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真精神与真价值（作者：蒋庆）

——在厦门大学法学院的演讲 （2005-03-26）



今天非常荣幸到厦门大学来演讲，因为 徐国栋 教授是我的老同学，他邀请我来演讲，这是一个缘分，如果没有徐国栋 教授的邀请，那我也可能没有机会在厦大和大家见面。这次讲演的题目，最初定为《儒学的真精神》， 后来我想了一下，光讲“真精神”还不够，还要讲一点“真价值”。为什么呢？按照中国的儒学传统，主张 “体用不分”、“体用合一”，“体”就是精神、就是实质，“用”就是功能，就是效用；光知道“体”还不行，比如说通过我们这次演讲，儒学的真精神是什么我们知道了，这一百多年来对儒学的很多误解我们清楚了，我们因此知道儒学并不是近百年来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所描绘的那种被妖魔化了的儒学。但是，光知道儒学的真正精神“是什么”还不行，就是说光知道儒学的“体”还不行，还应该知道儒学的这种“真精神”有什么“用”，儒学的“体”对现在的中国有什么功能效用，或者说有什么实际的价值。所以这次演讲的题目我稍稍改动一下，再加上一个内容，就是《儒学的真精神与真价值》。

下面，我就开始今天演讲的正题，《儒学的真精神与真价值》。

一、儒学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代表

按道理，在中国讲“儒学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代表”是不用解释的，因为这是中国几千年来长时间形成的一个历史实事，也是历代中国人长期形成的一个思想共识。但是，由于一百多年来我们的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而面临衰微，我们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儒学是什么了，所以我们这才有必要对儒学进行专门解释。现在，很多中国人认为儒学就是一个学派，同中国历史上的法家学派、墨家学派、道家学派一样，也同西方文化中的自由主义学派、社会主义学派、保守主义学派一样。实则不然，儒学不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学术流派，而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代表；或者说，儒学代表的就是中国文化。我们知道，法家学派、道家学派、墨家学派以及中国历史中的其他学派都是按照其创始人的思想和见解由个人独创出来的，而儒学则是孔子对其以前四千年中国文化的整理、传承和总结。孔子修《诗》《书》，订《礼》《乐》，赞《周易》，继承了源自伏羲以来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传的中国文化，即继承了源自上古以来的三代文化。也就是说，道家学派由老子、庄子创立，法家学派由商秧、韩非创立，墨家学派由墨子创立，而孔子述而不作，只是对他之前四千年来的中国文化进行了重新整理和解释；而所谓重新整理和解释，就是在继承前代文化的基础上重新发掘前代文化的价值，保存前代文化的典籍，所以我们说由孔子建立的儒家学派或者说儒学代表了中国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学就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或者说中国文化就是以儒学为核心的儒家文化。

另外，按照 马一浮 先生的说法，诸子源于“六艺”，四部源于“六艺”，中国的一切学术都源于“六艺”。“六艺”就是“六经”，即构成儒学核心内容的六部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经典都是经过孔子重新整理、解释的古代中国文化经典，就算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借鲁国历史而作。这六部经典奠定了中国今后的学术历史，如道家出于《易》而有所失，法家出于《礼》而有所失，墨家出于《礼》与《乐》而有所失；或者说“史”出于《春秋》，“集”出于《诗》等。这个道理很复杂，这里不能详说。总之，儒家整理、解释的“六经”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正统，而其它学派虽也出自中国文化，但均有所偏失，不能代表中国文化的正统，所以，我们说儒学代表了正统的中国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学就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代表，或者说以儒学为核心内容的儒家文化就是正统的中国文化。

在汉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逐渐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并存的文化格局，释是外来文化，虽然后来中国化，但在本源处毕竟是外来文化，这自不用说；道源于“六艺”，出于儒家经典而有所失，不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不能正面代表中国文化，而儒学本身就是中国文化之源，是中国文化的正统。所以，儒学代表了中国文化，儒学体现的就是中国文化的根本价值。

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中，儒学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代表，儒学与其它学派不是在同一个平台上对话，儒学代表的是一种文化或者说一种文明而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要高于其它学派，儒学是中国文化的“正”和“主”，而其它学派则是中国文化的“偏”和“客”（道家是“偏”佛家是“客”）。因此，当我们谈到儒学的时候，我们谈到的就是主流的中国文明，就是正统的中国文化。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中，儒学的这一历史文化定位一直都没有发生过问题。然而，晚清以来，中国出现了反传统的浪潮，首先章太炎等古文经学家“夷六艺于古史，等孔圣为诸子”，随后胡适等新派人物变儒学为哲学，降经学为史学，表面上欲与国际学术接轨，实际上极力否定儒学的崇高地位与历史权威，力图改变二千年来儒学的历史文化定位，这样才把儒学看作一个学派。这种看法在近代中国造成了很大影响，一直到现在很多中国人都接受了这种看法。现在我们应该拨乱反正，全面地正确地来理解儒学，还儒学的本来面目，恢复儒学历史上形成的崇高地位和正统权威。一言以蔽之：我们今天要正确认识儒学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代表，而不是一个学派。

二、儒学的基本义理特征

儒学博大精深，致广大而尽精微，外至六合之大内至心术之微，无所不包，内容非常丰富，故古人有所谓“义藏理窟”之说。今天我们只能简单地从十个方面来讲一讲儒学的基本义理特征，也就是说讲一讲儒学的主要思想内容，让大家对儒学有一个最基本的了解。

（一）道德首出，仁为根本 ── 儒学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把道德放在首位，突出道德在人类生活中的优先地位，儒学所推崇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四端”（恻隐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三达德”（仁智勇）、“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絜 xié 矩之道”（将心比心站在对方角度思考问题）以及正心诚意、正己正人、成己成物、修己安人、仁民爱物等，讲的都是人类的普遍道德。儒学主张以德正心、以德修身、以德立教、以德治国，以德治天下，对道德推崇备至，可以说儒学就是道德之学。儒学之所以如此推崇道德，是因为儒学认为人是道德的存在，道德是人的本性，人的生命意义与存在价值均存在于道德中，孟子所谓“人禽几希”就是因为人有道德而动物没有道德，如果人不按自己的道德本性生活，人就降到了动物的存在，人的生命就丧失了意义与价值。此外，在社会生活层面，道德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如果社会生活中缺乏道德，人类良好的群体生活就不可能，人类相处的规则就会变为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人类社会就会变成一个“动物社会”，也就是变成儒学经常说的“强凌弱、众暴寡、智诈愚、勇苦怯”的“无道”社会，这样的社会必定不可能长期存在，一定会崩溃，人类不可能过上稳定和睦的社会生活。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儒学非常推崇道德，把道德看作是维系人类群体生活的纽带和建构社会生活的基石。有人说儒学有“道德情结”，是“道德至上主义”，这并没有错，推崇道德确实是儒学最根本的特征。

在儒学推崇的诸多道德中，儒学又把“仁”放在首位，特别突出“仁”在诸多道德中的优先性与重要性，即所谓“仁为根本”。所以“五常”、“四端”（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三达德”都把“仁”放在首位。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基础，没有“仁”“礼”就徒有形式而没有实质的价值，实质的价值就是“仁”。（如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玉帛云乎哉？钟鼓云乎哉”？）朱子认为“仁”相当于《易经》“乾卦四德”中的“元德”，“乾卦四德”是“元亨利贞”，《易经》说“元者善之长”，所以“仁”是众善之长，即居众道德之首。那么，“仁”是什么呢？《说文解字》说是“相人偶”（一种人群相处才产生的关系，一个人独居不会产生“仁”，如鲁宾逊一个人在荒岛上不存在“仁”的问题，后来掳获了“星期五”，产生了人际关系，才存在“仁”的问题。），孟子说是“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张子说是“民胞物与之情”，朱子说是“浑然温和的天地阳春生育之气”，是“天地生物之心”，王阳明说是“良知真诚惨怛的万物一体之情”，总之，“仁”既是天地生化养育万物的生生之德，又是人类慈爱悲悯的深厚情感。人类如果丧失了这种“仁”的情感，人就成为木石，社会就会冷酷，和谐的人际关系就无法维系（因为人类社会最终要靠仁爱的情感来维系，而不能靠权力、法律、金钱、物质来维系。），这样人也就不成其人。（孟子说“人者仁也”，无“仁”就不成其为人。）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儒学才把“仁”提得这么高，放在人类道德之首。

（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到美国，在美国住了很长时间，但他反对美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冷冰冰的法律关系，又反对苏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险恶虚假的权力关系，他渴望的是俄罗斯东正教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温情脉脉的人伦关系。这也是儒家所渴望的人际关系。梁漱溟 先生言中国社会的特征是“人与人相与之情厚”，因此，儒学反对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即反对把人与人的关系变成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商品关系、金钱关系、科技关系，因为这样的关系都违背了“仁”的原则。儒学要建立的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充满仁爱温情的社会，而不是被权力、法律、商品、金钱、科技支配的冷冰冰的没有情感的社会。索尔仁尼琴的小说描写的就是人与人之间冷冰冰的险恶虚假的权力关系，马克思的早期作品和巴尔扎克等西方作家的小说描写的是人与人之间冷冰冰的商品金钱关系，西方反乌托邦小说如《美妙的新世界》等描写的是人与人之间冷冰冰的科技关系与权力关系。）

（二）社会教化，礼为基础 ── 对士大夫而言，儒学强调个人要对高深的道德价值进行深刻的体认和领悟，这在古代叫做“为学工夫”（这很难，如阳明 先生弟子罗洪先石莲洞中打坐十年，体认 阳明 先生龙场悟道所悟良知为何）；对一般老百姓，儒学则强调社会教化，社会教化就是通过外在道德力量的熏习或者说道德习惯的遵循慢慢地不知不觉地转变人。这是因为儒学的高深道德学理一般老百姓很难理解，这就是孔子说的百姓“可由之”（可以按照道德习惯与圣人教化去做），而“不可使知之”（不可能使他们了解高深的道德学理）。那么，怎样进行社会教化呢？那就要通过“礼”来进行，“礼”就是长期遵循道德而凝聚成的社会习惯或习俗，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善良风俗”。由于“礼”是道德的外在化和形式化，“礼”与道德就有所不同，道德的约束力在人的内心，而“礼”虽不像法律完全靠外在力量约束，但长期形成的风俗习惯对人也具有某种外在的约束力，所以“礼”是居于道德与法律之间的一种有约束力的社会规范形式，其原则产生于道德而非法理。因此，用“礼”来治理社会成本最低，“礼”就是自发产生的道德秩序，一个“礼治”的社会实际上就是一个“德治”的社会，所以“礼治”在古代就是儒家所说的“无为之治”，即不通过国家政府人为硬性规定的强制性法律治理社会，而是靠自然形成的道德习俗来社会治理。儒学重视用“礼”来进行社会教化，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道德的社会。梁漱溟 先生说“中国文化就是礼乐文化”，而“礼乐文化”最大的特色就是用“礼”来进行社会教化，所以“礼教”（用“礼”来进行教化）就是中国文化的最大特色。

（三）德主刑辅，明刑弼教 ── 儒学是入世法，注定要进入世间治理社会国家，所以儒学一定会遇到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儒学并不反对用法律治国，但反对法律至上，独任法律治理国家，而传统的法家正是主张法律至上，独任法律治理国家。因为独任法律治理国家就是只用强力治理国家，是儒学所反对的“任力不任德” 的“霸道”，必然会导致严刑峻罚，产生残酷暴政。另外，孔子当过鲁国的大法官（鲁司寇），不是不懂得治国需要法律，但是，独任法律治理国家会因为法律的强制力产生于功利的计算，会败破人的心术，所以绝不能把法律放在治国的首位。（孔子言：“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因此，儒学主张治国必须以道德为主，法律只能是治国的辅助手段，居于治国的次要地位。当然，从社会教化的角度讲，法律并不只有消极的作用，而是有积极的作用，这就是“明刑弼教”，即公正的法律可以起到辅助社会教化的作用，法律成了实现道德教化的积极手段。从这里可以看到，儒学是主张在“德治”为主的前提下来包容“法治”，而不像有些人批评的那样是完全反对“法治”的。

（四）王道理想，贯通三才 ── 儒学讲“王道通三”，《中庸》讲“王三重”，“三”是“天地人三才”，“通三”是贯通或者说同时包含“天地人三才”。“天地人三才”是讲人类三重最高的价值，即超越神圣的天的价值，历史文化的地的价值，人心民意的人的价值。这三重价值是规范人类行为的最高道德标准，是人类所有生活都不能违背的常理常道（永恒不变的普遍原则）。具体落实到政治上，王道理想的“三才之道”就形成了政治秩序的三重合法性，即神圣天道的合法性、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一个政治秩序必须同时具备这三重合法性才完全合法，否则合法性就要打折扣，如具备一重或两重就不能完全合法。合法性是解决人类政治秩序的权威与服从的问题，是卢梭所说的“把统治变为权利，把服从变为义务”的问题。人有理性，要追问服从权威的正当理由才会自愿服从，动物无此问题。合法性是政治中最重要的问题，中国古代叫“政道”，一切政治制度的建构设计都必须为合法性服务，即为“政道”服务。政治制度的具体安排在中国古代叫“治道”。“政道”是目的，“治道”则是手段，如西方民主政治“主权在民”、“人民同意”是“政道”上的目的，而三权分离制衡的制度安排则是“治道”上的手段。王道理想的“三重合法性”是人类政治生活中最周全最完满的合法性，体现了儒家文化的“中和精神”，而西方民主政治只体现民意一重合法性，是一种不周全的一重独大的合法性，体现了西方文化的“偏至精神”。此外，王道理想在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上都主张“任德不任力”，所以，王道理想是具有超越价值的最高的社会政治理想。

（五）建中立极，理一分殊 ── 建中立极，就是说人类世界与宇宙万物必须有一个最高的价值本源，在西方哲学上叫“本体”，佛教叫“一真法界”、“所知依”，道家叫“无”或者“自然”，“中”和“极”就是儒学所建立的最高价值本源，人类世界与宇宙万物有了这个最高的价值本源，才是一个合理的充满意义的人类世界与宇宙，因而人类的社会生活与宇宙万物的存在才不会荒唐，人类的生存才能得到意义与价值上的安顿。但是，人类世界与宇宙万物又充满着多样性，又各各不同而相互区别，这样，虽然人类社会与宇宙万物在价值本源上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理”，即“中”和“极”，但具体到每一个事物又有每一个事物各自的“理”，即每一个事物都具有各自的规定性，使每一个事物与另外的事物区别开来，从而使我们对复杂多样的万事万物得以准确的认识与了解。这样，人类世界与宇宙万物既有统一的最高价值而得到安顿，又有各自的具体价值而不相混同。这就叫“一多无碍，总别互摄”。儒学用“月印万川”来作比喻。因此，按照“理一分殊”建立的社会，是一个既遵循统一价值又承认各别价值的社会。而按照西方社会学家马克斯 - 韦伯与哈贝马斯的看法，现代性的社会是一个“价值分殊”的社会，而不存在“价值统一”，即只有“分殊”而无“理一”，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有独立的价值而不能在更高的价值上沟通统一，即政治、法律、道德、艺术、科学、宗教等领域各自独立不能沟通，因而使现代性的社会不能为人类世界与宇宙万物“建中立极”，即不能为人类世界与宇宙万物建立一个最高的价值本源，人类世界与宇宙万物在本源上将无意义无价值，人类生活将陷入荒唐。现代社会只有“分殊”而无“理一”，导致了“价值多元”，“价值多元”又必然导致“价值相对”（即墨子所说的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没有一个统一普遍的价值“中”和“极”），而“价值相对”又必然会导致“价值冲突”，“价值冲突”如果得不到解决又必然导致“价值虚无”，整个人类世界与宇宙万物不再有人类共同认同遵守的统一价值，人类的生活将不再可能（因为人类生活必须有统一价值才能维系）。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就是现代社会中的所谓“现代性”只有“分殊”而无“理一”，所以，儒学“建中立极，理一分殊”的思想对解决“现代性”的“价值冲突”与“价值虚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值得我们在今天发扬光大。

（六）内圣外王，止于至善 ── 前面解释夏大校训时讲到了“止于至善”，但所讲的角度不一样，这里有必要再进一步解释。“内圣外王，止于至善” 是儒学所推崇的人格理想，“内圣”是指个体生命上达天德，体认到了生命的终极意义与最高价值；“外王”是指个人在社会上成就了“博施广济”的事功，为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福利。按照王阳明 先生对《大学》思想的解释，“内圣”就是“明明德”，“外王”就是“亲民”，“内圣外王合一”就是“止于至善”（达到最高的善）。 阳明 先生认为佛道两家人物只有“内圣”而无“外王”，即佛家只追求自己生命的涅盘无生，道家只追求自己生命的长生久视（梁漱溟 先生言佛家怕生，道家怕死，儒家不怕生也不怕死，要看怎样生怎样死。），都不关心家国天下的治理与现世世界的福利；而法家、纵横家虽关心家国天下的治理与现世世界的福利，似乎合乎“外王”的要求，但人品甚低，人格卑污，对生命的终极意义与最高价值没有体认，在为人做事中往往违背人类的普遍道德，所以，法家、纵横家达不到“内圣”的要求。从中国历史来看，只有儒家的古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等既体认到了生命的终极意义与最高价值而成就了高尚的道德人格，又建立了“博施广济”的事功为广大民众带来了巨大福利，即做到了“内圣外王”合一。所以，古代圣王“内圣外王”的人格典范历来都是中国人追求效法的榜样，是中国人最高最完满的人格理想。不管今天的中国发生了多大变化，“内圣外王”仍然是中国人最高的人格理想。达到了“内圣外王”就是“古今完人”，就实现了“兼三不朽”的永恒生命（“三不朽”是立德、立功、立言，做到了其中一项就足以使生命达到永恒，实现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其中立德是内圣，立功立言是外王）。王阳明 先生是效法古代圣王做到了“内圣外王”“止于至善”的“古今完人”，现今龙场阳明洞阳明祠堂有块“兼三不朽”匾，做其中一项就可以不朽， 阳明 先生三项都同时做到了，所以说阳明 先生是“古今完人”。所以，圣王虽往，只要我们努力，“内圣外王”“止于至善”的人格理想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

（七）不求来世，当下圆成 ── 儒学有很强的宗教性，宗教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西方宗教学家蒂利希所说的“终极关怀”以及“终极福报”，即关怀人类宇宙的最高价值本源和个体生命的超越神圣意义以及生命最终的完善和回报。但是，儒学的这一“终极关怀”与“终极福报”，与其它宗教的“终极关怀”与“终极福报”不同，具有当世性，即在人活着的当世来解决人的“终极关怀”与“终极福报”问题，而不像基督教、佛教的“终极关怀”与“终极福报”具有来世性，“终极关怀”与“终极福报”都放在来世解决，如基督教的拯救与做义人放在末世审判上帝之国来临时解决，佛教的出离（出离生死苦海）与改变生命的物质形态（天、人、畜生、饿鬼等）放在来世灵魂不死的六道轮回中解决。但是，在儒学的宗教观中人没有来世，人只有当世，所以人的生命的完善、生命意义的获得、人通过道德努力而得到的回报（福报），都在当世解决。所以，儒学的宗教关怀不求来世，而是在每日每时的当下生活中追求并获得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在当下生活中达到生命的完善和回报（实现了生命的终极意义与价值就是回报、福报，就是“圆成”）。

这一问题涉及到宗教学上讲的“德福不一致”问题：有德未必有福，有福未必有德，而“德福不一致”会造成人心灵深度的焦虑不安，人无法在心灵深度焦虑不安中生活。怎么办呢？基督教通过灵魂不死的末世审判、佛教通过灵魂不死的因果报应把“德”“福”回报的时间拉长来解决，即通过灵魂来世的回报实现“福德一致”，化解心灵的不安与焦虑。而儒学不把“德”与“福”分开，而是把“福”纳入“德”中来解决“德福不一致”问题。因为儒学认为人没有来世，就不会有来世的“福”，人的“福”就在当世，就存在于当世的“德”中，所以儒学认为“德”就是“福”，“福”就是“德”。比如，颜子是孔门德行第一，但早死，表面看有德无福，“德福不一致”，但颜子因德行第一“优入圣域”，成了圣人（复圣），进入孔庙配祀孔子，得到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祀奉，永远活在中国人的心中。这样，颜子没有通过来世达到生命永生，而是在今世因为道德的修养得到“配祀”孔子的福报而达到了生命永生，即道德生命的永生。儒家讲“三不朽”，只要在今世达到一项就永生不朽，不需要等到来世，当世就可以达到永生。所以，儒家的生命追求是“不求来世，当下圆成”，“圆成”就是生命获得了终极的意义与完满的价值，在今世达到了永生。

（八）历史末济，现世拯救 ── 《易经》的最后一卦是“未济”，代表了中国人的历史观。这种儒学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永远不会完结，永远存在着各种可能性与机会，而不像基督教的历史观是“有济”的历史观，即整个人类历史是上帝的计划与安排，有一个创世纪的开始到最后上帝之国来临，然后人类历史终结。正因为儒学认为历史不会终结，儒学认为对人类社会政治等问题的拯救就在现世的历史之中来进行，而不是在历史之外的彼岸世界来进行。这样，人类历史向好的方面发展还是向坏的方面陷落，完全取决于人类的行为，即人类选择了善的行为，历史就有好的结果；人类选择了恶的行为，历史就有坏的结果。拯救历史的希望就寄托在人类现世的行为上。所以，儒学肯定人类在历史中有希望，不是在历史外有希望，这就是我常说的儒学肯定历史中有“向上一几”。而历史中的这“一几”（可能性）完全取决于人类行为的善恶，人类自己才是自己命运的决定者，所以，儒学认为人类只有努力改善今世的道德状态，才能创造出人类美善的历史与未来。而西方文化注重“来世拯救”或者说“彼岸拯救”，不承认历史中有“向上一几”，所以西方人认为社会不可能道德（尼布尔），历史的动力是恶（人类私利、阶级斗争等），是恶推动了历史发展。但儒学认为历史中有善，社会是可能道德的，善与道德自古以来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历史，历史之中是有希望的，关键在于人类选择了什么样的行为。

（九）保合太和，世界大同 ── 儒学的最高理想就是天地宇宙的“太和”与人类世界的“大同”，“太和”就是最大的和谐，“大同”也是最大的和谐。但是，“太和”“大同”不是铁板一块的齐一（一模一样完全相同），而是在承认事物差别不同的基础上达到的和谐。《易经》说的“各正性命”又“保合太和”，《春秋经》说的“多元中的一统”，就是这种大和谐。和谐是人类的最高价值，一个充满冲突、矛盾、争斗、对抗的宇宙与世界是人类不堪居住的宇宙与世界，而且，也是一个注定要崩溃的宇宙与世界。因此，追求和谐不只是儒学的理想，也是人类共同的理想。具体说来，追求天地宇宙的和谐（“太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今天生态学、环保学的最高理想，所以儒学中具有深厚的生态学、环保学资源，今天应该吸取。此外，追求人类世界的和谐（“大同”），就是追求人与人的和谐，就是《礼记·礼运》篇所讲的“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就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也就是《春秋经》所说的“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的社会，“士君子之行”是符合道德的善行，有了符合道德的善行才能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与世界。

人类还有一个基本特性，就是人是一种希望的存在，没有希望人类的存在与历史将无意义，没有希望的生活是人类痛苦不堪的生活，所以人类注定要在历史中追求希望，实现理想。而反观动物，动物则是按自身的自然规律生活，不会追求希望，也不会去实现理想。所以，追求“太和”“大同”就是追求希望，儒学“太和”“大同”的理想为人类提供了希望，因而儒学就是为人类提供希望的学说，这是儒学非常重要的功能。在当今极端世俗化没有理想的社会，在冷战结束后乌托邦希望消亡的时代，人们麻痹在眼前短暂的物质欲望中丧失了生命的激情与意义的追求，不再有希望和理想。因此，儒学追求“太和”“大同”的希望，将激发起人们的生命激情与道德理想，将赋予人们平庸的现实生活以超越神圣的意义与价值。所以，“保合太和，世界大同”既是儒学的重要特征，又是儒学改造世界的重大功能。

（十）自力立教，良知希望 ── 按照中国人的划分，对人类问题的解决，有两种方式，一种叫他力教，一种叫自力教。他力教是通过人之外的力量来解决人类的问题，如基督教通过上帝的拯救、佛教净土宗通过佛的愿力来解决人类的问题；自力教则是通过人自身的力量来解决人类的问题，如佛教禅宗通过明心见性的觉悟、儒家心性之学通过心性的修养来解决人类的问题。儒学的历史观中没有上帝的拯救，也不靠佛的愿力，不主张通过人之外的力量来解决人类的问题，而主张通过人自身的力量来解决人类的问题，所以儒学不属他力教，而属自力教。那么，人靠什么来解决人类的问题呢？靠人的良知。照王阳明 先生的说法，良知就是天道天理，就是人的心性本体，就是人的明师天则，就是人的道德本源。人类一切为善去恶的行为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人有良知，良知能够使人知是知非，推动人类去过“为善去恶”的道德的生活。虽然在现实中人的良知有时会被私欲障蔽，使人的良知不能呈现而做出不善的行为，就像有时乌云会遮蔽太阳使太阳的光芒不能照射出来一样。但是，私欲只能暂时障蔽良知，如乌云只能暂时遮蔽太阳，一旦云开雾散，良知冲破私欲的障蔽，人类行为又会由良知作主，人又会按照道德的本性生活。那么，良知靠什么冲破私欲的障蔽呢？良知冲破私欲的障蔽不靠良知之外的力量，按照阳明 先生的说法靠良知自身，靠“良知的自我振动”，“良知的自我觉醒”，即靠良知自身的力量来冲破私欲，来呈现良知。所以儒家的良知学说是典型的自力教。因此，由于儒学中没有上帝拯救的他力教，人类问题的解决以及人类历史的善恶完全寄托在人类的良知上，而不寄托在任何外在的力量上。儒家相信，良知障弊，人类就会出现恶的历史；良知呈现，人类就会出现善的历史。所以我们说，没有上帝能够拯救我们，良知才是拯救人类历史的最后希望。

三、儒学在解决当今中国问题上的功用

儒学不仅具有高深超越的学理，同时又是入世的学问，具有很强的实践功用，所以历史上把儒学的这一实践功用称为“儒术”。在中国历史上，儒学的这一实践功用表现在儒学成功地解决中国人的生命、社会、政治诸多问题上。在今天，中国人在生命、社会、政治诸多方面都出现了问题，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儒学才能解决。下面，就从几个最主要的方面来进行论述。

（一）通过儒学安顿中国人的个体生命

中国人的生命现状：中国一百多年来文化衰微，出现了 梁漱溟 先生所说的“中国文化调失”现象，即中国的老文化崩溃，新文化又没有建成，中国处在文化真空的状态。这种“文化真空”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的一句老话“礼崩乐坏，学绝道丧”，具体表现在中国人的个体生命上就是我常说的“十亿中国灵魂在飘荡”，中国人的心灵缺乏安顿，没有归宿；中国人的生命缺乏价值，没有意义。我们知道，人类生命的安顿古今中外都是通过文化来实现的，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通过文化中所体现的超越神圣的信仰与价值来安顿人的生命，离开了特定的文化就不可能存在抽象挂空的超越神圣的信仰与价值，比如西方人的生命是通过基督教文化所体现的超越神圣信仰与价值来安顿的，穆斯林的生命是通过伊斯兰文化所体现的超越神圣信仰与价值来安顿的，而历史上中国人的生命是通过儒家文化所体现的超越神圣信仰与价值来安顿的。但是，百年来中国文化崩溃，中国人的生命不能通过儒家文化所体现的超越神圣信仰与价值来安顿。

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复兴儒学，通过儒学中所体现的超越神圣信仰与价值来安顿中国人的生命。因为儒学是儒家文化的核心部分，集中体现了超越神圣的信仰与价值。历史上的中国人把儒学称为“身心性命之学”与“安身立命之学”，用今天来话说就是解决人生信仰、生命价值与存在意义之学，儒学中所说的“达天德，立人极，天人合一，内圣外王、三不朽、返心复性致良知”等，都是通过儒学体现的超越神圣信仰与价值来安顿生命。所以，要解决今天中国人生命无处安顿飘荡无归的状况，只有复兴儒学，在儒学中来安顿中国人的生命。

（二）通过儒学重建中国人的社会道德

前面已讲到，人类的社会道德从来都不是抽象的，都是在特定文化中存在并体现的。由于百年来中国儒家文化崩溃，更由于儒家文化的核心——儒学——式微，中国人的社会道德开始崩溃，人们已不知道按照什么样的道德标准来实施自己的行为，即出现了孔子所说的“无所措手足”的状况，出现了前面说的“礼崩乐坏，学绝道丧”的局面，我常说“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无规则”就是指的这种局面。中国古代也有因为政治、社会、战乱等原因出现过道德崩溃的状况，但是当时中国文化与儒学并没有崩溃，儒学体现的道德标准在社会人心中还存在，只是有道德标准做不到，而一百年来中国文化与儒学崩溃，儒学体现的道德标准在社会人心中已不复存在，现在的问题不是不遵守道德，而是已经没有道德标准了！中国人已不知什么样的行为是道德的行为了。

在这种中国文化与儒学崩溃、中国人心中已没有道德标准的背景下，中国人的心灵又受到五十多年来政治权力的腐蚀与二十多年来市场经济金钱财富的腐蚀，中国人的社会道德已面临崩溃，已经降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严重状态。在今日中国，人们每天在报纸上电视上听到看到的都是道德崩溃的消息：毒奶粉、黑心棉、假药假酒假文凭假论文假 博士假医疗器械，还有医生收红包、学校卖文凭、学者剽窃论文、官员贪污腐败买官卖官屡禁不止，豆腐渣工程年年出现，从村官开始搞假政绩一层骗一层骗到国务院，并且村官选举也搞贿选，以及假冒伪劣商品层出不穷，的士座位上铁栏铁闸，住房几层铁门又加防盗网，出门提心吊胆怕被抢，一点小问题就酿成恶性刑事案件，盗亦无道抢劫财物后常恶意杀人，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收效甚微，等等。这些都说明中国的社会道德已经面临崩溃，中国处在一个完全靠利益驱动的无道德的社会。

怎么办呢？解决的办法只有复兴儒学，因为我们前面已说到儒学的基本特征就是道德首出，就是把道德放在治理社会与国家的首位，儒学在本质上就是道德之学，追求一个道德的社会正是儒学的实践目标。比如儒学中的“五常”就是人类普遍永恒的道德，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过时，历史上的儒学都努力在社会中实现“仁义礼智信”“五常”。举例来说，“诚信”是现在中国最缺乏的道德，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虚假盛行，就是缺乏“诚信”。现在在生意场中钱不到不发货，货不到不给线，互不信任，交易成本增大，“诚信”完全丧失。现在中国有了法律也不遵守，法律形同虚设。（孙中山 先生讲百年前南洋华人做生意全靠诚信不靠法律，常不签合同，一个招呼口信就发货付钱。）因此，要在今天恢复“诚信”道德，就要恢复儒学的权威，用儒学的道德来教育中国人，包括教育中国的儿童和成人，让中国人认识到儒家道德就是不可须臾而离的“伦常日用之道”，这种“伦常日用之道”是克服中国社会道德危机的根本解决之道。总之，只有复兴儒学，在儒学的指导下发起一场振兴中国社会道德的运动，才能重建中国的社会道德，才能克服中国社会道德面临崩溃的危机，从而才能使中华民族重新成为一个有道德的民族，使中国社会重新成为一个有道德的社会，使中国人真正不愧为尧舜孔孟的后代，使中国不愧为“礼义之邦”的美名。

（三）通过儒学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每一个民族都有每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在精神气质上把一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区别开来。因此，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根本特征，或者说自性特质。民族精神不是今天才有，而是一个民族在长时间的历史文化演变中逐渐形成并定型，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产物，也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特质的体现。所以，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核心内容，是一个民族文化身份的集中体现，也是一个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身份标志。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民族精神，就不会有民族自我认同的内聚力，就没有确定的文化身份与其他民族交往，就会处在无所适从的精神分裂状态。从历史上来看，民族精神都体现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具体体现在一个民族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中，如美利坚民族的民族精神体现在基督新教文化及其思想学说中，俄罗斯民族的民族精神体现在东正教文化及其思想学说中，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则体现在儒家文化及其思想学说中，即体现在儒学中。

但是，百年以来，在反传统的浪潮中，从“五四”打倒孔家店到文革“破四旧”，最后与传统进行最彻底的绝裂，儒学都首当其冲，成为攻击的目标，最后导致儒学式微。儒学式微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华民族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精神，学到的西方文化及其西学又不能转化为自己的民族精神，结果中国人灵魂四处飘荡，无所归依，中华民族成了一个没有民族精神的民族，从而成了一个没有民族文化自我的民族、没有民族文化身份的民族、不能够知道自己民族文化自性特质的民族。在这种情形下，中华民族就成了一个不知道我是谁的民族，一个精神分裂无所适从的民族，一个民族内聚力日益弱化的民族。由于中华民族丧失了民族精神，使中华民族缺乏确定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自我同其他民族交往，不能以确定的民族文化身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复兴儒学，通过复兴儒学来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因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自古以来就体现在儒学中，儒学就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最集中的载体。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中儒学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今后岁月中，儒学也将再度体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是儒学“为生民立命”的历史使命，“为生民立命”就是为生民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样，重塑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努力就成了复兴儒学的努力，复兴儒学就成了重塑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当务之急。

（四） 通过儒学重建中国人的希望

前面说过，儒学是希望的学说，儒学追求的是社会和谐、宇宙太和与世界大同的希望，儒学把人类的希望寄托在人类良知上。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儒学为中国人提供了希望，使中国人的生命存在与历史现实具有了意义，获得了动力。但是，近百年来，由于中国人自己打倒了儒学，儒学不能再给中国人提供希望，中国人抛弃儒学转向西方的学说寻找希望，把中国人的希望建立在西方的学说上。然而，冷战结束，意识形态的冲突消亡，中国人才恍然觉悟，西方的学说并没有给中国人提供真正的希望，中国人又一次陷入没有希望的痛苦中。由于在现实中中国人没有希望，为了解脱心中没有希望产生的痛苦，中国人开始通过无休止地拼命追求权力、财富、虚荣来麻痹自己。但是由于人是希望的存在，没有希望人不能生存，权力、财富、虚荣并不能真正麻痹中国人，中国人现在仍陷入在深深的痛苦与惶惑中，中国的社会已经成了一个没有希望没有理想的社会。

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复兴儒学，因为儒学就是希望之学，儒学能够给现代的中国人提供希望，指明理想，即提供社会和谐、宇宙太和与世界大同的希望，指明王道德治的理想。儒学提供的希望理想不是建立在理性必然性上的乌托邦，而是建立在生命信仰与历史信念上的真正的希望与理想。因此，在今天的中国，只有复兴儒学才能重建中国人的希望，激发中国人的理想，才能解除中国人因丧失希望与理想产生的痛苦，才能为中国今后的历史提供意义与动力。马克思·韦伯说现代性的世界是一个理性化铁笼笼罩的世界，因而是没有希望与理想的世界，儒学的希望与理想就是要打破这个理性化的铁笼，为生活在理性化铁笼中的人带来信念与热情，提供希望与理想。中国人现在已经卷入到现代性世界的理性化铁笼中，儒学理应为现代的中国人提供希望与理想。

（五） 通过儒学重建中国政治的合法性

前面已讲，合法性问题是政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所谓“政道”问题，解决的是权威与服从的关系问题，是实现政治稳定与执政能力的根本。解决了合法性问题，就可以把统治变成权利服从变成义务，实现中国人所说的“长治久安”，就不会有稳定压倒一切的焦虑。在中国历史上，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是儒学赋予的。儒学在古代又称“王官学”，其基本功能是为政治权力提供合法性的标准：符合合法性的标准，人们就自愿服从，政治就稳定；不符合合法性的标准，人们就不服从，政治就不稳定。所以“王官学”是支持某一政治秩序同时又批判这一政治秩序的标准，既有意识形态的功能，又有批判的功能。具体说来，儒学是通过“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来为政治秩序提供合法性的标准。前面谈到，“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包括神圣天道的合法性、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一个政治秩序必须同时具备这三重合法性才完全合法，否则合法性就要打折扣。虽然历史中现实的政治秩序未必都符合这三重合法性，但王道政治所包含的三重合法性确实为人类政治提供了一个最周全最完满的评判标准。

中国近代以来开始学习西方，在政治领域不断西化，具体表现在政治合法性上抛弃了儒学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的传统，接受了西方民主政治一重合法性的传统。在中国近代，不管中国人接受的是欧美的资本主义民主还是苏俄的社会主义民主，合法性都是一重的，即都是建立在民意独大基础上的。由于西方民主政治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排斥了神圣天道的合法性与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导致了政治的世俗化、私利化、平面化、庸俗化、非生态化与非历史化，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很多负面的问题。（这一问题很复杂，这里不能详论，有兴趣者可看我的有关文章。）就中国的现实政治来看，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很脆弱，中国政治的合法性主要是建立在民意合法性中一个很小的方面，即经济增长的方面。（民意合法性的内容很多，除经济增长外，还包括政治公正、吏治清明、社会公平以及社会道德状况、人权状况、自由状况等）可以说，中国现实政治的合法性主要是经济增长的合法性。由于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而经济又不可能永远增长，再加上中国政治以西方民主作为合法性的唯一解决途径，排斥了中国儒学中王道政治所提供的神圣天道的合法性与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使中国政治得不到超越神圣价值与历史文化传统的支持，一旦经济增长停止，马上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统治秩序就可能崩溃。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治一直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深深陷入合法性危机的恐惧焦虑之中的原因。

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复兴儒学，用儒学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的思想来为当今的中国政治提供周全完整的合法性，同时又用周全完整的合法性来作为评判中国政治的标准。具体说来，儒学为当今中国政治提供神圣天道的合法性、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与人心民意的合法性，用这三重合法性作为三足来鼎立支撑中国的政治，使中国的政治既符合超越神圣的价值又长期和谐稳定，同时又用这三重合法性来评判中国的政治，避免中国政治违背这三重合法性而出现合法性危机。这样，中国的政治才能够得到天道、历史与民意的广泛支持，就算民意合法性中经济增长出现了问题，但其它合法性仍在稳定地支撑着中国政治，不会出现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因而不会导致中国政治秩序的全盘崩溃。因此，只有复兴儒学，通过儒学来重建中国政治的合法性，才能克服中国政治因合法性危机产生的“稳定压倒一切”的焦虑，从而才能使中国的政治真正做到长治久安。我的朋友张祥平 先生说：“早尊儒早安定，晚尊儒晚安定，不尊儒不安定”，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六）通过儒学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

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古代是建立在儒家文化上的大一统礼乐刑政制度，而中国政治制度的理想是儒学推崇的王道政治。因此，中国的政治制度自古以来都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即儒家文化特色，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中国政治制度中的体现。但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学西方，把西方的民主制度（不管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还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作为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方向，进而作为中国政治制度的本质，这样，中国政治制度就丧失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向西方文化歧出并变质，即变成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特质的西方的政治制度（不管是欧美式的政治制度还是苏俄式的政治制度，都是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特质的西方的政治制度）。这种文化的歧出变质在中国古代叫“以夷变夏”，今天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被“以夷变夏”。“以夷变夏”的直接后果就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中所暗示的中国变成了一个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无所适从的精神分裂的国家”，即中国在以文明为单位划分国家属性的世界格局中找不到自己的文化定位与文明归宿。在传统上中国不是欧美文明，不是伊斯兰文明，而现在被“以夷变夏”完全西化，又不是传统的中国文明。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完全丧失了文明自性，找不到自己的文化自我，确立不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在世界文明体系中无所适从。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引用了一个人类文明谱系表，表描绘中国文明的现状是一个“？”，这最能说明中国的政治制度已丧失了中国文化的特色，中国成了一个不知道自己文明属性与文化方向的国家。

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复兴儒学，通过复兴儒学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前面已言，“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不仅在合法性内容上优于周全于只具有一重合法性的民主制度，同时王道政治本身就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因为王道政治产生于中国夏商周三代以来的“圣王文化”，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的最典型形态。因此，中国今后政治发展的方向不是西方式的民主，而是既吸收了西方民主正面价值又避免了西方民主弊端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王道政治。因此，我们要用王道政治超越民主政治，只有这样，才能克服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文化的歧出与变质，才能寻回中国政治文化的自我，才能确立中国政治制度的自性，才能回归中国政治文化的特质，才能确立中国政治制度的文化身份。也就是说，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不再成为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无所适从的精神分裂的国家”，才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文化定位与文明归宿，从而才能改写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书所引人类文明谱系表对中国文明现状打的“？”，在这个打“？”的地方明确写上“中国文明”。要做到这些，只有复兴儒学，通过复兴儒学来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

（七）通过儒学奠定中国现代化的道德基础

中国近代以来进入了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国际生存环境，即进入了一个弱肉强食的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文化支配主宰世界的时代。不讲道德、掠夺别国财富、瓜分全球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盛行。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面临着西方列强瓜分侵略的巨大压力，救亡图存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的主旋律，我们的国歌歌词最典型地表达了中国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最强音。而救亡图存的直接诉求就是学习西方的声光化电、坚船利炮、科学技术以及西方的政法制度、财经制度、工业制度等一切能够使中国救亡图存的制度。用一句话概括：救亡图存的直接诉求就是追求国家的富强，因为中国富强就可以避免中国挨西方打，而“落后就要挨打”正是中国近代史中最不道德的又是最现实的一条血淋淋的铁律。在这种背景下，追求国家富强就是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具体方法就是走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因为只有走现代化的道路才能使中国富强不挨打。但是，按照中国的文化观，西方现代化的道路是中国古代圣人所反对的“以力服人”的“霸道”的道路，是不道德的道路，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化也是一种不道德的强盗文化、霸道文化，而中国文化追求的是“以德服人”的“王道”理想，中国文化是建立在历代圣贤义理之学上的圣贤文化、君子文化。所以，中国百年来追求洋务富强的知识分子如张之洞等人认为中国文化在“体”上（精神价值上）崇尚道德，优于西方文化，本不用学西方文化，但西方列强已打到你家门口了，中国已面临“亡国亡种亡教”的威胁，所以在“用”上（器物层面上）不得已为了救亡图存要去学西方文化，即去学使西方富强的现代化。因此，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从中国社会内部中产生的，而是被不道德的外部力量逼出来的。中国人本不想放弃圣贤文化、君子文化走现代化的路，但迫于救亡压力非常不情愿地被推上了现代化的路。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香港中文大学金躍基 教授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被诅咒的。

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只具有底线公正的意义，即只具有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瓜分侵略的意义，不具有更高的道德意义。因为中国的现代化学习的是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化，这种文化追求强力霸道以力服人，是没有更高道德的小人文化，说得严重点是违背人类基本道德的强盗文化。因此，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化，是没有道德基础的现代化，是纯粹追求物质力量的现代化，而没有道德基础的现代化必然会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在国内，现代化腐蚀国人的精神道德，因为现代化所追求的物质财富本身就是对人性和民族精神最大的腐蚀力量，罗马帝国的衰亡就产生于对东方财富的掠夺占有而腐蚀了罗马人心，明帝国的灭亡就产生于社会财富的增加而全民追求物质上的享乐安逸（即郑板桥《道情》所说“虎距龙盘，尽消磨燕子春灯”）。二是在国外，如果现代化没有道德基础，当中国国力强大到在国际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说话资格和影响力时，中国肯定会称霸；中国现在说自己将来不称霸，是因为中国现在还没有称霸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现在所走的现代化之路就是按照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在走的路，中国已经接受了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规则。这个规则就是“有力量就称霸”的规则，不可能按照这个称霸的规则做事又不称霸，就如同接受足球比赛的规则参加球赛又声明比赛不是为了进球一样。现在中国人按西方人确立的现代化规则走现代化的路，这二十多来年来玩他们制定的规则比一百年前玩得好了，西方人就紧张了，“中国威胁论”就出笼了，按照他们的规则来玩比他们玩得好他们能不紧张吗？他们看到中国人玩他们规则必然会按这一规则的逻辑行事，所以他们是实话实说，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规则是不道德的规则，是有力量必然称霸的规则。中国开始有点力量了，他们自然感到威胁了。这就是因为中国接受的西方现代化规则是国际关系中不道德的规则。

那么，怎么办呢？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达尔文主义支配主宰世界的状况不会改变，因而中国还必须走现代化的路。但是，现代化的路又是一条不道德的路。到底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复兴儒学，通过儒学奠定中国现代化的道德基础。我们知道，儒学就是道德之学，儒学以道德为首出，最重道德。儒学所体现的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与文化自性其实就是一种普遍的道德精神。因此，只有用儒学所体现的道德精神来指导、规范或者说提升中国的现代化，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基础，中国的现代化才不会偏离道德的方向，才不会变为腐蚀人性和败坏民族精神的负面力量，才不会因为最终国力强大而称霸世界。也就是说，通过儒学奠定中国现代化的道德基础，中国的现代化才能在增加社会财富的同时又保持人的道德精神，中国的现代化就会从以前追求底线公正的消极力量变成改变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的积极力量。因为儒学的理想就是要建立一个道德的社会，表现在国际关系上就是“以德服人”，就是要建立一个“道德的天下”，这就是儒学的伟大怀抱 ── “为万世开太平”。这样，以儒学道德精神指导的中国现代化就担负了改变西方不合理不道德的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与道德使命，为最终打破国际关系中“落后就要挨打”的铁律奠定了道德的基础。由于西方文化中没有“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基因，改变西方现代化不道德因素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儒家文化的身上，具体落在了儒学的身上。从这里可以看到，当今中国复兴儒学不仅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也能解决人类的问题。复兴儒学也具备了全人类的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以上我们讲了儒学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代表、儒学的基本义理特征以及儒学在解决当今中国问题上的功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儒学博大精深的价值内涵与解决中国问题的深远功用。因此，当今中国在文化上的当务之急就成了复兴儒学与弘扬儒学问题。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文化责任，也是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在此，我谨与在座的同学和 老师们共勉。我的演讲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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