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自杀究竟有什么意义？（作者：章启群）

——评刘小枫先生的一个观点兼谈海子自杀事件



1．



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教师查海生，于1989年3月26日下午5时30分左右在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这个事件从事发时起直至今天，在诗歌界、批评界、甚至是学术界一直被议论着。原因在于：查海生就是诗人海子。

海子是个优秀的诗人。一个优秀的诗人自杀当然是很可惜的。作为一个关注中国文化、尤其是关注中国当代诗歌的读书人，我们在海子自杀事件中感到了某种期待突然断裂。这种断裂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楚痛，甚至是刻骨铭心的楚痛。这种疼痛是实在的，它与我们在阅读诗人作品的美妙文字时的欣喜、暗自心动、狂热的感觉是内在相通的，与我们目击诗人的一切遗留物的伤怀更是息息相关，甚至在诗人吟唱过的太阳、麦地、村庄、河流以及所有世间事物之中，都常常唤起我们这种疼痛。但是，在今天的中国的一些诗歌评论中，我们没有感到这种让人们有切肤之感的疼痛。相反，诗人的死亡方式——自杀，却点燃了一些诗评家的兴奋点，引起他们一种莫名的狂热。海子的自杀不仅被说得与众不同，而且被讴歌、赞美、直至神化。当然，这里面似乎有一个普遍的理由，据说就是：诗人自杀有“形而上”的意义。

限于资料，我们仅从海子去世十周年出版的纪念文集《不死的海子》（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便可收集很多对海子之死的上述观点。例如，有人说：“十九世纪末叶以降，诗人为形而上的原因自杀已成为西方思想史中一个恒常的主题。……而诗人的死亡，则象征着某种绝对精神和终极价值的死亡。这就是诗人之死格外引人关切的原因所在。”“海子在他达到颠峰状态的诗作《太阳》中表明，他正是在这种生存的危机意识中开始他的人的觉醒的。他发现已经‘走到了人类尽头’，在这种绝境之中‘一切都不存在’。而生存只不过是‘走进上帝的血中去腐烂’。他终于无法忍受这种腐朽而黑暗的存在，而让自己的个体生命毁灭了。”“中国诗坛的后来者当会记取海子这种前无古人的‘特殊功业’！”（吴晓东 谢凌岚：《诗人之死》， 见《不死的海子》，第53页。）

还有人说：“作为新时期第一个自尽的诗人，海子无可逃避地承担了‘为诗而死’的意义，自我放弃的行为却成为‘向死而生’的壮举。……只有海子的死，成为一次诗歌的抗议，一次向死而生的自我重申和决心的实践。”（肖鹰：《向死亡存在》，见《不死的海子》第230页。）

有的文章题目就是《形而上死》，话说得更有意思：“诗人之死，似乎成了必然。我想海子之死，说透了，是企望于刹那间达成与诗性的等一。”“死亡是诗人的宿命，也是诗人的至尊。”（李超：《形而上死》，见《不死的海子》第60、61页。）

…………

这些话，很少有根据，也很少有逻辑。我们也知道，诗歌的逻辑与日常语言的逻辑是不大一样的，但诗歌评论毕竟不是诗歌本身。况且，对于海子的诗，我们还没有像面对这些诗评文字那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就像任何一个杰出人物的自杀一样，除了留给大众以遗憾和怀念外，大概还有一种深深的惋惜甚至善意的责备：那样死，应该么？一个活生生的诗人的自杀，这个流着鲜血的悲惨事件，在这些不乏激情但几乎谁也听不懂的言说中，成了一种诗歌本身的最神圣的活动。最终，这些像是如歌的赞颂由对诗人自杀的礼拜而制造了一个神化：“海子是圣徒般的诗人，他捐躯的意志具有‘不顾’的性质，以致当我们返观他的诗作时，竟产生了一种准神学的意义。”（陈超：《海子》，见《不死的海子》第73页。）

于是，海子自杀的具体事件，被一些呓语般的嚷嚷炒作成为一个神圣化的话题，而且也从不着边际的言谈走向实际生活中的具体行动。中国当代的有些诗人似乎已经被诱发出了一种死亡的情绪或情结。近些年中国诗人自杀或非正常死亡者有几十起之多。一个诗人甚至在自杀前公开声称：“海子死时25岁，我不能活过25岁。”

由此看来，死，特别是自杀，在一些人眼中已经成为诗人的诗歌活动的颠峰或“极限冲刺”，成为“诗歌烈士”的祭坛，成为诗歌神化的魔术平台。我想，这股风如果再持续吹下去，那真是当代中国诗歌界的灭顶之灾：因为，这不仅在肉体上消灭了一些诗人，更重要的是，让活下来的诗人感到尴尬、痛苦，不知所措。他们在对自己灵魂的拷问中，大约会重提哈姆雷特的问题：“活下去，还是不活？”



2．



诗人自杀的所谓形而上意义的说法，在大陆学术界首见于刘小枫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一本流传很广著作《拯救与逍遥》，其绪论的题目即为“诗人自杀的意义”（这篇绪论曾经单独发表在《深圳大学学报》增刊《青年学者论学集》中）。我们可以看出，很多关于海子自杀的形而上意义的说法，其思想渊源甚至语言都来自于此。

刘小枫先生把诗人自杀的问题当作探讨中西方诗人对待世界不同态度的起点。他说：“一般人的自杀可以说是人向暧昧的世界的无意义性的边界所发起的一次最后的冲击。既然生没有意义，那么主动选择的死就是有意义的，其意义就在于它毕竟维护了某种信念的价值。但是，诗人的自杀却是对这种最后发动的冲击的否定。因为，诗人的自杀逼迫人们想到，人发动冲击所必得拥有的价值信念是否是真实的，不仅如此，它甚至第一次迫使人们考虑：人是否应该拥有某种信念。通常的自杀（当然不是指那些因世俗事务的偶然脱节所引起的自杀）是依据某种信念的，它认为世界不应该是这个样子；诗人的自杀却不依据于任何信念，否则他就不会自杀了。因而，诗人的自杀不再是依据某种信念所发起的最后冲击，而是因对信念的彻底绝望而发出的‘求救的呼吁’。”“一般的自杀是对暧昧的世界感到绝望，诗人的自杀则起因于对自己的信念，也就是自己对世界所持的态度的绝望。”“要是诗人向这个世界强求意义才是悖理的行为，要是诗人为此而自杀，就是不合理的行为。只有当诗人因自己的信念发生断裂时自杀，才是正当的。”正因为如此，刘小枫先生认为：“诗人自杀的事件是20世纪最令人震撼的内在事件。”（所有刘小枫先生引文均出自《青年学者论学集》。下同。）

虽然刘文西化的句子有些拗口，但意思还是清楚的，即认为一般人为信念而自杀，诗人的自杀却不依据某种信念，而是由于对信念的绝望。但是，刘小枫先生在提出这种观点以后，我们在通篇文章中却没有找到理由和论证。于是，即使我们相信，一般人的自杀是由于“既然生没有意义，那么主动选择的死就是有意义的，其意义就在于它毕竟维护了某种信念的价值”，我们却自始至终不能明白：诗人自杀为何是由于对信念的绝望？而且，为了信念自杀与对信念绝望自杀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当然，刘小枫先生是有解释的。他说：“世界本身的确无意义可言，但世界的虚无恰恰应该是否定的对象。必须使虚无的现世世界充满意义，这正是诗存在的意义，正是诗人存在的使命。诗人存在的价值就在于，他必须主动为世界提供意义。”“诗人是何许人也？诗人是懂得世界没有意义的人，他们与常人不同之处首先在于，他们是通过主动赋予世界以意义来向世界索求意义的。”可是，我们同样不明白：凭什么诗人要给予世界以意义？为什么诗人的价值就在于此？诗人是否就是先知甚至救世者？另外，为什么其他人——譬如哲学家、思想家、甚至科学家，就不能给世界提供意义呢？诗人为什么具有这种独特的能力和使命？人间似乎除了诗人，其他人都是思想上的低能儿。如果这样，我们也必须说一句逻辑不通的无法说的话：思想家是思想弱智者。

还有，诗人给予世界什么意义呢？刘小枫先生说：“诗人通过诗的象征终于使人在这个可疑的世界之中享受到绝对的价值。在诗化了的世界中，绝对价值时时处处都是内在于人的。但是，诗的这一切成就必得有二个基本的前提，一是我们确实肯定有绝对的价值存在，二是诗人确实对这些绝对价值具有忠诚的信念。……好在这一点是不成问题的。中西方的哲学和宗教思想都提供了种种关于绝对价值的理论规定。”这里的意思是，诗人就是一种哲学或宗教价值观的代言人。这不禁让人们怀疑：诗人的职能、价值和意义难道就是这种代言人吗？这样一来，我们不觉看到刘小枫先生观点的内在矛盾：一种哲学或宗教已经从根本上为世界提供了意义——它自身的价值观念。我们何需又要诗人提供意义和价值呢？

可见所有刘小枫先生的这些说法都难免武断。不过，我们不难看出，他的这些观点并非空穴来风，凭空编造。很明显，刘小枫先生的这些说法受到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或者说就是企图转述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但问题恰恰在于，刘小枫先生的这种说法，是否准确地表述了海德格尔的思想。

海德格尔后期思想极为丰富，也极为晦涩。海德格尔关于诗和诗人的意义的论述，首先是与他的整个哲学思想相关的。他通过诗和诗人的活动来描述和表达一种哲学的思考。他把诗与真理问题进行内在的沟通，认为只有在真正的诗的言说中，真理才能被昭示出来。由于诗歌具有这种特性和功能，诗人就具有特殊的天职和使命。诗人因此是与这种真理发生的直接相关的。海德格尔说过：“在一个贫乏的时代里作一诗人意味着，去注视、去吟唱远逝诸神的踪迹。”（《诗·语言·思》，Albert Hofstadter英文编译本，1975年版。第94页。）贫乏的时代，就是基督的显现及其牺牲死亡的时代，它标志着诸神之昼终结的开始。上帝的缺席预示着，不仅诸神消失，而且神性的光芒在世界的历史中也变得黯然失色。由于上帝的缺席，世界缺乏支撑它的基础。世界悬挂在一深渊之上。在这样的时代，人们必须忍受和体验此世界的深渊。对诗人而言，那就是消失的诸神的踪迹。

具体说来，时代的贫乏在于痛苦、死亡和爱情的本性没有显现。海德格尔认为，在贫乏的时代，诗人用歌唱去言说世界性的生存。他的言说言说了世界生存的健全整体。诗人给人（短暂者）带来了消失的诸神的踪迹，在非神性之中歌唱着福祉的整体。并且将没受保护的存在转向敞开。因而诗歌永不陷入消亡的流逝者。尽管海德格尔的这些表述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但我们不难体悟到他的一些基本思想：他把诗的语言看作是揭示世界真理、昭示“此在”即现实的人的生存的最深沉最本真的意义的唯一手段。“语言是存在之家”就是这一思想的最直捷、最明确的表述。

由此可见，海德格尔这里所说的诗人和诗，与刘小枫先生所说的也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诗人和诗不能简单地等同，因此，更不能化为一种直接的引用。简单的套用无异于阉割。而且，海德格尔也从未论述过诗人自杀的“意义”。因此，当我们再来审视刘小枫先生的关于诗人自杀的言辞和理论，发现显然是既没有依据，又没有逻辑，只有一些与海德格尔思想和语言似像非像、似是而非的话语。我们找不到任何论据能够说明：诗人自杀的与众不同之处是由于信念的断裂。相反，如果确实有为信念断裂而自杀的，也绝不仅仅是诗人！即使是在海德格尔那里，我们也不能推断出这一结论。可见刘小枫先生所谓诗人自杀的意义的观点，在理论依据和基本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

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像刘小枫先生所说的实质上是类似于宗教圣徒或哲学家的诗人，能有多少？而像这样的诗人自杀又有几个？自杀中具有殉道意义——或可称为形而上意义的则又有几人？我认为，历史上即使有极少数的具有殉道意义的自杀诗人，但他们是不能够在整体上构成所谓形而上的意义的。

可是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刘小枫先生在他的文中列举了一个系列的自杀诗人的名单，如：克莱斯特、格因德多罗、特拉克尔、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恩·托斯、斯·茨威格、克劳斯·曼、沃尔夫、普拉斯等。但是，在刘小枫先生长达几万字的绪论和几十万字的著作中，我们没有看到哪怕是一个个案分析，以证明达到他的结论。相反，笔者虽然没有查阅这里所有自杀诗人的资料，但根据有限的阅读经验可以肯定，其中杰克·伦敦、斯·茨威格等人，决不属于刘小枫先生所说的那种“形而上”的死。杰克·伦敦在成名后曾有过豪华、奢侈的享受和挥霍，他的自杀与后来的潦倒有关；斯·茨威格是犹太人，在二战中流亡国外，对生活感到绝望而自杀。其余前苏联的自杀诗人，像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等，可以说都是因为政治原因。刘文中也引用过帕斯捷尔纳克的话：马雅可夫斯基与法捷耶夫一样，是带着“内疚的微笑，从种种政治诡计中走了过来。在最后一刹那，在开枪之前，又带着这种微笑，跟自己告别。”（我们可以在蓝英年先生的《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一书中找到更多的关于前苏联诗人自杀的具体原因，此书书名即点明这些诗人和作家自杀的原因。）因此，刘小枫先生举例所说的这些诗人自杀的原因，很难或至少都不能证明是“形而上”的。

最滑稽的是刘小枫先生所列举的中国自杀诗人，一个是屈原，另一个是王国维。他说：“诗人自杀大都发生在价值观念的信仰危机时代。中西方文学史上第一位自杀的伟大诗人是屈原。屈原的确是中国人的骄傲。之所以值得骄傲主要不在于他的爱国精神，也不在于他的怀疑精神，而是在于他是历史上第一位自杀的大诗人。他的伟大首先在于他敢于自杀。”这真是让人啼笑皆非、哭笑不得！众所周知，从现有历史文献材料来看，屈原的自杀完全是由于失意于楚怀王，眼看着国破家亡却报国无门，于是悲愤投江。所有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是政治的原因直接导致屈原的自杀。屈原曾经受到楚王的重用，当时虽不说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也是出将入相，济国经邦的胸有大志的政治家。那时，无论是从他的诗中还是言语中，我们哪里能找到“形而上”死的一点打算和暗示？至于王国维自杀的原因，学界议论很多，大多数观点认为是愚忠于清廷，一说是对于北伐军的恐惧（因为北伐军在长沙杀了一个顽固的保守派叶德辉），还有人认为是与所欠罗振玉的债务有关。不管怎样，可以肯定地说，王国维投昆明湖自杀，或为政治，或为经济，绝不是为“形而上”！

从社会贤达到英雄烈女，从帝王将相到市井小民，甚至地痞流氓，绝望，大概是所有自杀者走向死亡之途的最后的真正的动力。我们当然可以把一些诗人（不是全部）归入思想家之列，但尽管如此，所有诗人也都是具有七情六欲的人。当然，刘小枫先生也说：“诗人自杀表明他个人与自己过去的信念之间的关系彻底断裂了。”“诗人的自杀，都事先表现出这种对某种价值和意义的真实的绝望形式。”他也认为诗人自杀最终还是因为绝望。而我在这里与刘小枫先生的不同在于，这种绝望，并非只是关于世界的意义这类问题，而是与现实世界的饮食男女、柴米油盐等世俗生活丝丝相关的绝望。这里我们还是得接受加缪的说法：“人们极少（但不能排除）因为反思而自杀。”（《西西弗斯的神化》）因绝望而自杀的诗人与其他人的自杀一样，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在这里没有根本的区别。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从逻辑上说，刘小枫先生所谓的诗人自杀是由于对信念的绝望这一命题无法成立。因此，在整体上不存在所谓诗人自杀的形而上意义。从历史的和现实的生活来看，诗人自杀与其他人自杀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无论是逻辑推论还是经验检验，诗人自杀都不是必然具有形而上的意义。

到此，我们看到，一个被说得沸沸扬扬、玄乎其玄的话题，原来是个子虚乌有的假问题！一个关于诗人自杀的说法，人为地绕过一个圆圈后，现在终于又回到了原点。可见，所谓“诗人自杀的事件是20世纪最令人震撼的内在事件”的说法，实在是有点儿——故弄玄虚。



3．



在关于海子自杀的评论中，我认为海子身边最亲近的朋友作出的解释是最接近事实本身的。

海子的密友、诗人西川在海子死后不久就预测：“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化之一。”“关于海子的死因，已经有各种各样的传言，但其中大部分将证明是荒唐的。”（《怀念》。见《不死的海子》第21、22页。）1994年，他面对各种关于海子自杀的或危言耸听、或捕风捉影的说法，又发表《死亡后记》一文，认为这些带有个人臆测的评论“很难说里面没有围观的味道”。对于海子的自杀，他同样也感到意外和震惊，没有任何所谓“必然”的预感。在痛定思痛之后，他把海子自杀的原因归结为“自杀情结”、“性格因素”、“生活方式”、“荣誉问题”、“气功问题”、“自杀导火索”、“写作方式与写作理想”等七个因素，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这些看法基本上被《海子评传——扑向太阳之豹》的作者所接受、吸收。

海子生前住处最近的朋友苇岸仔细描述了与海子最后一次相聚的情景，可以说无可争辩地说明海子自杀的具体原因（详情见原文，这里不再转述）。即使是骆一禾，他对海子及其诗歌的评论具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虽然他说过：“海子用生命的痛苦、浑浊的境界取缔了玄学的、形而上的境界作独自挺进，西川说这是‘冲击极限’。……这就是1989年3月26日的轰然爆炸的根源。”但是，他毫不犹豫地宣称：“我是坚决反对他的自杀的”，“我更加痛恨死亡了。”“我反对死亡。”（《海子生涯》、《关于海子的书信两则》，见《不死的海子》第5、14、17页。）

与海子身边的这些朋友看法相反，一些对海子生平一无所知或所知甚少的评论家，仅仅从理论界某一极其个人化（现在看来是荒谬的无稽之谈）的观点出发，便营构虚幻的海子自杀的“神圣性”、以及“形而上”的意义，应当说，这里面暴露了中国诗歌和诗歌评论界、甚至文化界的一些深刻的问题。

极力渲染海子自杀的所谓形而上意义，至少表现了一种不正常的病态的心理。诗人韩东一针见血地说：“正像有人指出的那样：中国当代先锋诗人还没有自杀的呢！海子是第一人。言下之意，海子死得其所、恰倒好处、正是时候。……诗至此可以是身体的艺术、行动的艺术。为了和日常生活区别开来，行动主义者一直在寻求超凡脱俗的行动。他们酗酒、打架、玩女人、四处流浪、培养怪癖，以此来证明自己是一个诗人。”（《海子·行动》，见《不死的海子》第65页。）可以说，韩东揭开了诗歌和诗评界的一块疮疤。奇怪的是，一些人的疮疤常常被说成勋章一样辉煌和耀眼，并以此来掩盖下面的污秽和腐烂。（这种文化先锋的偏激和病态，实质上在顾城杀妻的事件中，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一切对超凡脱俗和畸形病态的赞美和雄辩，在这个事件面前都显得十分苍白无力，无法立脚。）

其实，人们也十分明晰这样的道理，不能说诗人没有一些特殊性。但是，诗人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性？是否怪异离奇、与众不同就是诗人的特殊性？

诗人首先是人，是个具体的人，诗人不是神，也不是“人诗”。如果说诗人有他的特殊性，首先是他具备写诗的天赋和才能，这确实是非诗人的一般人所不具备的。（没有这种天赋和才能而又附庸风雅，每逢良辰美景即胡诌几行，不管他是何等人物，免不了贻笑大方、让人耻笑。）另外，从个人人格来说，诗人相对比一般人更加敏感，他们无论对外界事物还是内心感受，都比一般人更丰富，容易触景生情，浮想联翩。这就导致诗人的内心比一般人更加脆弱一点。所以，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在知识分子之中，自杀的诗人可能比自杀的哲学家、科学家、工程师要多。但无论如何，自杀不是诗人的专利。相反，自杀的有各色人等，从轰轰烈烈的历史主角到微不足道的芸芸众生，政治家、资本家、投机商、冒险者、军人、学者、教授、科学家、哲学家，其中都有过自杀者，当然也有流氓和黑社会老大。如果说，古今中外的诗人中没有自杀的，这反倒是不正常的。

中国古代的几乎所有的大诗人，都具有良好的公众形象。几乎所有的大诗人都做过官，例如李白、杜甫、王维、苏轼等，而且有的是很大的官，像谢灵运、王安石、欧阳修，包括屈原，等。一些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如曹操、毛泽东、包括魏文帝曹丕等，也是杰出诗人。除了在戎马倥偬中写出不朽的诗歌以外，他们审时度势，把握时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而且他们对于天文地理、人情世故，无一不通。他们这些方面的智慧、才能甚至个人的意志也远胜出一般人。西方的大诗人如维吉尔、但丁、歌德等，在世俗生活中都担当重要的社会角色，歌德还是魏玛的枢密顾问官。因此，诗人未必一定要怪异，未必一定要疯疯癫癫、与众不同。

有一种观点认为，真正的大诗人是写作一生的诗人，直至自然死亡。人类文明史上最优秀的诗篇常常是一些大诗人晚年的作品，例如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以及杜甫的诗。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当然，也不能成为一种定律。

这里应当还有一种区分，就是诗人有为诗歌艺术献身的精神，与诗人用自杀来实现一种诗歌的意义，是具有质的不同的两个问题。德国诗人里尔克曾提到过一个真正的诗人的写作，是在“夜深最寂静的时刻问问自己：我必须写吗？”“感到自己不写也能够生活时，就可以使我们决然不再去尝试。”“一件艺术品是好的，只要它是从‘必要’里产生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第3、5页。冯至译，三联书店，1994年。）这是一个真正的诗人所具有的为诗歌献身的精神。实际上，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艺术家以及一切对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具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人物，对于自己的事业都具有一种献身的精神。这是人类一种最崇高的精神。而自杀事件，除极少数具有杀身成仁的殉道意义，一般来说都具有逃避现实的消极因素，不仅与这种精神不同，而且也很难达到这种精神的崇高境界。



总而言之，作为诗人海子与作为哲学教员的查海生的自杀，没有本质的区别。就其自杀本身来说，应该是一件普通的非正常死亡事件。这种死亡的方式在海子身上只具有一些个人化的特征。所谓这种死亡的诗的意义以及形而上意义之说，都是外在于事件本身的。

但是，从海子自杀及其诗歌在中国诗坛被神化的过程，却反映了中国当下的文化人、甚至中国社会的一种精神病态。当然，比起当下中国无孔不入的制假售假（假商品、假药、假党员、假干部、假军官、假军队、假警察、假教授、假学者、假文凭、假身份证，有人幽默地说，中国为什么不造一个假的EP-3电子侦察机还给美国人？……）、贪污腐化、文坛的官司、学术腐败、盗版、***、规模走私，还有诸如著名学府法学教授嫖娼不给钱而死于妓女乱棒之下等等这些古今中外空前（但愿绝后）的现实事件，我们对海子自杀事件的神化就不应该大惊小怪。中国，这块热土上正在发生的怪事，往往让任何一个童话大王或天才都为自己的想象力贫乏而羞愧。一切都司空见惯，阿弥陀佛！



章启群 2001年7月17日于京西燕东园，2001年12月6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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