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書法欣賞參考資料（作者：朱惠良）

明代書法(1368—1644)

明代自朱元璋崛起草莽。推翻元朝統治，統一全國，至李自成攻克北京朱由檢自縊煤山，曆二百七十七年。在這近三個世紀中，朝廷諸皇帝都很喜歡書法。明成祖定都北京以後，即著手文治，詔求四方善書之士，充實宮廷，繕寫詔令文書等，進一步推動了習書之風。明代帝王如仁宗，宣宗也極愛書法，尤其喜摹“蘭亭”，神宗自幼工書，不離王獻之的《鴨頭丸帖》，虞世南臨寫的《樂毅傳》和米芾的《文賦》。所以，朝野士大夫重視帖學，皆喜歡姿態雅麗的楷書，行書，幾乎完全繼承了趙孟頫的格調。明代亦如宋代般是帖學大盛的一代。法帖傳刻十分活躍。其中著名的有翻刻《淳化閣帖》於泉州的《泉州帖》；董其昌刻的《戲鴻堂帖》；文徵明刻的《停雲館帖》；華夏刻《真賞齋帖》；陳繼儒刻蘇東坡書為《晚香堂帖》等。其中《真賞齋帖》可謂明代法帖的代表。《停雲館帖》收有從晉至明歷代名家的墨寶，可謂從帖之大成。
由於士大夫清玩風氣和帖學的盛行，影響書法創作，所以，整個明代書體以行楷居多，未能上溯秦漢北朝，篆、隸、八分及魏體作品幾乎絕跡，而楷書皆以纖巧秀麗為美。至永樂、正統年間，楊士奇、楊榮和楊溥先後入直翰林院和文淵閣，寫了大量的制誥碑版，以姿媚勻整為工，號稱“博大昌明之體”，即“台閣體”。士子為求幹祿也競相摹習，橫平豎直十分拘謹，缺乏生氣，使書法失去了藝術情趣和個人風格。

台閣體書法，對於有才華的書法家來說，是一種無形的束縛，是對書法抒發情性本質的悖反。明初書法的繁榮，以及台閣體的風行，是由於統治者大力干預的結果。
明代中期，經濟繁榮昌盛起來，手工業商業得到極大的發展，繁榮都市不斷出現，新興的市民階層對傳統文化推波助瀾，特別是文人集中的地區，書法藝術得到長足的發展，當時出現了一大批雄視一時書法家。故有“天下書法歸吾吳”一說。到了成化、弘治時期，台閣書法已漸漸走向窮途末路，變得僵硬刻板，毫無生命力；書法家們也認識到台閣體的危害，轉而師法晉唐，以暢情適意、抒發個人情感為目的的書風重又開始抬頭，並逐漸成為明中後期的主流。這一時期的書法又可以分為兩個階段：成化、弘治時期台閣體漸次消弭、過渡、轉變的階段，以李東陽、沈周、吳寬為代表；正德、嘉靖時期以吳門書法為主體的真正代表明代中期書法的又一書法昌盛時期。以祝允明、文徵明、王寵等人為代表。

祝允明（1460—1526），字希哲，號枝山，人稱“祝枝山”，因為右手生有六個手指，所以又號枝指生。長洲（今蘇州）人，任過南京應天府通判，所以又有“祝京兆”之稱。他的詩文書法，才氣橫溢，與唐寅、文徵明、徐禎卿號稱“吳中四才子”。書法造詣很深，各體兼能，蜚聲藝壇，與文徵明、王寵並稱“三大家”。陳道復為後起之秀，又稱為“吳中四家”。他的書法博采晉唐各家的長處，並有自家面貌。主要成就在於狂草和楷書。狂草來自懷素、張旭，更多的是接近黃山谷，提按和使轉的筆法交互使用，行與行之間的距離很緊，形成一種汪洋恣肆的視覺效果。更難得的是楷書又寫得相當嚴謹，有晉唐人的古雅氣息。這種反差很大的綜合素養與唐代的張旭十分相似。
文徵明（1470—1559），初名壁（也作璧），徵明是他的字，後來又改字徵仲，別號衡山，自稱衡山居士。長洲（今蘇州）人，五十四歲時才做了個翰林院待詔的小官，早年因為字寫得不好而不許參加鄉試，因而發憤圖強，終於成為詩、文、書畫方面的全才。繪畫方面，與弟子成為“吳門派”；又和沈周、唐寅、仇英合稱“明四家”；書法各體無一不精，尤其以行書、楷書為人所稱道，在當時名重海內外，並且因為他享年高夀（將近九十）、年高望重，門生有多，對後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他的兒子文彭、文嘉在書法上也很有成就，其中文彭還是明清篆刻的一代宗師。文徵明的小楷特別精細工整，主要來源於鍾繇、王羲之、王獻之和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法度謹嚴、筆鋒勁秀、體態端莊，風格清秀俊雅，晚年八十歲以後的小楷，尤其見功夫。行書主要學懷仁集王羲之《聖教序》、智永，運筆遒勁流暢，晚年大字學黃庭堅，風格變得蒼勁秀逸。

明代後期，隨著農業、手工業的進一步發展，在手工業部門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中國的市民階層逐漸擴大。長久以來的封建正統意識、價值觀念—從孔孟之道到朱程理學都受到猛烈衝擊，新的美學觀、價值觀正在興起。湧現了一大批思想家，如李贄、袁宏道等，他們認為藝術在於抒發個人情性 、獨抒性靈。這種求異的美學思潮與仍在繼續發展的封建正統美學一起，相互鬥爭、相互影響，促使思想界，藝術界呈現豐富多彩的格局。也正是在這種時局下繼續向前發展的。這時湧現了一批大師，如徐渭、董其昌、張瑞圖、黃道周、倪元璐等。

徐渭（1521—1593），初字文清，改字文長，號天池，或作天池山人，晚號青藤居士，或署名水田月，浙江山陰（今紹興）人，他自幼聰穎過人、天才超逸而又憤世嫉俗。詩文書畫無一不精，並且懂兵法 。自稱“書法第一，詩第二，文章第三，畫第四”。這樣一個天才一生卻極不得志，晚年更是到了窮困潦倒的境地。他的草書，純粹是個人內心情感的宣洩：點畫狼籍，不計工拙，如突然而至的大風雪，又似煙雲繚繞的遠山。他用的筆法並不複雜，但整體氣勢憾人，所有的才情、悲憤、苦悶都鬱結在扭曲的筆劃中。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號思白、香光居士。華亭（今上海松江）人。董其昌是個全才式的人物，詩文書畫都很精通，繪畫方面倡導“南北宗論”，成為幾個世紀以來談論不休的話題：他的書法廣泛學習古人，開始學唐人，後來覺得唐書不如魏晉，於是又改學鍾繇、王羲之，最後綜合了晉唐宋元各家的書風，自成一種風格：圓勁秀逸，平淡古樸。用筆比較鬆弛，墨色也很清淡，章法上，字與字、行與行之間佈局很疏朗很勻稱。整體上有種飄飄欲仙的味道。追求‘士氣“和“文人氣”。如果說明末其他大師在於注重表現個人情感的話，那麽，他是力追古法。他很自負，看不起前輩文徵明、祝允明等人，把自己同趙孟頫相比，說自己平時寫字隨便，如果認真書寫，趙孟頫的字也應該輸他一籌；又說，趙孟頫的字因為寫得熟練而顯得俗氣，他的字因為有點“生”而有秀態。
張瑞圖（1570—1644），字長公，號二水、又號白毫庵主。福建晉江人，他比徐渭的仕途要順利的多，年紀輕輕就升到學界最高層，但最後卻因為牽扯進魏忠賢集團而退出政壇，留下千古遺憾，晚年遁入空門，以詩文自娛，為後世留下不少書法珍品。他的書法，以露鋒起筆，側鋒取勝，轉折尖銳，結構上下左右錯落，有跳蕩之勢，形成一種新奇的節奏感，似乎暗示了當時社會局勢的不安定和他心中糾結不安的心境。
黃道周（1585—1646），字幼玄，號石齋，福建漳州人，南明弘光帝時任禮部尚書。後來被清俘虜殺害。擅長書畫，是晚明的草書大家。他的草書，行筆轉折剛勁有力，結構縱橫奇肆；楷書主要學習鍾繇，比起鍾繇的古拙厚重來，顯得更清健逸秀。隸書也不俗。
倪元璐（1593—1643）字玉汝，號鴻寶，浙江上虞人，曾任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李自成進京後，他自縊而死。是個忠臣。行草書很有自家面目：線條剛勁秀逸，結構挺拔，氣魄宏大。

綜觀明代書法，在承接元代的基礎上又有所發展。此時期書法家們大都取法高遠，以晉唐以前為學習對象，並有新的個人面目，到明末更是到了個性化的高峰。為清代書法紛繁複雜的局面的先導。

清代書法(1644—1911)


清代曆二百六十餘載，在中國書法史上是書道中興的一代。清代初年，統治階級採取了一系列穩定政治，發展經濟文化的措施，故書法得以弘揚。明末遺民有些出仕從清，有些遁跡山林創造出各有特色的書法作品。順治喜臨黃庭，遺教二經；康熙推崇董其昌書，書風一時盡崇董書，這一時期，惟傅山和王鐸能獨標風格，另闢蹊徑；乾隆時，尤重趙孟頫行楷書，空前宏偉的集帖《三希堂法帖》刻成，內府收藏的大量書跡珍品著錄于《石渠寶笈》中，帖學至乾隆時期達到極盛，出現一批取法帖學的大家。
至清中期，古代的吉書、貞石、碑版大量出土，興起了金石學。嘉慶、道光時期，帖學已入窮途，當時的集大成者有劉墉，鄧石如開創了碑學之宗，阮元和包世臣總結了書壇創作的經驗和理論。咸豐後至清末，碑學尤為昌盛。前後有康有為、伊秉綬、吳熙載、何紹基、楊沂孫、張裕釗、趙之謙、吳昌碩等大師成功地完成了變革創新，至此碑學書派迅速發展，影響所及直至當代。
清代的書法發展，按時間大致可分三段。早期（約順治、康熙、雍正時）是明季書風的延續，屬帖學期；中期（約乾隆、嘉慶、道光時），帖學由盛轉衰，碑學逐漸興起；晚期（約咸豐、同治、光緒、宣統時），是碑學的中興期。
清初，康熙帝崇尚董其昌，學董之風盛行。而明王朝的遺民，卻不隨從學董的風尚。他們在繼承明季書風的基礎上，拓展了學習二王書法的路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至今仍倍受推崇。著名者推王鐸、傅山和八大山人。
整體而言，清初的書法是明季的延續，承接了晉唐以來一千多年的帖學傳統，故可稱帖學期。
康熙帝崇尚董其昌，乾隆帝推舉趙孟頫，本來是件好事。可是作為二王一路最重要繼承者的趙、董，在二位皇帝低水平的詮釋下，漸漸走向平庸和刻板。而這種詮釋又成為館閣體的主要依託。所謂“館閣體”，是指端正勻整的小楷，應用于科舉時的考卷上。清初情況還好，中期以後過分嚴格，各人寫來，千篇一律。標舉“烏光方”三字訣。雖然歷代都有官方倡導的官樣書體，唐時多類顏真卿體，宋時多類懷仁集王書聖教序體，明時大多接近沈度的書體，但是都沒有達到象清代的館閣體這樣嚴格刻板的程度。面對一味崇尚趙董的狹隘趣味和館閣體的板刻僵化，當時在朝和在野的書家都進行了反省。在朝書家以劉墉、翁方綱為代表，他們科舉出身，受過館閣體的“洗禮”，因此可稱是從館閣體內部脫身出來。他們倡導對唐法的回歸，反對光潔、方整的館閣流弊。在野書家以揚州八怪中的鄭燮、金農為代表，他們從漢代碑刻隸書中吸取營養，力圖擺脫時風。
此外，清代中期的書家還有“揚州八怪”金農（1687—1763）、 鄭夑（1693—1766）、李鱓（1686—1762）、高鳳翰（1683—1748）、汪士慎（1686—1762）、黃慎（1687—1768年後）等人。
金農(1687－1764)原名司農，字壽門，號東心，浙江杭州人。居於揚州八怪之首。詩文書畫金石皆精。他的書法以《天發神讖碑》為基礎。他的隸書早年是“墨守漢人繩墨”的。既負盛名之後，有意“駭俗”，“筆筆從漢隸而來”，“世人以不怪為怪”。金農的隸書。其書蹟大體有三種風範：其一是隸書古樸，結體寬扁，用筆老辣，古拙之氣溢於紙上；其二是漆書，橫粗豎細，方整濃黑，世稱“冬心體”；其三是以碑法與自家的漆書法寫成的行草書。其尺牘，題畫多用此體。
鄭板橋(1693－1765)原名鄭燮，江蘇興化人。字克柔，早年家貧，以書畫維持生活。清代的揚州八怪中，要數鄭板橋聲名最著。他的書法早年師法蘇東坡，黃庭堅，熔正、草、隸、篆於一爐，可以說是我國書法史上的一怪。板橋的怪是“恕不同人”的怪，不願流於凡俗的怪，而不是不要傳統的怪。他自己說過：“橫塗豎抹，要自筆筆在法中。”又說：“必極工而後能寫意。”他在書法上非常強調自己的新意，自稱為「六分半書」。
官方倡導館閣體的根源，在於帝王欲以其一人之力，“納天下之書於一格”。其更深層的原因，在於政治統治的需要。清王朝的統治者為了江山穩固，一方面籠絡漢族官僚地主，網羅漢族宿儒學士，一方面加強思想文化控制，大興“文字獄”。面對殘酷的現實，以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為代表的有志之士興起考據之風，欲借研究經史喚起復興民族之勢。到了雍正、乾隆年間，文字獄愈發嚴酷，文人動輒遭殺身之禍，而漢人的民族意識也日益淡薄，於是以閻若璩、胡渭等人為代表，考據之風逐漸走向純學術研究，大批學者明哲保身，專志考古，借出土金石考證經書、修正史籍，即所謂“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梁謀。”。出土的金石（包括商周時代的甲骨文、金文、漢晉南北朝碑刻和各時代的墨書竹木簡等）一方面成為考證的工具，一方面又成為學書的範本。這是碑學興起的物質條件。此時，鄧石如首先開始了碑學實踐。但鄧作而不述，真正為碑學興起提供了有力理論根據的是阮元、包世臣等。阮元的《南北書派論》和《北碑南帖論》將古代書法體系分為王羲之的帖學系統和北碑的碑刻系統，並主張學碑。由於阮元在當時學術界地位很高，所以他的理論影響極大，而對於當時厭倦帖學卻苦於掙脫不開的清代書家來說，更是“山重水複，柳暗花明”。此後又有包世臣的《藝舟雙楫》、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鼓吹揚碑抑帖，於是碑學興起。此期著名書家首數鄧石如、伊秉綬。
鄧石如（1743—1805）被推為“國朝第一書家”，藝術風格影響深遠。其篆書以李斯、李陽冰為基，參法隸意，是千百年來篆書的極大發展。
伊秉綬（1754—1815）集隸書之大成，所作強化了純粹的空間美感，削弱了用筆的節奏表現，書風古穆渾厚。
清代晚期揚碑抑帖之說經阮元、包世臣發端，何紹基、康有為繼後，於是碑學始成巨流。到咸豐、同治年間，“碑學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寫魏體，蓋俗尚成矣。”千百年來，晉唐書風對書壇的禁錮被打破，篆書、隸書、北碑重新獲得了生長的動力。書家輩出，異彩紛呈，清代因此成為書史上又一個輝煌的時代。其中卓然成家者如下：


何紹基（1799—1873） 阮元門生。書從顏真卿出，生動圓熟。繼鄧石如後，極力推崇碑學。主張“書家須自立門戶”。《論書語》他曾謂：“余學書四十餘年，溯源篆分。楷法則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緒。”何紹基早年由顏真卿，歐陽通入手，上追秦漢篆隸。他臨寫漢碑極為專精，《張遷碑》，《禮器碑》等竟臨寫了一百多遍，不求形似，全出己意。進而“草、篆、分、行熔為一爐，神龍變化，不可測已。”至今存臨本仍然不少。中年潛心北碑，用異于常人的回腕法寫出了個性極強的字。執筆用回腕法遠離正常生理習慣，故每次寫字須“通身力到”，寫完“汗濕襦衣”，別有趣味。何紹基曰：“如寫字用中鋒然，一筆到底，四面都有，安得不厚？安得不韻？安得不雄渾？安得不淡遠？這事切要握筆時提得起丹田工，高著眼光，盤曲縱送，自運神明，方得此氣。當真圓，大難，大難！”，由此可見其對中鋒的高度重視和深刻理解。
吳熙載（1799—1870）師從鄧石如的學生包世臣（1775—1855）。篆隸書俱學鄧石如，能融會貫通。篆書流美婉轉，婀娜多姿。有“吳帶當風”之譽。
楊沂孫（1812—1881）以篆書聞名，他的篆書，據說是將筆毫燒掉一些，以期寫出粗細勻等的線條，但顯得平板少趣味。自以為可與鄧石如相頡頏。
張裕釗（1823—1894）書法在唐法基礎上參以北碑體勢，以清峭剛健勝，然失於生硬刻意。
趙之謙（1829—1884）晚清傑出的藝術家。篆隸書從鄧石如出，剛健婀娜。楷行書初學顏真卿，後專攻北碑，熔碑帖於一爐。不足處在於太過圓熟，境界不如吳昌碩。
吳昌碩（1844—1927）晚清藝術大家。篆書尤肆力於《石鼓文》，行草陶鑄碑帖。書風恣肆爛漫，樸茂雄健。碑學一派至吳昌碩，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歷史高度，贊者以為吳代表了古典書法的終結和近代書法的開端。
康有為（1858—1927） 中國近代史上如雷貫耳的人物。著有《廣藝舟雙楫》，成為晚清碑學理論的總結。所論將帖學一系全盤否定，有失偏激，然而對當時積弱的帖學，不無棒喝之功。康有為醉心於摩崖書風，寫字時不計工拙，以意導筆。作品雄強恣肆。
縱觀清代二百餘年，書法由繼承、變革到創新，挽回了宋代以後江河日下的頹勢，其成就可與漢唐並駕，各種字體都有一批造詣卓著的大家，可以說是書法的中興時期。

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