为世人昭知。他所至山岩幽绝处，皆穷搜摹拓，故多前人所未著录，“凡嘉祥、金乡、鱼台间汉碑，（黄）易悉搜而出之，而《武氏祠堂画像》尤多，所见汉《石经》及范式《三公山》诸碑，皆双钩以行于世。”(震钧《国朝书人辑略》) 近人马宗霍《书林纪事》称（黄）易嗜金石，寝食依之，在济宁升起《郑季宣全碑》，于曲阜得嘉平二年残碑，于嘉祥之紫云山得《武班碑》。黄易自己曾在《岱岳访碑图册》画中用墨笔勾画了在山东泰山等处访拓碑刻时所见实景，最后有记云：

“嘉庆二年（1797）正月七日，余携女夫李此山游岱，自邹、鲁达泰郡，淑气虽舒，盘道犹雪，不及登山，遂至历下，与江秬香遍览诸胜。二月至泰山，登绝顶，遍拓碑刻，夙愿始偿。遇胜地自留粉本，成图二十有四，并记所得金石，以志古缘”。[33]

作为他访碑的结果，有《小蓬莱阁金石目》、《嵩洛访碑日记》、《武林访碑录》、《岱岩访古日记》等著作行世。

方履篯（1790—1831）少壮行万里，所至深山古刹，必携毡椎与俱，过残趺断碣隐隐有字，必手自扪拓以归，如获拱璧。足所未到，必属所知代访，所积纸万种，多王氏《金石萃编》、孙（星衍）氏《寰宇访碑录》所未载。又游伊阙，居山中弥月，偏搜石刻，得唐以前造像题名八百余种，著有《金石萃编补正》。陈绍曾是乾隆年间江苏吴县人，清叶廷琯《鸥陂渔话》称他“凡遇古碑，虽巉岩绝壑间，必携干糇、架悬绠，手自写为缩本若干卷，校勘极甚，可补洪、娄诸家书及顾氏《隶辨》之漏”。陆绳是嘉庆年间江苏吴江人，清阮元《小沧浪笔谈》云：“古愚（陆绳字）秉承家学，隶书直追汉人。流寓‘潭西精舍’，所交皆四方知名士，尤喜金石刻。尝跨蹇驴、宿舂粱，遍游长清、历域，山岩古刹，搜得神通寺选象十八种及灵岩寺诸小石记百余种，皆以禅余纂录，搜奇之勤，莫能过此。”此外，生活在乾嘉时期的如钱泳、徐荣、陈璘、朱文震、夏之勋、杨汝谐、温纯、李东琪、杨瀚、汪珏、王采等人皆有访碑之举，不一一列举。前文已谈到乾隆以前金石著作仅67种，而乾隆以后的金石著作多达900余种，乾嘉时期访碑风气的兴盛与这一时期石刻著作的大量崛起有不可忽视的内在关系。

访碑的过程中，对碑刻文字进行摹拓，是这些访碑者的共同特点，所以，摹拓的方法自然受到他们的重视。黄易《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是第一部著录石刻文字而以双钩法保存字形特征的金石著录，此后，运用双钩之法的还有张德容《二铭草堂金石聚》、徐同柏《从古堂款识学》、潘祖荫《 古楼汉石纪存》以及徐渭仁、叶志诜、赵之谦、杨守敬、罗振玉等人的著作。陈介祺的《传古别录》则从四个方面详细介绍了摹拓的具体方法：一为拓字之法，二为拓字之目，三为拓字损器之弊，四为剔字之弊。书中所论，其用刷、选纸、施墨、去锈诸法，直捣、重按、易磨、刀剔诸弊，无一语不是从体验中来，而拓包、上墨之法，实传古之秘诀。书中还讲到，拓墨须手指不动而运用腕力，乃使心动，而腕仍不动，不过其力，或轻或重，或抑或扬，一到字边，包即腾起，如拍如揭，以腕起落，而纸有声，乃为得法，大有庖丁解牛，神乎其技之感。拓墨之法始于六朝，始用之以拓汉魏石经，继以拓秦刻石。至唐此法大行，宋代亦用之以拓古器文字。但陈氏这种关于拓墨之法的详尽叙述是此前闻所未闻的。后人拓古器物款识文字，能使字字可见，字口不为剔所损，做到字字逼真，而字边又不为拓所掩，皆运用此书之法所致。拓墨之法理论著作的出现，不仅标志着摹拓技法上的日趋完善，也显示了观念上的自觉与成熟。

（二）宋、清金石学家论晋帖与汉魏碑刻

欧阳修《集古录》卷四《后魏神龟造碑像记》曰：

“余所集录自隋以前碑志，皆未尝轻弃者，以其时有所取于其间也。然患其文辞弊浅，又多言浮屠，然独其字画往往工妙。唯后魏北齐差劣，而又字法多异，不知其何从而得之，遂与诸家相戾。亦意其夷狄昧于学问，而所记讹谬尔”。

可见，欧阳修喜欢的是“字画工妙”的作品，而对于书写“差劣”、“字法多异”的北齐、北魏碑刻则不以为然，搜录它们只是为了广见闻而已。类似的观点他在多种石刻跋尾中阐明过，如卷四《永乐十六角题石》曰：“其字画颇怪而不精，似是东魏、北齐人书”；又卷四《鲁孔子庙碑》曰：“后魏、北齐时多若此，笔画不甚佳”等。（直到南宋末的赵孟坚对北朝碑刻都颇有微词：“晋宋而下，分为南北，……北方多朴，有隶体，无晋逸雅，有毡裘气”。[34]）而对于“清婉”、“精妙”的碑刻，欧阳修则大加褒扬，甚至包括极少数属此类风格的北齐石刻，如卷四《北齐石浮图记》曰：“碑文弊俚，……笔画清婉可喜”。

欧阳修认为，“矜持与不用意”这两种创作心态正是作品优劣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在《集古录》卷五《千文后虞世南书》曰：“其字画精妙，平生所书碑刻多矣，皆莫及也。岂矜持与不用意便有优劣耶！”这反映了欧阳修重要的创作思想，也是他审美趣尚的内在动因和品评鉴赏的主要标准。比如，他在卷四《晋王献之法帖》中说：

“予尝喜览魏晋以来笔墨遗迹，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叙睽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烂然在目，使人骤见惊绝，徐而视之，其意态愈无穷尽，故使后世得之以为奇玩，而想见其人也”。

这段对晋人书法的评论在宋代是有代表性的。众所周知，黄庭坚书论的主旨与核心就是“重韵而去俗”。他说：“观魏晋间人论事，皆语少而意密，……论人物要是韵胜为尤难得。蓄书者能以韵观之，当得仿佛”。[35]他品评宋人的书法也是以“韵”为准的，如“苏子瞻书法娟秀，虽用墨太丰而韵有余”，[36]又“此一卷……虽有笔不到处，亦韵胜也”。[37]与之相反，“王著书《乐毅论》及周兴嗣《千文》，笔法圆劲，几似徐公稽，然病在无韵”。[38]无韵就俗，所以“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39]这种重韵去俗的审美取向与欧阳修所谓“逸笔余兴，淋漓挥洒”之论在本质精神上是相一致的。“初非用意”，则能“百态横生”，“意态愈无穷尽”，对这样的创作状态，欧阳修是赞赏的。到了苏轼，更是直言“我书意造本无法”、“适意无异逍遥游”、“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对“意”的强调和推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40]既然强调“意”，宋人自然对于工夫，对于“池水尽墨”的刻苦精神和毅力是不大以为然的。所以，欧阳修在《集古录》卷十《杂法帖六》中说：“学书不必惫精疲神于笔砚，多阅古人遗迹，求其用意所得宜多。”他又在卷八《唐僧怀素法帖》中说到：“予尝谓法帖者，乃魏晋时人施于家人朋友，其逸笔余兴，初非用意，而自然可喜。后人乃弃百事而以学书为事业，至终老而穷年，疲弊精神而不以为苦者，是真可笑也。怀素之徒是已”。这使我们想起黄庭坚关于学习古人法书方法的论述：“学书时时临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书细看，令入神，乃到妙处”；又说：“古人学书不尽临摹，张古人书于壁间，观之入神，则下笔时随人意”，[41]这显然是与欧阳修一脉相承的。

欧阳修还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即“学书为乐”说。他说：“苏子美尝言：‘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然能得此乐者甚稀，其不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体不工，不能到古人佳处；若以为乐，则自是有余”；[42]“至于学字，为于不倦时，往往可以消日”；[43]“有暇即学书，非以求艺之精，直胜劳心于他事耳！……要得静中之乐者，唯此耳”。[44]他在《集古录》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吾有《集古录》一千卷，晚又得此法帖，归老之计足矣，寓心于此，其乐何涯”；又说：“老年病目，不能读书。又艰于执笔，唯此与《集古录》可以把玩，而不欲屡阅者，留为归颍销日之乐也”。[45]“学书为乐”、“学书消日”，完全是一种自在的、潇洒的心态，这与对晋“韵”、对“意”的崇尚是同调的。

以上我们主要以《集古录》为例，分析了其中对书法的评价所包含的审美趣尚以及它与宋代其它重要书家书论思想的暗合特征。之所以选择《集古录》为代表，有三点考虑：一、欧阳修《集古录》是第一部金石学专著，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深远，如赵明诚《金石录》即仿其体例而成。二、宋代其它金石著作，如薛尚功《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洪适《隶释》、王厚之《钟鼎款识》以及《宣和博古图》等，或录文、或考释，或偏重彝鼎形制介绍，对于书法本身少有述及。三、欧阳修不仅是重要的金石学家，也是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他的书学思想对宋人的影响是巨大的。通过对其《集古录》中关于书法品评的分析，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宋代金石学与其时书风的某种内在关联。

下面，我们介绍清代金石学家研究书法的一些心得。

早在明末清初，已有一些金石家对汉碑隶书的书法予以关注和论述。安世凤在《墨林快事》中评《乙瑛碑》说：

“相传以为钟元常分书，即古石质朴，不志主名。然评其笔意，与余所藏繇书《道德经》同一轨格。盖彼楷而存分法，此分而存楷法，其方正平达，无不欣合，决为钟无疑也。其初书数百字笔画浑沦，全不显承接缝隙，末简锋铦尽出，如群峰乱水，不可遏抑，变化无穷，神情不滞”，

又说：“此为学书人第一宗祖”。安氏据碑后题有“后汉钟太尉书”，断为钟繇所书。今核之时代，非钟书甚明。但安氏“质朴”、“方正”之评，允为的论，尊为“学书人第一宗祖”，更见推崇之至。赵崡在《石墨镌华》中也评《乙瑛碑》曰：“其叙事简古，隶法遒逸，令人想见汉人风采，政不必附会元常也”。此外，郭宗昌在《金石史》中评《礼器碑》曰：“其字画之妙，非笔非手，古雅无前，若得之神功，弗由人造，所谓星流电转，纤踰植发，尚未足形容也。汉诸碑结体命意皆可仿佛，独此碑如河汉可望不可及也”。这些评论在明末清初的金石著作中并不多见，但是，它们已暗示了书风变化的某种潜在可能。这与明末清初一些力求革新又苦于找不到出路的书家的探索有异曲同工之妙，只可惜它们并没有合流并迅速得到发展，而是在帝王倡导的董、赵书风之下被消解了。

在整个清代，金石学家著作中论及书法的虽也不是很多，但与宋代截然相反的是，对汉碑和魏碑的推崇与欣赏一直绵延不绝。清代前期李光暎著的《金石文考略》中转引了一些清初金石家评汉碑的论述，摘录如下；

“张荡阴碑建于中平十年，石完好无缺，而书法方整尔雅，汉石中不多见”。（引自孙承泽《庚子销夏记》）

“右荡阴张迁碑，不著于欧阳氏、赵氏、洪氏之录，殆后时而出者，碑额字体在篆隶之间，极其飞动。”（引自《曝书亭集》）

“然字画古拙，恐非摹刻也。”（引自顾南原《隶辨碑考》）

——以上评《张迁碑》

“孔季将字法古逸尚存，分体汉石之佳者。”（引自《庚子销夏记》）

“余有谷口郑先生临此碑墨本，其跋语有云：‘字体宽舒古劲，允为东汉大家。“（李光暎自识）

——以上评《孔宙碑》

“孔庙礼器碑建于永寿二年，碑完好，所缺不多，而笔法波拂具存，汉碑存世者，不必皆佳，而以遒逸有古致者为上，如此碑者，未易屈指也。”（引自《庚子销夏记》）

——以上评《礼器碑》

“其字隶中带篆及八分，洪丞相谓其奇怪，真奇怪也。有疑其伪者，然笔致有一段英气，决非后人所能及。元人王恽谓为蔡中郎书，恐未必。后刻建宁三年蔡邕伯嗜书，后人附会其说耳。汉碑如郭有道碑最为名迹，今假刻可厌之甚，何可与夏碑同日语耶！”（引自《庚子销夏记》）

“予所藏《夏承碑》一本，……此本笔法归奇于雅，含劲于圆，古意盎然，似非后世所能摹。”（李光暎自识）

——以上评《夏承碑》

“字法遒秀，逸致翩翩，与《礼器碑》前后辉映，汉石中之至宝也。”（引自《庚子销夏记》

“字画完好，较之宇内所存东汉诸碑剥落殆尽，好古之士未有不阁笔兴叹者也。此碑一出，东南渐知有汉法矣。”（引自《汝器先生临书书后》）

——以上评《曹全碑》）

清代碑学兴起主要是在清代中后期，这与康、乾二帝对董、赵书风的倡导有直接关系，但这并不能否认在清代前期已有碑学萌兴的内在要求了。另一方面，在碑学兴起的过程中，人们对汉碑的关注是先于魏碑的，在清代初期汉隶碑刻已经被广泛关注。这一点，我们从上述所引对著名汉隶碑刻的评价中已经看出。此后不久的万经（1659—1741）在《分隶偶存》中则对汉、唐隶书的特点作了明晰的界定：“特汉多拙朴，唐则日趋光润；汉多错杂，唐则专取整齐；汉多简便如真书，唐则偏增笔画为变体，神情气韵之间迥不相同耳”。[46]他还指出了宋代金石家多忽视书法品评之不足：“前代金石遗文，每足补史家之阙，昔人欧阳公、赵明诚、洪景伯、杨用修、都元敬、赵子函、王元美辨之详矣，未有论及书法者。余颇嗜分隶，以少所涉历，搜罗狭陋，只就时时观览者稍为评骘，示之同好，或有取焉。”[47]他接着评《乙瑛》曰：“字特雄伟，如冠裳佩玉，令人起敬，近郑簠每喜临之”；[48]评《礼器》曰：“字趯处极丰，而笔画颇细，与《卒史》（指《乙瑛》）迥异”；[49]评《孔宙》曰：“字较诸碑特巨，规矩整齐，一笔不苟，而姿态却自横溢，有《卒史》之雄健而去其板重，化《韩敕》之方幅而有其清真，实超前绝后第一手也。厥后《曹全》、《孔靇》俱从此脱胎耳”；[50]评《衡方》曰：“字巨如《孔宙》，而笔画粗硬，转掉重浊，则石理太粗，刻手不工之故耳。细玩之，其遒劲灵秀之致固在也。”[51]

王澍（1668—1743）不仅力推汉隶，且认为秦篆也多可师法，他说：“学书者须精篆隶，落笔乃能圆劲浑古”，[52]而要想写好楷书，也必须精研篆隶，因为“古人用笔皆有意义，虽写真楷，而常出入于篆隶八分，时兼用飞白章草，故其书法能变化不测也”。[53]他还具体指出秦篆汉隶与唐代篆、楷之间的渊源关系，“秦以前俱篆书，两汉俱隶书。秦篆以李斯《峄山碑》为最，宗之者为唐朝李阳冰也。汉隶以《礼器碑》为最，宗之者为唐朝禇遂良也。汉隶碑版极多，大都残缺，几不能复识矣，惟《曹隶景完碑》犹尚完好可习。汉隶《史晨碑》亦佳，欧阳询少时学之。汉隶多扁，唐隶多方，学隶者宗汉为上。”[54]马宗霍曾将清代碑学分为两个时期，即嘉道之交为唐碑期，咸同之际为北碑期。[55]而王澍生活在雍乾之际，其时并不贬斥唐碑，所以他是将秦汉篆隶与唐楷作统一观的。尽管王澍倡碑的言论不少，但在儒家轻艺重道的影响下，他总是把金石考订之学置于书法品评之上。对此，后来的翁方纲作了批评：“近日如王澍知学书，而所撰帖跋避论书谈艺之名，而嗜援史事，矜为考订之学，实则所考转多舛误。今之学者，动辄举碑刻之文以断史之误，然其中固实有史误而碑可信者，亦有不妨两存以备考者。……近日言碑帖者，不知艺之与道通也，嫌其涉于仅言鉴赏，似游客之所为，故于碑帖必先求其与史传之合否。又往往必申石刻以抑史传，其意未尝不善而其实则欲避居论书之名，为大言以欺人而已矣。”[56]事实上，王澍对汉碑是不遗余力地予以推崇，他说：“《乙瑛》雄古，《韩敕》变化，《史晨》严谨，皆汉隶极则”；[57]“汉人作字，皆有生趣，此碑（《礼器碑》）意在有无之间，趣出法象之外，有整齐处，有不整齐处。……隶法以汉为极则，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而此碑尤为奇绝，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58]“《韩敕》无美不备，以为清超却又遒劲，以为遒劲却又肃括，自有分隶以来，莫有超妙如此碑者”；[59]“汉人隶书每碑各自一格，莫有同者，大要多以方劲古拙为尚”；[60]“世之为隶书者，多以匾阔为汉，方整为唐，其实汉隶何尝不方整，但于精神今古之间分优劣耳。如此碑（《礼器碑》），有一字可目为唐否？”[61]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王澍已突破汉唐隶书扁方字形特征的束缚，着意向内在精神气质推求。（这一点，后来的金石大家王昶也有几乎相同的论述：“汉、唐隶书，聚讼者率以结体分优劣，然《杨太尉》之瘦，《沛相》之肥，《曹全》之谨严，《夏承》之奇恣，不可以一格拘，要其精神骨力无弗同也。”[62]）二、他对汉碑“每碑各出一奇”，变化多妙的赞叹与后来康有为“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63]以及强调和重视变化的要求是前后相承、一脉相通的。

清初李光暎《金石文考略》卷五援引了魏儒鱼跋《张猛龙》的一段话：“汉魏碑多隶书，此独楷书，而笔法古劲，酷似钟太傅，非后代可及，姓名不可考矣。书法高古中复有秀逸之致，为后来楷字之祖。碑虽模糊，细玩神理，犹可因画沙而知锥之锐也。”看来，魏氏对《张猛龙》碑的时代认识有误，而对于其书风的评价却是允当的。之后，也有一些金石著作中评到北碑，如黄叔璥（1680—1750）《中州金石考》中称《中岳嵩高灵庙碑》“字体近拙而有古意”等。但总体而言，在乾嘉以前，金石家对北碑的关注不如对汉碑的关注，北碑真正广受瞩目是在乾嘉以后。所以，阮元曾感慨道：“赵宋《阁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于是北碑愈微”；[64]又说：“唐人书法，多出于隋；隋人书法，多出于北魏、北齐。不观魏、齐碑石，不见欧、禇之所从来。”[65]他还举了具体的例子说：“我朝乾隆、嘉庆间，元所见所藏北朝石碑，不下七八十种。其尤佳者，如《刁遵墓志》、《司马绍墓志》、《高植墓志》、《贾使君碑》、《高贞碑》、《高湛墓志》、《孔庙干明碑》、《郑道昭碑》、《武平道兴造像药方记》……”，[66]这些千百年来不受人注意的北朝造像、墓志一下子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使人们耳目为之一新。对北碑的倡导阮元流露出了殷殷之情，他希望“颖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宗欧、 之旧规，寻魏、齐之坠业，庶几汉魏古法不为俗书所掩。”[67]所以，今人丁文隽在《书法精论》中阐述碑学发展脉络时说：“郑燮、金农发其机，阮元导其源，邓石如扬其波，包世臣、康有为助其澜，始成巨流耳”，[68]他充分肯定了阮元在碑学兴起的关键时期凭借他特殊的身份对碑学发展的导向作用。这之后不久就有包世臣（1775—1855）对北碑的全力推扬，如他在《艺舟双楫·历下笔谈》中说：“北朝隶书，虽率导源分、篆，然皆极意波发，力求跌宕”；[69]“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画本《石鼓》”；“北魏书，《经石峪》大字、《云峰山五言》、《郑文公碑》、《刁惠公志》为一种[70]，皆出《乙瑛》，有云鹤海鸥之态。《张公清颂》、《贾使君》、《魏灵藏》、《杨大眼》、《始平公》各造像为一种，皆出《孔羡》，具有龙威虎震之规”。[71]包氏则进一步指出了北魏碑刻与秦汉碑刻之间书风的渊源关系。

生活在道、咸、同之际的金石大家兼书法家何绍基（1799—1873）在谈到他自己学书经历与取法对象时说“余廿岁时始读《说文》，写篆字。 侍游山左，厌饫北碑，穷日夜之力，悬臂临摹，要使腰鼓之力悉到指尖，务得生气。……后见石如先生篆分及刻印，惊先得我心，恨不及与先生相见。而先生书中古劲横逸、前无古人之意，则自谓知之最真”。[72]又说：“余学书从篆分入手，故于北碑无不习，而南人简札一派，不甚留意。”[73]可见何绍基崇尚北碑的坚定与痴情，同时也表明了他贬抑南帖的倾向。他在一生钟爱的《张黑女墓志拓本》的跋尾中写道：“余既性嗜北碑，故模仿甚勤，而购藏亦富。化篆分入楷，遂尔无种不妙，无妙不臻。然遒厚精古，未有可比肩《黑女》者。每一临写，必回腕高悬，通身力到，方能成字，约不及半，汗浃衣襦矣”。[74]何氏一生于此墓志用功甚笃，又因他藏有“天下孤本”早拓，于是志因人显，人由志名。

陈介祺（1813—1884）治金石之学，深受阮元的影响，他广为收集，精于鉴别，是清代金石家中收藏最富的一位。他对于学书的师法对象也甚明确：“钟、王帖南宗，六朝碑北宗，学者当师北宗，以碑为主，法真力足，则神理自高。先求风姿，俗软入骨，未易湔洗矣”；[75]又说：“六朝佳书，取其有篆隶笔法耳，非取貌奇，以怪样欺世。求楷之笔，其法莫多于隶。盖由篆入隶之初，隶中脱不尽篆法；由隶入楷之初，楷中脱不尽隶法。古人笔法多，后人笔法少；此余所以欲求楷中多得古人笔法，而于篆隶用心，且欲以凡字所有之点画分类，求其法之不同者，摹原碑字而论之，为汉碑笔法一书也。”[76]依据这样的标准，他对张照、刘墉两位清代名家作了评价，认为张“力能撑而内不足”，刘“字字模仿古人，惜为帖所拘，只一字一字结构，未到汉、魏、六朝大碑境界”，所以，他认为张、刘二人是不如何绍基的。[77]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陈介祺同时主张将取法对象由汉、魏、六朝碑刻上溯到钟鼎金文。他说：“取法乎上，钟鼎篆隶，皆可为吾师。”[78]这不仅是宋代金石家不可想象，即便是清代前期之金石家也是少所顾及的。晚清吴大澂（1835—1902）也是金石家，早年习篆，中年后参以古籀，其金文书法声名尤著，正是对陈介祺的继承。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出清代碑学兴起的三段轨迹来，即由汉碑到魏碑，再由汉、魏、六朝之碑上溯至钟鼎金文。但总体而言，清人学习金文书法的成就远不如学汉、魏、六朝碑刻所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