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吐鲁番文书和高昌墓砖文字看颜真卿书法的渊源（作者：崔树强）

艺术总是要发展变化的，在变革中蜕变，在蜕变中创新似乎是艺术发展恒久不变的规律。书法自然也不例外。魏晋二王书法风行以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有着深刻而又广远的影响。南朝、隋朝一直没有脱离王氏书风的笼罩；到了唐代，由于唐太宗的极力褒扬，王羲之书法更是受到了时代的崇尚。但是，到了开元以后，书法审美风尚开始转变，追求丰腴肥美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于是颜真卿、徐浩、苏灵芝等人皆力量沉着、笔实体肥，尤其是颜真卿书法的出现，被公认为书法史上继王羲之以来书法风格的重大转向，将书法审美引向了一个崭新的视野，标志着代表唐代博大气象的书法面貌真正确立，这就是所谓的颜真卿“变法”。颜真卿的楷书结体雍容、气象博大，竖画重而横画轻，方笔圆笔互用而尤得篆籀神髓。而其行书也是多环抱取势，线条雄浑肃穆中含有飞逸飘动之气，给人以气势开阔、古朴庄重、苍劲有力的感觉。

那么，颜真卿书风的形成究竟有些什么条件和原因呢？撇开时代背景赋予书法艺术发展的宏大关怀以及书法潮流转向的客观要求[①]不论，在书法发展的内部，在前代书法发展的积累方面，是否有颜真卿书法风貌形成的渊源呢？

我始终认为，书法风气的深刻转变往往是先在民间萌芽的，而每一位书法大家风格的形成也一定是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之上形成的。自然，颜真卿的“变法”革新也绝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广泛吸收前人又融入时代精神的结果。然而，关于颜真卿的书艺师承，前人虽也曾有过多种说法，但都不离古代名家。苏轼、黄庭坚认为颜真卿是学王羲之。[②]米芾认为颜从褚出。[③]清代碑学兴起，又有人认为颜学魏碑。[④]如果说这些看法用来解释颠真卿楷书的师承渊源仍显得有些隔靴搔痒的话，那么对颜真卿行书风格形成的历史渊源则几乎无人论及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对颜真卿的书法关注的并不少，但是主要还是着眼于其传世作品的笔法、风格分析，颜真卿书法风格的建立对于唐代书法乃至整个中国书法史的意义等等，对于其书法风格构建的渊源所自限于史料的缺乏始终没有新的解释，这不能不说是书法史研究的缺憾。

而20世纪西域考古发现的成果不仅推动了考古文博事业的发展，而且其出土的前代书写遗迹也逐渐受到书法界的关注。例如敦煌文书的梳理已经使得人们对西域书法以及其与内地书法发展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但是由于吐鲁番地区出土的文书直到近年才得以出版，所以少有人从书法的角度予以关注。同样，吐鲁番地区出土的一些书、刻俱佳的墓表文字也未引起书法界足够的重视。但是这些资料同敦煌遗书一样，也是宝贵的历史资料，特别是其书写的墨迹对于认识西域书法的历史弥足珍贵。

不仅如此，我们在大量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中[⑤]惊讶地发现，许多手写文书残卷字体风神与颜真卿行书如出一辙；而同样在吐鲁番高昌故城出土的或书或刻的墓砖文字中也不乏与颜真卿行书风格相近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不妨先看看这些作品。

（一）、《唐东塞残文书》，无纪年，阿斯塔那七八号墓出土。此件残卷文书虽只有寥寥二十余字，然其书写率意，行笔自在。我们或许还可以看出其受王羲之书风的熏染，但很多线条的遒厚朴茂之处已经透露出二王笔法转变的消息。比如卷首“东塞”、“将人”等字还有明显的二王书风遗绪，笔法内敛而且含蓄，行笔平和而谨慎；然而后面四行书风则渐为放纵恣肆，尤其最后两行更是率意而为，行笔雄厚，笔画圆转而有力量，长笔画开张，墨色渴润相兼，如“东违尉师”等字皆如此，此件文书似乎可以看作由二王向颜真卿过渡的桥梁。

（二）、《武周军府帖为领死驴价钱等事》，阿斯塔那五○九号墓出土；《唐西州都督府牒为便钱酬北庭军事事》，阿斯塔那一八八号墓出土；《唐西州蒲昌县下赤亭烽帖为牛草料事》，阿斯塔那七八号墓出土。从这几件看，用笔转法多于折法，隐通篆意，墨色淳厚，结体外拓开张，信手而成而又气脉贯通，尤其渴笔的运用更增雄厚磅礴之势。这三件作品虽无明确纪年，但都早于颜真卿无疑。如果说，我们把《唐东塞残文书》看作由二王向颜真卿过渡的桥梁的话，那么，这三件作品显然已经是颜真卿书风的雏形了。比如，从《武周军府帖为领死驴价钱等事》保存较好、笔墨清晰的中间三行看，几乎无一字不神似颜真卿行书，如“处”、“钱”、“及”、“马”似乎纯从颜氏行书中剥析而来，而尤为可贵的是其老辣的线条和雄厚饱满的精神气息。再看《唐西州都督府牒为便钱酬北庭军事事》，更是让人叫绝，“为”、“称”、“庭”、“大贼”、“逐大海”等字无不如此，个别在颜氏作品中找不到相对应的文字，似乎让人觉得颜真卿行书本该如此。而文中第二行一放纵的长竖似渴似润，雄厚而劲健，使人不难想起颜真卿的行书作品《刘中使帖》末尾“耳”字的一长竖。

（三）、《张大岌妻焦氏墓志》，开元三年（七一五）葬。《张大良墓表》，开元十二年(七二四)葬。这两件墓志现藏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都是灰砖墨书三行。线条之圆浑遒劲，气度之雄健雍容直与颜真卿行书相合。特别《张大良墓表》[⑥]中“年岁次”与《祭侄稿》第一行同样的三个字相比，仿佛一人手笔。用笔圆转，墨色醇厚，结构开张舒展，字形大小错落，信手而成，而气脉贯通，无宫廷贵族的束缚，有质朴憨厚的气息，当为民间无名书家所书。

（四）、既然在吐鲁番出土的行书作品如此，楷书又如何呢？我们在吐鲁番文书中见到了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此卷唐开元四年（七一六年）书，阿斯塔那二七号墓出土。此件几乎已经完全是唐人法度了，笔画劲健沉着，结体工稳结实，疏密得当，在竖钩、撇法以及外拓的结体等方面可见已经明显开颜真卿之先河。因为是墨迹，字里行间可反映出笔势的流动和用笔的微妙变化，如拿它与颜真卿《自书告身帖》相比，正可看出它们的许多相通之处：用笔变妍美为雄浑，结体变内擫为宽博，气局开张，雍容大方。而在与吐鲁番相去不远的敦煌，也同样发现了风格接近颜真卿的楷书作品。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新0675号《佛寺规则》写经手卷，也完全是颜真卿的书风，其中大部分字的结构和用笔接近《多宝塔》，少部分与《自书告身帖》相仿佛，如其中“入”、“行”、“向”、“身”、“得”、“座”、“右”等字。

（五）、在更早些时候的隋代，偶尔也见到一些写经卷子的跋尾处的行书颇类颜真卿书风。如S.2048《摄论章》[⑦]是沙州崇教寺沙弥善藏于仁寿元年（601）所书，其时距唐武德年间不过十余年，但比颜真卿出生时间整整早了100多年。此卷通篇气势连贯行笔非常流畅，墨色醇厚，字形于端庄中见飘逸，于遒厚处透出神采。

以上所举的不同地点出土、不同时代书写以及不同书写载体中不约而同地传达出的与颜真卿书法风格相近的若干作品引起了我们对颜真卿书法渊源的思考。我们知道，吐鲁番文书虽然现在还有数千件残卷存世，高昌墓砖也有两百多方，但相比当时实际的书写规模何啻霄壤。但就仅见的残卷作品看，就已经足够引起我们注意了。为什么在距离首都长安那么远的边陲会出现如此多风格接近颜真卿的作品呢？上述诸多作品，有的有纪年，比如《张大岌妻焦氏墓志》是开元三年（715）葬、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是唐开元四年（716年）书、《张大良墓志》是开元十二年(724)葬；而有的则没有，比如《唐东塞残文书》、《武周军府帖为领死驴价钱等事》、《唐西州都督府牒为便钱酬北庭军事事》、《唐西州蒲昌县下赤亭烽帖为牛草料事》等。但除S.2048《摄论章》少数作品外，大多数作品都出现在颜真卿同时代，而且约与颜真卿的前半生相当。我们知道，颜真卿是在乾元元年（758）安史之乱后写就了著名的“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的，另一件优秀行书作品《争座位帖》写于广德二年（764）。吐鲁番文书以及高昌墓砖文字书写年代相对颜真卿的超前，或者说，颜真卿独特风格的出现刚好在这些无名氏作品之后，而且，在现存的唐代边塞地区的书写实物中看，这类作品在当时应该有一定的规模，所有这些，仅仅是偶然的吗？我们是否可以在这些新近出土的民间遗迹中找到与颜氏书风形成的某种或隐或显的联系呢？

我认为，关于颜真卿的行迹史料，至少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

一、颜真卿一生行迹广远，四处为官，他出生在长安县敦化坊，但后来行迹遍布京城、洛阳、苏州、平原、襄阳、武当、郃阳、同州、蒲州、饶州、昇州、蓬州、硖州、溧水、浔阳、吉州、抚州、上元、湖州、许州、蔡州等地。在当时交通条件不利的条件下，只有像李白那样四方游历或像颜真卿这样八方为官的人，才更有可能对各地的文化有更多的了解，才具备一种融会文化的条件。

二、颜真卿幼年曾随母亲寄居在京师通北坊舅氏殷践猷家，殷氏“博学，尤通氏族、历数和医方”，[⑧]收集了大量民间艺术品。而且殷氏世家善书者甚多，如殷闻礼、殷令言、殷子敬都以儒学、书法闻名于世。笔者大胆推测，在重视书法的唐代，在殷家的收藏品中，一定有不少与书法相关的作品与资料。这一点对正处于求知若渴年龄的颜真卿影响很大。在开元九年（721）7月也即颜氏13岁的时候，又随母亲殷妇人南下，寄居在苏州任吴县令的外祖父殷子敬的官舍。颜真卿是否就是从舅舅及外祖父搜集的民间艺术品中吸收了艺术的营养，从而“陶铸万象，隐括众长”（马宗霍《书林藻鉴》卷八），从而成为唐代书法的领军人物，这一点笔者不敢妄断，尚有待于更新资料的发现与证实。但大凡开一代风气的大家大多博采众长，特别是吸收民间艺术的营养，这似乎是一条规律，况且高昌墓砖、吐鲁番文书与颜氏书风的酷似是不争的事实。

三、在天宝六年（747）和天宝八年（749），颜真卿曾两度充河东、朔方军试复屯交兵使；在天宝七年（748）即40岁的时候，颜真卿又充河西、陇右军试复屯交兵使。唐景云元年时，唐王朝在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设河西节度使，为开元、天宝十节度使之一。其治所在凉州，即今天的甘肃武威。这是史料记载的颜真卿所到达的我国最西边的领域。这里是西域文化的重镇，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交流频繁，而其与吐鲁番地区的文化交流也很多。颜真卿在河西地区任职期间，是否受到了当地民间书写风气的影响，或者说借鉴了其中那种莽野博大、自在奇肆的意态和气质呢？中原地区书法在王氏书风的笼罩下，或争于妍美，或偏于秀雅的时候，是不是西域书法沉雄莽野、稚拙放逸的意蕴以及边陲人民心灵的纯朴和襟怀的磊落给了颜真卿书法以深刻的启迪呢？

根据上述情况我大胆地认为，颜真卿的书法特别是行书，主要是广泛深入吸收民间书艺的精华，提炼升华而成。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与墓砖书法中与颜氏书法（特别是行书）风格相似的不少作品来看，吐鲁番地区的民间书艺一定也是颜真卿师法的重要源泉。书风的深刻转变往往先导源于民间，作为否定旧的经典形式的有力武器和创造新形式的基本雏形，民间书法常常是促进中国书法发展的原动力。

刊于《书法》200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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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金开诚认为：“（王羲之）那贵族化的优雅柔媚无法适应隋唐开国以后新出现的蓬勃开阔的气象，因此发生变革是必然的趋势。”参见《文艺心理学论稿》，第2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②] 苏轼说：“颜鲁公平生写碑，惟《东方朔画赞》为清雄，字简栉比而不失清远。其后见逸少本，乃知鲁公字字临此书，虽大小相悬，而气韵良是。”（见《东坡题跋·题颜公书画赞》）黄庭坚说：“余尝评题鲁公书，体制百变，无不可人。真行草隶书，皆得右军父子笔势。”（见《山谷题跋·题颜鲁公麻姑坛记》）又“余尝评鲁公书独得右军父子超轶绝尘处，书家未必谓然，惟翰林苏公见许。”（见《山谷题跋·跋颜鲁公东西二林题名》）。

[③] 米芾说：“真卿学褚遂良，既成，自以挑剔名家，作用太多，无平淡天成之趣。”（见《书史》）。

[④] 刘熙载说：“鲁公正书，或谓出于北碑《高植墓志》、穆子容所书《太公吕望表》。”（见《艺概·书概》）。

[⑤] 参见《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1——4册，唐长孺主编，文物出版社1990——1996年出版。

[⑥] 《张大良墓表》，参考拙文《高昌墓砖书法》，见《中国书法》1999年第4期。

[⑦] 参见赵声良《隋代敦煌写本的书法艺术》，见《敦煌研究》1995年第4期，第137页图6。

[⑧] 《新唐书》卷199《儒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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