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为师、为人──岱年师散忆（作者：刘笑敢）

[编者按] 一代哲人张岱年先生与世长辞，吾辈学子不胜感怀。岱老生前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学术顾问，与《丛书》主编匡老亦多有交谊。1996年5月，他应匡老邀请出席 “《丛书》50部出版新闻发布会”，以八十七高龄亲临人民大会堂发表热情讲话，盛赞这套丛书“充分体现了史才、史学、史识三个标准” ，认为“评传”能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写作，对资料加以考证，对古代传统思想文化进行总结、评价，而且文笔优美，“很有全面性”。此情此景，虽已时过八年，但岱老的音容笑貌犹历历在目，特别是他对我们《丛书》工作所给予的鼓励，至今难以忘怀。为缅怀他对中国学术事业的贡献，今特刊登张岱年先生的弟子、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兼职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刘笑敢教授不久前为追忆恩师所撰的《为学、为师、为人》一文，以表景仰之情。





四月二十四日，张岱年先生突然辞世。先生是我在北大的硕士和博士导师。先生的去世让我异常悲伤。因为我正在构思论文，准备参加五月十五日在清华召开的祝贺先生九十五华诞的学术研讨会。四月三十日，早上参加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中午又得知与先生相濡以沫六十年的师母也突然随先生而去。多日来心情沉重。先生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日作不专，夜寐难安，很多往事思绪翻腾不已。我已写了《直道而行坎坷路》一文追忆先生一生之沧桑，此文则缅怀先生为学、为师、为人之精神，希望有更多人能像我一样从先生的学问、风骨和境界中得到激励和启迪。

张先生在高中时代和大学时代就开始发表有关哲学的论文。先生的学术兴趣本来比较广泛，对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哲学理论，文化问题都有论著发表，五十年代以后，由于环境变化，先生就只研究中国哲学了，八十年代以后又重新研究文化创新问题。先生二十二岁时曾发表〈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冯友兰读后认为作者“必为一年长宿儒也，后知其为一大学生，则大异之。”四十年代，先生刚过而立之年就初步完成了一系列个人哲学思想的专论，包括《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这些论著相当于冯友兰的《贞元六书》，原题名《天人新论》，因战乱和政治斗争的波折，这些论著直到八十年代才以《真与善的探索》为名出版。1936年，先生二十八岁已经完成五十二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风云多变，此书直到1958年才仅以“宇同”为笔名少量印刷。曹聚仁对此书颇有好评，但不知作者是谁。1982年，此书才以先生本名正常发行。此书以古代中国哲学的问题和概念为中心线索，开风气之先，并创立一种研究范例。我在写博士论文时曾反复翻阅此书，事半而功倍。当我感到自己语言贫乏时，还特意模仿过此书的语言风格，为自己的文字增添了一些神韵。

1978年，我初到北大不久，曾问先生五十年治学的最主要的体会，他说：我就是“不多说，不少说。”五十年，六个字？我当时完全不懂，等着他的下文。没想到，他只是笑呵呵地，没有再说什么。二十几年来我不断想起这六个字，不断体会这六个字的份量和意义。通过先生修改我的论文，我渐渐体会到他的不多说、不少说就是要恰如其分，而是否恰如其分往往只在分寸之间。我写博士论文时，绝大部份都很顺利，就是批评冯友兰先生关于“道是全”的一段改过两三次他都说不行。最后他说行了的时候，我还不大明白为什么行了。回家后，对照看我前后的几次修改，发现自己的观点、立场并没有根本改变，为什么最后行了呢？原来是分析、判断、措辞表达的细微程度不同。这时我才意识到这中间不是简单的是非、对错问题，而是恰当、适度的问题。先生的严格是在分寸之间的。

1978年，我刚到哈佛不久，历史学家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带我到哲学家普特南（Hilary Putnam）教授家中吃饭。席间，他们两人有一阵批评美国的资本主义。我当时就问：“你们这样批评资本主义，是不是拥护社会主义呢？”没想到，他们二人一起激动地说“No way!”我当时很尴尬。事后我意识到，我的脑子里有一种“非资必社，非社必资”的二元对立的思想模式。在这种思想模式下所坚信的绝对真理其实是很可笑的，甚至是可悲的。中国长期的内耗与不幸都与此有关。由此开始，我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变迁中两极对立的思考模式和斗争崇拜作了一系列反思，写成了《两极化与分寸感》一书。我有那样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在国内四十年生活中不知不觉地形成的，而我能够很快地反省过来，应该说一部份是得益于向张先生问学过程中所得到的分寸感的体验。没有那样的体验，我或许很难一下子摆脱是非、对错的两极化的思考模式。事实上，分寸感也不仅是个方法程度的问题，背后有一个“诚”字，是对学术境界的真诚追求，是对复杂的真实状态的追求，而不是满足于简单的是非、对错、敌我的判断之中。

先生大学一毕业，就被聘为清华大学助教，并讲授“哲学概论”一课。听课的包括其它系高年级学生，“均翕服无闲言。”“讲课者言之有物，听课者亦觉亲切有味矣。”（冯友兰语）当时听课的包括比先生年长的历史学家赵俪生，到了七十几岁赵还尊称先生为老师。我们在北大向先生求学，除了听课，最主要的就是请他批改文章。他的批语往往比较简单，好的就是“不错”，“很精彩”，或者划圈，不好的就是“不切”，“再思”。当他读过我的《庄子》内篇早于外杂篇考证的论文初稿以后，他说“这很好，像数学一样，别人很难反驳。”先生的鼓励奠定了我作学术研究的基本态度。他还说：“这是你自己的创见。唐钺先生有一篇文章提到类似的想法，但是他的文章还在我这里，没有发表，你肯定没有见到。”不过，唐先生的文章比我的文章发表得早。当我出书时，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请张先生写一个说明，以免日后误会，张先生欣然允诺。

先生一直没有助手或助教，看到先生太忙，我就提出愿意帮先生作些事。先生出书时，我们帮助编一些附录，先生一定要把我们的名字注出。一次我应约按照先生的思想写一篇如何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文章，先生修改后把我的名字也署上，算合著。先生还说，这篇文章我不会收入自己的文集，将来你可以收入自己的文集。每次帮先生写作，先生都强调这一点。在《张岱年文集》的自序中他又申明了这一点。现在，我请助手或学生帮忙作索引、表格、书目，都会替他们署名或注明他们的贡献。

学界常有传闻，如师生不合，或老师剥削学生的劳动等。和这些传闻对照，张先生与学生的关系始终是友好的、融洽的。回想起来，先生对学生几乎有求必应，从来没有听说哪个同学在先生那里有甚么不愉快。先生提携后进一片诚心，从不期待回报、感激。不少学者最初的文章和书稿都是仰赖先生联络、推荐才得以出版并逐步成名的，但先生从来不提这些事。

先生的为人也是有口皆碑的。在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一位著名教授扶着我的肩膀对我悄悄说：“张先生走了，不会再有第二个了。”这是切身体会的肺腑之言。张先生一生坎坷，尤其是因为讲真话被打成右派，浪费了二十年的黄金年华。但先生极少抱怨。一位早年弟子有类似经历，平反之后向先生讲述自己的体会，说自己已经被政治激流冲刷成了鹅卵石，但志向不改，只是“外圆内方”而已。先生听后，片刻不语，只在纸上写了四个字：“直道而行”。那位学生喜好篆刻，就对先生说，我就将这四个字为您刻一方闲章吧。冯先生得知后说：“此张先生立身之道也，非闲章也。”回想张先生的一生，所谓直道而行决不是孤芳自赏，更不是自以为是，而是赤子之心，襟怀坦荡，诚恳待人、诚恳处事。从不阿谀逢迎，但也决不恃才傲物。在任何人面前，无论长幼、尊卑、识或不识，先生都是一视同仁，亲切平易。对照时下一些新秀动辄以大师、明星自居，先生的为人就更难能可贵了。

先生为学真诚，为师热诚，为人坦诚，归根结底是一个“诚”字。先生是我治学作人的终身楷模。希望这个“诚”字能够永远滋养、浸润我们的学界、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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