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伽登美学的意义理论初探（作者：张旭曙）

英伽登是以对文学作品的结构与存在方式(“多层次构成”说)的创造性的现象学分折而享誉美学界的。根据他的研究，文学作品是由语音构造、意义单元、被再现的对象、因式化观相这四个密切关联的异质层次组成的由低到高、由单一到整体的有机结构。其中语音构造层是文学作品的最基本层次，它是意义构成的质料基础，可以单独存在。意义单元层则是文学作品结构整体的核心层次，它为整个作品奠定结构框架，其它层次都要受到该层次的决定性制约。下面我们就对英伽登的意义理论作一初步的探讨。



字音及其功能

什么是意义?意义指“一切和字音有关并且与字音一道构成‘词语’的东西。”①英伽登所说的“字音”(word sound)要比一般的含义广泛，指字音和以字音为基础的更高级的语音构造，如节奏、节拍、语调、音律等。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由词语、句子和句群这三种语言构造组成。最简单的语言构造是词语。英伽登认为，词语的字音和具体的“语音质料”(phonic dmatedal)如语调、音质、音量等不同，后者是多样的、变化的物理性的声音现象，在每一次具体表达(如朗诵一首诗所发出的声音)中都不一样；字音则指稳定不变的、主体间性的语音形式，这种“典型的语音形式”(即格式塔)通过具体的语音质料呈现给我们，它是文学艺术品保持自身同一性的基础，尽管这种同一性在意识主体的感知觉活动中会显现出形式多样的变化。我们聆听语词所把握的不是具体的语音质料的某些特征，而是这种不变的语音形式。但是，英伽登强调，不能把字音与某种实在的东西等量齐观，否则它就不可能在不同的场合出现而保持同一性；也不能把字音与存在上自主的观念对象如数学对象划等号(字音不是《逻辑研究》时期胡塞尔所说的“种”)，因为字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现实的文化条件的变化而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异。不过，字音的变化与具体的语音质料的变化不一样，“语音质料发生于时间的某个点，然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然而字音则可以被无数次地发出；具体的语音质料总是新的，而字音则保持为自身同一。”(P37—38)经此一区分，英伽登就将语音质料中的各种偶然因素排除掉了，不论谁发出该字音都指向表达同一个语词意义的那种本质的声音构型。

然而，是什么支配着词语的字音经受变化无常的发声(具体化)而始终以相同的语音形式呈现给我们呢?英伽登认为是意义，意义的同一性保证了字音的同一性，通过同一的意义，具体的语音质料才得到这种发挥字音功能的典型的语音形式。在一般的理解活动中，人们通常借助意义的意向性活动，通过已理解的相应的意义，指向由意义确定的对象。但是，构成字音的具体的语音质料(视觉的、听觉的)和同一个意义出现的场合原则上是无限的。唯有具有了多少确定的意义，语音质料才能成为字音。这样凭借字音与语词的意义间的对等关系，我们就可以在意识主体的理智交流中传达相同的意义了。所以，英伽登说，字音的主要的和本质的功能就是确定词语的意义，“一旦字音和意义的对应确立了，字音就‘确定’相应的意义。”(P60)词语意义的载体是字音而非具体的语音质料，词语就是被赋予意义的、具体化了的字音。

那么，语音层在文学作品结构中起什么作用呢?在英伽登看来，语音层除了通过特殊的质料和审美价值属性(韵律、诗体、音律等)丰富了作品的整体，并与其他层次中产生的审美价值属性一道构成文学作品的独特的“复调和声”外，更重要的是，语音层对整个作品的构成和呈现发挥重要的作用。这又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从存在论角度看，语音层形成意义层从而也是整个作品的外在支撑点或外在表现。诚然，决定作品的真正构成基础的是意义单元，但语音层与意义层有着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语音是意义的载体，“意义在字音中找到它的外壳、表现、外在载体，无字音则无意义”。(P59)语音层为其它层次特别是意义层提供质料基础。如果取消语音层，意义层和其它两个层次也将随之消失。第二，从现象学角度看，首先，涉及作品呈现时语音层对心理主体所起的作用，语音层的作用在于显示意义层次。英伽登接受了早期胡塞尔主张的“意义授予”说，认为“当某个确定的字音被心理主体理解时，这种理解直接导致一种确定的意义内容在其中被意指的意向性行为的施行。这种意义在此不是作为一个(观念)对象被给予，而是被赋予一种功能，赋予功能造成这样的事实，即属于词语意义或句子意义的相应的对象性被意指了。文学作品的前后相连的各个层次也由此得到展现。”(P60)字音可以让读者(听者)直接领会字音所承载的意义，通过字音指向意义所意指的对象。其次，语音层的存在构成再现的对象层的重要补充。英伽登着重考察了有生命力的词语的“传诉功能”(manifestation function)。“传诉”这个概念从胡塞尔那里借鉴而来。②这些词语与“无生命”的人工的科学术语不同，后者的全部功能是清楚无误地阐述独特的含义，并在信息交流中传达这种含义。有生命力的词语如诗的语言不但能够传达一种含义，而且可以呈现说话者的经验。但在英伽登看来，它们不是借助胡塞尔所说的“纯理智行为”，而是“无需借助推论，以栩栩如生的方式被给予听者，从而展现说话者的具体的、当下发生的体验。”如在戏剧作品中，表演者用复杂多变的语调(悲哀或欢快、激动或冷静等)表达再现的主人公的各种心理性格和状态。③不但如此，丰富的表达还给予对象性以“直观的丰富性”。有生命力的词语在读者心中唤起生动活泼的意象，使对象的诸“观相”通过读者的“想象性变异”(指与感知一道构成直观的那种意识行为)活动得到现实化，从而使对对象的直观领悟得以可能。

这里有个重要的问题：英伽登对各种语音格式塔构造(节奏、韵律等)及其审美价值的探讨细致而精密，也承认语音要素的情感性质和非理性因素，但另一位现象学美学大家杜夫海纳仍然批评他忽视了语言的诗意效果，对词语的感性特征强调的不够。原因何在?我们以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杜夫海纳接受的是经过萨特和梅洛—庞蒂洗礼过的法国式的现象学观念，同时吸收了后期海德格尔的语言表达存在的观点。所以他像梅洛—庞蒂一样从绘画人手，深受其“知觉第一”思想的影响，突出感知而贬低想象，认为在英伽登那里“意义内在于语言没有得到充分的说明”④，就绘画而言这是能说得通的。英伽登则以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如同胡塞尔，强调意识主体通过各种意识活动构成对象性的同一性(“构成”系胡塞尔现象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语音须与意义结合，借助意识主体的意向性投射活动才能展现一个再现性的对象性的世界(非自主存在的纯意向性的对象性)。就文学来讲这也是言之成理的。美国现象学研究专家玛格欧纳说“这两位现象学家基本上是在讨论不同的问题”⑤我们认为这并非调和之论。



意义的存在方式

根据前面的论述可知，意义存在于词语、句子和句群中。英伽登依次辨析了称谓表达(“桌子”、“红色”、“黑的”)限定动词、功能词(“和”、“或者”、“被”、“到”、“是”)的构成要素，确定它们的功能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照他的看法，称谓表达的最重要功能是确定(投射)一个意向性对象；限定动词是语言中最重要的句子构成要素，基本功能是在纯事件中展开，限定动词的典型特征是加入到更高级的意义单元即句子中，与其他句子成分一道确定相应的事态。功能词在意向性上不投射任何对象，仅仅确定由名称的含义投射的对象性，在句子和句群的构成方面起很重要的作用。

那么，词语意义的存在方式是什么呢?胡塞尔(《逻辑研究》时期)把意义看作一种特殊的“观念种”，逻辑心理主义则把意义视为具体的心理经验的特征和要素，这两种看法英伽登都不赞成。因为照前者，意义就是无时间性的、绝对不变的；照后者，意义就会完全成为主观的了。在英伽登看来，意义单元的存在方式既非自足的观念存在，因为它的产生和实存要依靠确定的主体意识活动；也不能等同于经验的“心理内容”的，更不是实体的。从本质上讲，每个词语都含有意义，意义是该词语通过意识的意向性意指一个对象，在质料和形式方面确定对象，使之富于意义。我们谈论一个名称的含义时，说的就是词语的意向性指涉，即“意向性投射的对象”，这种对象是与字音结合的“意向性相关项”。所谓“意指”就是授予词语的声音以意义，与字音有联系的意向性指涉并非字音本身的语音属性。字音的这种意向性指涉功能“仿佛是从外面加上去的，是被授予的。这种授予唯有借助主体的意识活动才能完成”，(Pl00)“词语的意向性”就是由相应的意识活动授予的，它像是由创作者通过意向性“借给”似的，词语意义和句子意义中都含有这样一种通过意义的授予活动所赋予它们的“假借的意向性”(borrowed intentionality)。

在词语意义上，英伽登区别了两类纯意向性对象：“源始的纯意向性对象”和“派生的纯意向性对象”。前者的存在和本质直接源于自我完成的具体的意识活动，是作家、艺术家创作意识所意指的纯意向性对象，但又超越了意识活动，可以在新的意识活动中被反复具体化；后者产生于读者的各种意识构成活动，也就是说，读者或听者以“创造”这种对象的意义单元(词语、句子)为中介，通过意识的意义授予活动而意指对象，派生的纯意向性对象因而是主体间性的，也就是说，它们可以被不同的意识主体意指或理解为同一的，因为词语、句子的意义内容是主体间性的。文学的艺术作品再现的对象都是派生的纯意向性对象，其最终存在根源在于意识活动的源始的纯意向性。由于纯粹的意向性对象是被“创造”出来的，没有独立自主的存在，也不能改变自身，仅从意向性的投射意义意向(“意义授予”)的活动中获取存在和本质，所以它类似于某种“幻觉”，形成“自身的世界”，英伽登称之为“存在的空无”(ontic nothing)，它的独特性有助于形成作品的一般美学特征。

在这里，英伽登对胡塞尔的理论作了巧妙而重要的修改。胡塞尔认为，意义是一种意向性活动，就是说，作者借助一个符号表达(一种意向性活动)某种意义(理想的，或曰观念的)，读者则以意向性对象(文本、词语)为中介，复制、重复作者的意义。显然，胡塞尔相信，说话者的意图可以被忠实地再现，恒定不变的观念性的意义保证了交流的普遍性和同一性。但照英伽登，作品诞生之时，作者体验便不复存在，只有词语的意向性被保留下来。虽然词语的意向性没有自主存在性，是由作者的意义授予和读者的意义再生活动“创造”出来的，但词语意义本身是主体间性的，在一定的语言共同体的成员间具有主体间可以理解的一致性，句子本身是自我封闭的单元，不论如何使用都保持着同一的意义，而超越了任何具体的心理经验。照此分析，国内有的研究者指责英伽登的意向性理论更接近心理意向性，含有某种“意图论”内涵，这在我们看来实在是没有把握到英伽登改造胡塞尔的实质。



句子是事态的存在基础

如前所述，词语不是独立的语言构造，在言语交流和文学作品中它们很少单独出现(极少数独字句例外)，它们总是作为一个要素加人更高级的语言单元句子、句群中发挥作用，词语须放在句子里才能确定其意义，因而真正独立伪语言构造是句子。但显而易见的是，不存在类似于“字音”的作为单元的“句音”，句子要出现必须借助意义内容的统一性。在英伽登看来，句子的意义内容的统一性来自于原初的语言构造活动——句子构成活动，没有句子的构成活动就没有句子。照他的看法，句子的构成活动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一方面是原初的、真正的、创造性的句子构成活动，它是创作者的当下的非常特殊的活动；另一方面是与之相对应，在根本上受它限定的复制的再实显化(reactualization)的活动。复制句子的活动只是将已被创造的东西再实显化，由读者的心理行为重新构成或再次意指，可以被主体以纯接受态度完成。由此可见，句子的来源不在自身，它也不是存在上自主的，但也正因此，句子和句群才是意识主体的重构活动可接近的。

就一般特征而言，句子自身就是“对象性”，一种“功能性—意向性的意义单元”。说“意向性的”，是因为它指向不同于自身的东西，创造出它的意向性相关项即“事态"(states 0faffairs)；说“功能性的”，是因为它起一种确定功能，即确定其中包含的词语的意义要想成为句子的构成成分所必须发挥的功能。这两方面是句子的全部功能所在。进一步分析，句子的“意向性的”功能可以分两层看：首先，一个句子的意义内容意向性地直接投射的东西就是在时间中展开的“事态’，，事态之间的关联形成了特定对象的存在区域，特定的对象就是在事态群中被再现的。因此，句子是事态的存在基础，“没有句子就没有展开的事态，没有展开的句子相关项就没有句子。由句子展开和创造的事态必须与‘客观地’实存着且建基于存在上独立于句子的存在区域的事态严格区分开来。”(P116)由于句子创造的事态不同于现实世界中的客观存在的事态，英伽登又称之为“纯粹的意向性事态”或“纯粹的意向性句子相关项”。我们思考句子并不直接指向实存的对象，实际上是通过理解句子同句子投射的事态及其它意向性相关项进行直接交流。由此看来，句子的意义就是由一系列词语的意义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对象相关项(object—correlate)，词语、句子的意义创造了一条接近作品创造的对象的通道，这些对象可以是人、物或者他们的命运、状态、过程。其次，事态是抵达再现对象必经的中介。纯意向性事态和纯意向性对象密切相关，“如果事态——它总是被纯意向性地看待——存在的话，那么，各个事态包含在其存在区域中或者参与到某个事件(如果我们面对着一个事件的话)里的对象也自发地存在着。(P188)事态构成对象的原初统一体，事态间的关联就形成特定对象的完整的存在区域。意向性投射的事态在被再现的对象的构成中起关键的作用。在抵达对象之前，我们必须穿越事态，我们借助句子展开的事态进入存在的区域，用英伽登的表述，“对象”好像被罩在一张事态之“网”中。当然，严格意义上的“展现”(一种特殊的再现方式)只有存在上自主实存的事态才能完成。

综上所述，如果说单个词语的意向性相关项是意向性对象，那么句子的意向性相关项则是意向性事态，句群则指向“再现的对象世界”，这个世界是相互关联的事态的组合，一种纯粹的意向性构造——存在上非自主的纯意向的对象性，是由有意义的句子和句群展现出一个由人、物和事件组成的世界，它专属文学的艺术作品。文学作品结构的第三个层次被再现的对象层就是以此为基础的。



陈述句的“拟判断”特征

为了突出文学作品作为纯意向性对象的独特性，英伽登又对文学作品的陈述句和科学著作中的陈述句进行比较。他认为，文学作品中的陈述句都是纯粹陈述句，它们不同于科学著作中的陈述句。后者的意向性对象与自主存在的客观事态具有明确的对应关系，英伽登称之为判断句。“科学著作中的陈述句是逻辑意义上的真正的判断；其中某种东西确实被断言了，它不但自称真实，而且非真即伪。”(P160)大多数文学作品(传记小说和部分历史小说例外)中没有这种判断句。在他看来，文学作品中的陈述句可以被看成一种“拟判断”(quasi-judgment)，它不能被陈述为事实上的存在，它是称谓表达和动词这两种意向性的独特综合，其意向相关项既非“对象”也非“纯行为”，而是“事态”，文学作品的陈述句的作用就是投射事态，确定作品的世界。即使我们把纯意向性事态当成真实的，也并不认为它们就存在于现实世界里，“在理解句子时，我们并不直接指向根植于实在的存在区域中的实在事态或对象，……相应的纯意向性事态只不过被视为真正地存在着，而无须带有实在的特征。”(P168)陈述句的功能仅仅是赋予再现的对象现实的外观，而并不把它们真的当成真正的现实，意向性地展开的事态仿佛悬置于空中，展现出一个独特的世界，有待于读者的审美观照。文学作品里的句子只与作品虚构的再现世界相关，它们是否有意义要看是否有助于情节的展开和作品世界的构成。⑥

如此一来，独立于意识的实在世界与由意向性创造的再现性世界便截然分开了，文学作品中的陈述只作为虚构世界的一部分，不与现实世界的任何特性发生关系。我们认为，英伽登的做法未免过于机械，从而也给他的理论带来一些困难。人们会问：我们怎样知道作品中的描写是拟判断呢”?在《文学的艺术作品》里，英伽登相信，单凭作品的标题或副标题，凭作品的种类的标记就可以了。在《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中，英伽登则认为，是作品的特殊的韵律、语调、表达的含糊等等特性，也就是俄国形式主义津津乐道的“文学性”可以帮助我们识别拟判断。但是，这样的解释并不圆满。用此标准衡量抒情诗比较可行，但对再现性作品如现实主义小说则有捉襟见肘之感了。

“拟判断”与语义学美学代表恰兹的“伪陈述”(pseudo-statement)很相似，不过，后者更多是从消极意义上立论的.他认为，科学语言关注指称的或真或假，要求陈述具有可验证性，诗歌语言是以记号为基础的情感语言，目的在于表达和激发情感，所以不具有科学陈述的真实性。对诗歌陈述来讲，真或假都无所谓好坏。⑦而在英伽登看来，拟判断非但不是文学作品的缺点，反而是文学作品的神秘\独特魅力的主要来源。因为与自主存在的现实事物的完整性、明确性相比，文学作品中的句子作为纯意向性相关项，完全是图式化的，含混多义是其本质特征，它容许多种可能的解释，因而永远不能被彻底、明确地确定：“一旦纯意向性对象失去了与经验的直接联系(即当它是派生的纯意向性对象时)，并且在词语意义(或句子意义内容)的假借的意向性中找到直接的存在支撑，它便失去了想象的直观性和多种情感和价值特性，因为整个词语意义可以只包含与简单的意向性活动内容相对应的东西。这样，对源始地被意指的纯意向性对象来说，就只剩下了一个骨架，一个图式。”(P127)如此看来，文学作品的结构中就内在地包含着对读者通过意向性的主体意识活动对作品进行填补(“具体化”)，实现作品的潜在要素，参与作品意义的再创造的要求。



注释：

①英伽登：《文学的艺术作品＞，63页，伊文斯顿，1973年。以下凡引自此书者只随文注页码。

②参看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研究“表述与含义”，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

③进一步论述可以参看《文学的艺术作品)的附录“戏剧的语言功能“。

④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247页，韩树站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

⑤玛格欧纳：《文艺现象学》，179页，王岳川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

⑥“拟判断”是文学的艺术作品与科学著作的员基本的区别。有关二者的详细比较，参看英伽登：《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第20页，伊文斯顿，1973年。

⑦瑞恰兹：《文学批评原理)，杨自伍译，238—247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

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