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记金克木（作者：章启群）

2000年8月9日下午，我在北大出版社看书稿的校样，只听正在看报的友人说：“金克木去世了！”不禁心头一震。拿过报纸，确知老人已于8月5日逝世。我怔怔地说不出什么，发着楞，在有点突兀的同时，顿时感到怅然若失，一种凉意透过心底。此前未听到先生生病的一点风声，一个健谈、风趣、睿智的老人怎么突然就走了？原先打算我的博士论文《论魏晋自然观》出版后再去拜访他，因为那几年每次见面，老人总是问及我的博士论文，可是，拿到书稿校样，已与老人阴阳两界了。

回家后，我立即向金先生家里打电话，电话那边金先生的哲嗣给我大致说了一下老人逝世的情况，是因为肺癌，发现时已是晚期，并说老人还向他提到我。但当时遗体已经火化，我想去见老人的最后一面，也没有了机会。放下电话我心里很乱，当时很想着要写点什么，或许是想说的太多，几次下笔，竟未成篇。

但是，这篇无人相约的文字却是我最沉重的文债之一。六、七年来，我在繁琐的俗事中沉浮，然而，无论是在夜深人静之时，还是喧闹嘈杂的间隙，每念即此，心中便惴惴不安。

今年的五一长假，北京草木葱茏，鲜花盛开，艳阳高照，风和气清。平日为生机操劳奔波的人们难得享受这样的好日子，出游，聚会，玩乐。我也多出一份闲心，拾起了沉淀在心底的情思，打开了封尘已久的往日世界。这篇耽搁了六七年的文字，终于摆到案前，到了划句号的时候。

我在北大虽然有二十多年，但与五四一辈的学者真正打交道的，只有金克木先生一人。记忆中还清楚地保留着我第一次与金先生见面的情景。那大约是在1982年底，是北京一个最平常的冬日下午，阳光和煦、温暖，天气无风而干冷，万木萧疏，行人寂寂。《江淮论坛》的王献永老师领着我从成府的蒋家胡同7号走进北大东小门，绕过博雅塔，沿结冰的未名湖走到朗润园。我们在一座临湖的楼前登上三楼，敲了敲右边一间的门。随即听到屋内的脚步声，伴着一声“谁呀”的询问，门就开了：开门的是一个身材不高、偏瘦、略有驼背、满头银发的老头。王献永老师笑道：“金老，你好！我们来看你。”老人笑呵呵把我们让进屋，在他的卧室兼书房中的两个单人旧沙发上落座。

在大学读书时我就知道“金克木”这个很特别的名字，因为一看就联想到阴阳五行。《读书》创刊后，老人在上面连续刊载文章，这些文字简练而不失古雅的文章展现了新颖的观点和崭新的知识，吸引了一大批青年学子，他的名字更是如雷贯耳。我能够登门造访老人感到十分荣幸。老人把他书桌前的木椅子搬到我们对面坐下，说耳朵不行了，凑近点才能听见，接着便神侃起来。他先问到我的专业，我回答是美学。他便由此展开，不断尖锐地提问。由于紧张，我对于他的很多问题不敢回答，怕答错了出丑，因此回答很少，他于是自问自答，大多数时间仿佛都是他在给我们讲课。所谈内容从中西哲学、文学、历史，到眼前的政治、经济、军事，还涉及世界科技发展，古今中外，包罗万象。说起《读书》上的文章，老人声称自己老了，什么也做不了，只是给《读书》写些小文章得了罢。大约有一个半小时后，我们起身告退，老人送至门口。

这次造访，金先生给我的印象除了身体健朗、学术渊博，而且谈锋犀利、思维敏捷，根本不象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学者，当时的感觉犹如蛰居深山的柴夫突然凭临汪洋大海，被一种博大和浩瀚所震慑。

1986年9月，我考入北大读研究生。这期间是我拜访老人最多的时光，大约每学期有两、三次，时间一般是下午。从我们住的46楼骑自行车经过勺园，穿过未名湖东角后，就进入僻静的后湖，那条弯曲水泥砖块小路上还有座简陋的小桥，桥旁边立着一块废弃的太湖石，被张中行先生考为京城第三大名石“青莲朵”。这一带很难碰到行人，仿佛荒郊野外，一路走过来心里自然也有着一种探访隐居高人的感觉。那时我们打电话特不方便，拜访老人都是贸然登门，常常从下午3点聊到5点多种，去时光天化日，回时暮色苍茫，每次都有满载而归的收获。好几次天色已暗，金师母走进来，试图打断我们的谈话，见到金先生谈兴正高，只好悻悻然转身出去。

金先生和我说，他在印度求学，也没有在大学正式注册读书，而是探访名家。因为名家之为名家，也就那一点与众不同的东西，找他聊几次也就差不多都知道了，没有必要听很多课，那是浪费时光。说到当时的改革，他说，从市场经济转变为计划经济很容易，一夜之间就行了。但是，从计划经济转变成市场经济就不容易了，世界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他说，毛主席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一种战时经济观点，不能算是一种经济学的思想。上世纪80年代国内全盘西化的思潮甚嚣尘上，认为西方的一切都比中国好。我是学西方哲学、美学的，也对中国文化持有偏见，可老人却说，中国在人类历史上一直领先，近代才落伍，怎么能怪罪祖先呢！这些看法常常使我茅塞顿开。

对于印度的文化和历史，老人更是如数家珍。他说，伊斯兰入侵印度时，所有的佛教寺院都被杀光、烧光，而所有的印度教寺庙都保留下来了。因为佛教徒不抵抗，印度教徒抵抗，结果就是这样。我于是想，如果佛教不进入中土和西藏，它今天的命运是如何呢？现在的新疆、阿富汗等地，当年都是佛教盛行之地，后来都被伊斯兰征服，佛教文化荡然无存，只留下沙漠中的洞窟壁画，命运与印度佛教一样。21世纪初，塔利班还把保留下来的巴米扬大佛也毁了。他还说，英国人在印度是培养一个反对派做自己的接班人，比其他的殖民者聪明。实质上，现在的印度政治体制，就是英国的翻版。这样一些知识和见解我们即使专门找书也很难看到。有时他也问一些问题，譬如，我当时在研读中世纪美学，他就问道：中世纪有什么美学？我说，认为一切美源于上帝，上帝是最高、最本源的美，就是基督教的美学思想。可见，老人也是在不断求知，随时学问。

这当中，让我最难忘的是关于学德语。研究生要学第二外国语，我打算学德语。金先生说，德语当然要学，不过应该再学点“有意思”的外语，比如拉丁文。他说他就是学了三个月的拉丁文，然后去了印度，把梵文学会了。然后颇自豪地说，别人是从西方进入印度，而他是由印度进入西方的。意思是，他获得的印度文化知识是原汁原味的。我问拿下德语大概要多长时间，回答说只要半年。我说半年拿不下来呢？他说那就拿不下来了。果真我学了半年德语没有拿下，至今还是门外汉。今天我才明白，研究西方学术，仅仅懂几门通用的英语、德语、法语是不够的，必须要学西方古典语言拉丁文和希腊文。如果时光倒流，我一定会向老人提出跟他学拉丁文。只要精诚所至，我想他也会答应教我的。

1995年，我决定拓宽专业研究领域，跟楼宇烈先生攻读中国哲学博士。楼先生当时的学术重心已转向中国佛学研究。我在他的课堂上连续两年选读了八部佛典，还修了“佛典概论”、“中国哲学史料学”等课程。虽然我的方向是魏晋玄学，却也萌生过做佛学论文的念头，甚至题目都想到了，是后秦姚兴与佛教的关系。一次我去金先生处，便问起研究佛学的方法，他沉思一下，说：还是读全藏，把大藏经读一遍。我问要多少年。他说十年。接着又说，他发现一种方法，可以六、七年读完。我心想，现在的学术环境如此恶劣，学校和系里每年都要统计科研成果，评职称也要发表文章、著作，如果关门读十年佛经，什么成果也没有，在北大哪里还有立足之地，还不被扫地出门？于是便断了研究佛学之念。现在想来，如果关门读了十年佛经，今天至少比现在出息大点儿。真是为了眼前的区区小利而毁了大事，后悔也没有用了！

在研究生阶段，很少想到把老人的谈话内容记下来。读博士时候，与老人谈了很多魏晋学术方面的问题，这与我的论文选题相关，那时多了个心眼，回来作了追记。今日翻检笔记，发现了两则，现录如下：



1997年2月24日记：金克木先生认为，范缜“神灭论”实质是用佛教方法反对印度教，用“无我”反对多神论。因此，梁武帝未杀他，文章还收入《弘明集》。关于汉译佛经问题，梵文文本就有问题。印度佛教派系林立，传本也不同。玄奘《瑜伽师地论》，藏文为《瑜伽行地论》，可能原本不同，否则玄奘不会把书名译错。还有“观世音”和“观自在”的译法，可能也是梵文文本有差异，因为主要是口传。译本中，鸠摩罗什和玄奘的是可靠的。他们精通汉梵两种文字。

1997年4月4日下午访金克木先生所记：春秋战国时期是第一次思想大解放，产生诸子百家，魏晋又是一次思想大解放。比较以前，中国个体开始觉醒，“自我”出现。这是汉大帝国的崩溃所至。

在学术上，为反对汉代谶纬哲学，王弼何晏等人用清议——玄学来反抗，玄谈与佛学合一，形成强大力量。

表现在造型艺术上，雕塑：有个性，比汉代的生动。来源：佛教造像艺术，西亚人进入中原，面孔、鼻子不同，汉人个性化。绘画：宗炳六法，表现艺术自觉。音乐：嵇康的音乐从礼乐中独立出来。（诗：陶诗）

佛教传入，已变化了。宗教传入，但哲学观念和精神未传入。同样，至今西方哲学未传入，只有基督教传入。汤用彤等人是从材料上搞得很清楚，但不够，应该从思想上搞清楚。真正懂佛教的是鸠摩罗什和玄奘。鸠摩罗什是半个外国人，所以中国人只有玄奘。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和道生的观点不同，鸠摩罗什一言不发，述而不作，玄奘亦如此，不著述。

禅宗不能算佛教，至少不能算印度佛教。“身是菩提树”，佛教的身是空，是要破的，不能是树。（有人说禅宗恢复了佛教不说顿悟的本质）

佛教：信仰——经，文学——律，哲学——论。



从这里所记的内容可以看出，老人对于中、西、印学术具有非常深厚的根基，看法可谓真知灼见。其中对于佛教、禅宗的观点对于我更是醍醐灌顶、振聋发聩。今日学人之中能达到如此高妙境界实在难找。

最后一次拜见金先生，是1998年6月底，也是与王献永老师一起。我觉得这里确实有种宿命，我认识金先生由王老师开始，造访金先生也由王老师而终。那时我刚刚从美国访学一年回来，送老人一本刚出版的《伽达默尔传》。虽然他说老了，身体不行了，但是在我们看来，除了听力比以前略差，其他方面没有变化，仍然是个健朗、风趣、敏捷、睿智的老人。所谈内容现已淡忘，只记得他问了我的毕业论文，我答应论文一定送他指教。原想出版后一定呈上，不料后来琐事缠身，直到2000年老人去世之前，再也没有去登门拜会老人。

当然，我与金先生的交往仅仅限于学术，几乎没有谈及个人的经历和思想，在这一方面也留下一些遗憾和迷惑。有件事现在想来有点后悔。1988年春，适逢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北大研究生会发起，全体研究生签名，写了一封致两会代表的公开信，要求重视教育。我参与了公开信的撰文。当时大家要找到北大的人大、政协代表将信件带到人民大会堂。我未加思考便与几个同学来到金先生家，老人见状颇有为难之处，我们也就另找一个代表将此事办了。当时我很不理解老人的做法，当然也没有反省自己的鲁莽和冒失。过了几日我又去拜访，老人见我时略有歉意和不安。后来我知道，金先生自“反右”以后便远离政治，虽同情学生运动，但决不参与。这件事，我应当为自己的冒失带给老人的难堪而自责。

还有一次，安徽某出版社欲为金先生出文集，总编让我带着他们登门造访。在与老人谈及出版事宜时，被他婉言拒绝。这件事至今我没有解开谜底，而且，作为安徽人，金先生的文集最终没有在安徽而在江西出版。甚至在已经出版的金先生的所有著作中，没有一本是在安徽出版的，这其中真正的缘由现在大概只有老天知道了。

每次拜访中，老人总是把所出的新书题赠我。在撰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略略统计了一下，共有8本。分别是：《艺术科学丛谈》（三联书店，1986年10月25日赠），《文化的解说》（三联书店，1989年赠），《金克木小品》（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14日赠），《蜗角古今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10月赠），《难忘的影子》（三联书店，1998年6月赠）、《无文探影——试破文化之谜》（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6月赠）、《金克木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6月赠）、《书城独白》（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6月赠）。除了他早先的《比较文化论集》和去世后出版的著作，这几乎是他这十几年中出版的所有著作。

说到金克木先生的著述，坊间已有高论，但是，我忍不住还是要多说几句。他的书很少大部头，例如印度文学和哲学那样的，绝大多数像杂文、散文集。记得有一次我去拜访，进门老人就说：“我现在成散文家了！”语调中不无调侃。那是1988年，各种金克木的散文、小品集广为流传，令人眼花缭乱。很多报刊、杂志、出版社通过各种途径搜求金先生的文稿，得之如获宝贝。人们仿佛刚发现了个出土文物，就是写散文、小品的高手金克木。其实，金先生这些看似轻松、简练、短小的文章，内容涉及中西方历史、哲学、文学，还有佛教、天文学、数学等，其领域之宽，令我辈望之兴叹。不要说写出这些书，今日能够看懂这些书的人其实也不多。文中知识与见识交融，思想和诗意争辉。即使是某一领域的专家，读了他的文章也受到启发。正因为如此，他的文章才在知识界广为流传。

说来奇怪，我与金先生交往十几年中，从未想到舞文弄墨之事。但是，在老人去世前几个月，2000年3月14日上午，我不知为何写下了一段话，正好也是对于他文字的看法，谨录于下：

金克木先生的散文是他学问的最好表达方式。这位智者型学者一生从未上过大学，却学贯中、西、印，文、史、哲、经无所不通，任何部门的著作，都不能足以承载他的敏锐思想和极广博的学识。故他的散文应该是真正的essays，虽然与鲁迅杂文相比他还缺少一点艺术的魅力，但在当代中国却无人出其右。

现在想来亦觉是神差鬼使。我不知冥冥之中，是否存在一种神秘的信息交流。

哲人逝矣！今夜，当我沉浸在逝去的岁月之中，写下以上的文字，亦不知当年栖居在未名湖畔的老人，现在天国是否感知？

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