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总体的星丛—批判理论的阿多诺维度（作者：李弢）

艾耶尔在他那本视为续写罗素《西方哲学史》的《二十世纪哲学》一书中，以显目的章节表示出20世纪哲学始于对“黑格尔的造反”，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出于个人的偏好，他这本书中所概括的哲学流派突出了实用主义和分析哲学，同时，既没有给马克思之后辩证法的发展予以必要的评述，更没有涉及马克思主义以来的新兴流派[①]。然而，早一年出版的布卜内的《现代德国哲学》一书，则以三章的内容分列了“现象学与阐释学”、“语言哲学与科学理论”以及“辩证法与实践哲学”，在第三章“辩证法与实践哲学”之下“新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节之后，紧接着提到的是“批判理论”。[②]


的确，批判理论恰如一道思想的闪电，在二十世纪的哲学文化中留下它不可磨灭的划痕。这一理论最明确的阐述者是1930年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的霍克海默[③]，而在1958年继任所长的阿多诺，则执著于“非同一性”思想，并最终成就他具有理论总结性的《否定的辩证法》[④]。以霍克海默、阿多诺为代表的“社会研究所”的主要成员及其相关人士，通过著述和出版刊物来表达他们的声音，他们各具特色但又有着某种向心力，由此形成了二战后日益为人注目的“法兰克福学派”[⑤]。正如霍克海默在回忆他们当年的工作时说，他们是“一群具有不同学术背景、但都对社会理论有兴趣的人，他们怀着在一个转折的时代，陈述否定比学术事业更有意义的信念聚集到一起，把他们联系起来的，是对现存社会的批判性考察。”[⑥]


对于这一群体所呈现出的理论特征，马丁·杰觉得用“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来概括之最好不过。[⑦]因为他们对哲学和社会分析的统一感兴趣，热衷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他们所宣扬的理论，在理性的本质、辩证法的重要性和实体性逻辑的存在等方面，与黑格尔的思想具有相似之处；同时，他们也像他们的前辈黑格尔左派一样，对黑格尔进行唯物主义的颠倒，并且关心探索通过实践改变社会秩序的可能性。虽然，“社会研究所”创办之初的目的就是希望在僵化的德国大学体制之外，能独立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但是，他们显然与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有着很大不同。这不可避免地要关系到他们所处的社会现实的变化，一战之后的社会现状使得他们“是带着解释过去的错误和准备未来的行动的双重希望”来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⑧]在他们生活的20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正在为不断增长的经济垄断和政府干预所统治，以前作为一种新的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现在则日益显得要被整合进社会之中。这使得批判理论一开始就由于工人阶级革命的消退而处于某种理论“超越”的位置。[⑨]


苏珊·巴克－摩丝在追溯否定的辩证法的起源时说，批判理论将马克思主义视作一种方法论而不是一种宇宙观，作为这一方法论之核心的辩证思维是被当作社会批判的分析工具，而非为建造某种形而上学的体系。他们不是教条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框定当前历史的条件，而是将马克思的方法运用于当下，去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时兴的心理现象，如“文化工业”、大众媒体和遵奉主义；同时，其对资本主义社会权威支配模式的批判，也适用于据称是“革命”的苏俄社会以及东欧国家。[⑩]这不失为是对阿多诺所批判时代的社会文化的很好概括，由此勾勒出一幅被管控的总体化的社会图景，阿多诺的辩证法正是基于这一历史和现实而生发的。


一、总体性社会批判


《启蒙辩证法》出版二十年以后，也就是1969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决定重印此书，在说明再版该书的意图时说，此书“作为对哲学的批判，它并不打算放弃哲学”，这种批判思想的对象是“连进步也不放过”，并强调“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是捍卫自由、传播自由、发展自由，而不是间接地加速朝向被管控的世界[11]的进程”。[12]那么，对启蒙进行再辩证并非不合时宜，因为他们不是要“把自己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而“与历史进程对立起来”，不如说《启蒙辩证法》是要“寻找时代的真谛”。[13]《启蒙辩证法》开始写于1942年，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社会研究所”的主要成员带着国家社会主义（希特勒政权）的恐怖经历流亡美国，用作者的话说，书的写作打上了他们所处社会环境的烙印。他们试图探讨文化进步为何走向了其对立面这一主题，同时也想联系20世纪30、40年代美国的社会现象来加以揭示，使之“成为一部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的导论”。[14]


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到20世纪中期，却遇到了一个必须探讨的疑难，即“启蒙的自我毁灭”，[15]因为被彻底启蒙的世界现在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16]由此需要对启蒙的病症进行诊断。启蒙运动初始，它的口号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正是人们在公开、自由地“运用自己理性”时才“带来人类的启蒙”，[17]启蒙运动也被称为“启蒙时代”或“理性时代”。卡西尔（或译为卡西勒）在谈到18世纪的启蒙精神时说，“18世纪浸染着一种关于理性的统一性和不变性的信仰。”[18]如果用一个词来表述18世纪某种同质性精神力量之特征的话，那就是“理性”，“理性”表达了这一世纪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18世纪的哲学学说是按照当时自然科学的模式来树立自己的理想，其哲学的方法是求助于牛顿的分析法而非演绎法，这一研究的目标和基本前提是“找出物质世界的普遍秩序和规律”。[19]这一方法教给人们对于宇宙的结构不再仅限于观察而是运用理智进行研究，认识世界是“运用数学思维和数学分析方法”，以此使得自然的可理解性似乎得到确切地证明，这样自然科学的出发点和目标就不仅由客观世界的性质来决定，也由理性的性质和力量来决定。[20]


由此，自然不再变得神秘，人们试图用知识和观念去把握自然，并且在实践中去支配自然。当“经验哲学之父”培根宣称“知识就是力量”时，他想说的是“人类的优越就在于知识”[21]。知识的目的在于实践和劳动，在于发现人类未揭示过的事物，以便更好地服务和造福于人类生活。这就是说，人们想从自然中学到的是如何利用自然，以全面地统治自然和他者。启蒙用主体来折射自然界，神话中的超自然物都被还原为人类主体，而“人”则成了启蒙精神的不变原型。在启蒙思想中，认识的超验主体被摈弃，而代之以自动控制的秩序机器的平稳运转。主体性转变为某种中立的游戏规则的逻辑，主体将自我客观化的技术过程彻底摆脱了模糊的神话思想及其一切意义，使得理性自身成为“万能经济机器的辅助工具”，“成了用于制造一切其他工具的工具一般”。[22]也就是说，理性变成了工具理性[23]，在机器发展转变为机器控制的地方，技术与社会的发展交织在一起，最后导致对人的总体把握。这样的结果是，技术成为知识的本质，其目的不是偶然的认识，而是对他人劳动的剥削和资本。


技术的扩张运用到社会生产上就是一种工业化，这种工业化“把人的灵魂物化[24]了”，“个人只是把自己设定为一个物，一种统计因素”，人们的行为模式背后隐藏着一种“把集体操控为权力工具的权力”，由此，人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被一种总体性（Totalit?t/totality，与之相关的还有“总体”、“总体化”）置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且“人们自身已经成为这种总体性，并且在这种总体性面前他们已显得无能为力。”[25]而这个“被强制改造成一个总体性的社会”，就是全面组织起来的资产阶级社会，这是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之后的《新音乐的哲学》[26]中的再次说明。[27]


早在1938年，阿多诺就在《社会研究杂志》发表了《论音乐中的拜物特性和听觉的退化》一文，在文中他重点考察了音乐功能的变化，得出的结论是，音乐由于被纳入商品化大生产中而成为“音乐拜物教[28]”，规范化的社会导致了人类音乐听觉的退化。在资产阶级社会，一种经济结构下的商品为人类设定了行为的价值，文化产品的商品化使得一切东西都具有了某种拜物教的经济特性，社会文化中的音乐也作为一种商品被用于交换，音乐的价值在此只是体现为抽象形式下的交换价值。交换价值的原则无情地摧毁了人类的种种使用价值[29]，而将自己掩盖在娱乐对象的面纱下，人们在精神消费的闲暇中不愿再用头脑，只求满足于一种“耳朵的盛宴”，听众依赖于感觉器官的消遣而变得麻木不仁，耳朵所接收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有如摆在面前的同一道菜肴，人们在听觉上越来越愚钝从而“失去了感知音乐的能力”。[30]


这种娱乐给人的满足有一种替代性的意义，“娱乐变身成了一种理想”，它通过一种模式“彻底剥夺了大众”，它使人们相信这种满足，并且在这种满足中变得服服帖帖。[31]在此，艺术和消遣服务于同一个目标，也就是“服从于同一套虚假程式”，此即“文化工业（Kulturindustrie/culture industry）的总体性”。[32]阿多诺后来在《文化工业再思考》一文中谈到，这里所说的“工业”是指一种“事物本身的标准化”，也就是“技术扩散的理性化”。[33]文化工业的绝对规则与自由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它告诉人们的是，“应该规规矩矩”，“应该像其他人那样思考，应该与存在的东西保持一致”，它的威力使得这种循规蹈矩取代了人们自觉的思考。[34]


文化工业的尽头就是“人类的依赖性和一种奴役状态”[35]，它激发起人们富裕的感情，然而却是以一种替代性的满足来欺骗了人们；文化工业“作为一种对自然进行技术统治的不断进步的启蒙，它变成了欺骗大众束缚自觉意识的工具”，其“总体效果是一种反启蒙”[36]。[37]文化工业是总体性社会的一个征象，它妨碍了自主、独立的个人的发展，阻滞了时代的生产力允许人类达到解放的程度，而这些都是一个民主的社会的前提条件，对总体性社会进行批判的意义即在于此。





二、反体系的“星丛”


当黑格尔宣称世界历史在普鲁士国家中达到完美时，阿多诺指出，这种念头的荒谬性不是出于一种意识形态目的的偏差，而不如说是与一种总体的观念有关。[38]这一观念破坏了黑格尔所称赞的自己的体系和动态的统一，尽管在黑格尔建构的世界历史的体系中，静态和动态的特性互相缠绕，同时也出现了冲突；但是，这一体系不容忍在其领域之外的任何东西，因而“成了一种肯定的无限性”，也就是变成一种有限的、静态的封闭体系。[39]与黑格尔对世界历史的分析相关联的，是他的哲学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曾表达出那种哲学要在时间中上升为科学体系的愿望[40]，对于此，阿多诺说，黑格尔逻辑学的范畴和概念“运动的总体性就意味着体系”，“这种哲学的体系概念高耸在一种纯粹科学的系统学之上，这种系统学要求有秩序地组织和表达思想，要求各专业学科有一种一致的结构”；[41]体系作为“一个使任何东西概莫能外的总体的表现形式”，它使得思想绝对化了，对于“一切断然的哲学”来说，它们的“一个共同的命题是：哲学只能被当作一个体系来追求”。[42]


马丁·杰把批判理论比作是其它各种体系的牛虻，并揭示“批判理论的核心是对封闭的哲学体系的厌恶”，因为作为一种封闭的体系，它会扭曲本质上的开放性、探索性与未完成性。[43]而阿多诺自己则说，他的《否定的辩证法》就回避一切美学论题而言，可以叫做一种“反体系（Anti-system）”。[44]这种反体系就是一种对体系的批判，但是这种对体系的批判并不是简单地将之予以肃清，在对体系进行批判并提出一种非体系的思想之前，如果不能摆脱唯心主义体系给予先验主体的那种包融一切的力量，反体系的工作势必是肤浅的。体系作为绝对化的思想，它反对思想的每一个内容并且在思想中将它们蒸发掉了，由此要揭示出，体系“在为唯心主义提供论证之前它已是唯心主义的”。[45]


“那种建立体系的自我原则、即先于内容的纯方法一直就是理性”，它不为任何外物所限制，这种理性的自我原则在唯心主义的发展阶段中，把思想的特性即一种历史的独立性变成某种形而上学。[46]在历史哲学中来考察，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相符合的理性在粉碎了封建的秩序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形式之后，资产阶级意识却开始害怕被一种更先进的意识所废除，于是，它为了进一步巩固现有的秩序而变得趋向中立化，也就是倾向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意识。出于这种自我保护意识，资产阶级的自主性在理论上扩展成一种强制性的体系，由此产生出一种贪得无厌的秩序，它将那些非我以及属于自然的东西都视为劣等物，像吞没生物的动物一样毫不顾忌地去吞没它们。当“理性作为一种体系而盛行”时，它消除了一切对自身的规定，试图通过掌控客观性来对之加以侵犯，使得客观性完全服从于它的公理，即“服从于一个同一性[47]的公理”。[48]


“在唯心主义中，最高形式的同一性原则由于其形式化而具有一种肯定的实质”，[49]把否定之否定等同于肯定性则是那种同一化的精髓。阿多诺说，在黑格尔那里，他的辩证法的核心是一种负负得正的传统逻辑，如果没有“否定之否定就是肯定”的原则，他的体系结构就会坍塌；然而，他的辩证法是以牺牲辩证法的潜能为代价来使得自身一体化，他试图“用同一性来平息辩证矛盾”。[50]在阿多诺看来，矛盾并不是“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必定要美化的东西”，矛盾其实“表明同一性是不真实的”，“矛盾是同一性掩盖下的非同一性”[51]，即一种“概念不能穷尽被表达的事物”。[52]那种概念和“非真理、压迫的原则”融合在一起，由此减弱了其自身作为认识论批判的尊严，而否定性则要把认识和那种特殊焊接起来，并且作为一种自身要拯救的东西。[53]在历史的高度上，“哲学真正感兴趣的东西”应该是黑格尔按照传统所不感兴趣的东西，那就是“非概念性、个别性和特殊性”。[54]


改变概念性的方向是，使之“趋于非同一性”，这是“否定的辩证法的关键”。[55]因为“最微不足道的非同一性的残迹都足以否定一个被概念视若总体的同一性”，[56]这种非同一的东西“在和概念的对立中，……浓缩成个别存在”。[57]黑格尔在《逻辑学》导论中有一句名言，即“同一性和非同一性之间的同一性”，在他那里，确定的个体是被精神来规定的，哲学如果没有这个假定就不能认识任何内容或本质的东西。阿多诺评论说，黑格尔这种内容哲学的基础和结果是“主体的第一性”，这种哲学若不包含与之相反的“独立于唯心主义机制的经验”，它就不可避免地缺乏对内容的见解。[58]那种对“理性的自我批判精神”，“代表着世界的经验”，即一种“注重现实的眼光”。[59]在哲学的经验中，个别转而反对一般，因为哲学经验的普遍性一旦被确立，“一切个别的经验”就会“丧失大部分偶然的特性”。在这种变化了的辩证法中，“主体失去了统治权”，使得进入客观性的反思形式成为可能；这样，精神也具有了一种辨别力，“这种辨别力增强了它对客体的经验”。[60]


“随着体系的强制力悄悄溜走，思想家将自由地、更坦率地信赖自己的意识和经验，而不是听命于那种崇高的主体性概念”[61]，由此，一种“通向客体的自由”被确立起来。一种星丛“阐明了客体的特定性”，“客体向一种单子论[62]的主张敞开内心”，向一种“置身其中的星丛的意识敞开内心”，对于事物处身其中的星丛的意识也就是“对这个星丛的译解”。[63]阿多诺提及本雅明曾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以一种形而上的要求将真理的概念视为星丛（Konstellation/constellation）[64]，认为他不是从一部作品自身的内容出发的。星丛一出现虽然就在自身中带有个别，但是这种个别事物有其内在的一般性，它如同客观的积淀的历史；这种历史“既在个别事物之中又在它之外”，它是“个别在其中找到自己位置的包围性的东西”。客体作为外部和内部的合唱“是受历史制约的”，客体中的历史需要一种知识来拯救，对客体的认识就是“对客体自身中积淀的过程的认识”，这种知识留意客体“同其他事物关系中的历史的地位价值”，也就是某种已被意识到的并被知识改造了的东西的“现实化和浓缩化”。[65]


由此来说，“对星丛的追求是现实的历史过程强加于我们的”[66]，相比于否定之否定的原则，统一的要素不再依赖于一种至上的抽象原则，也不是由概念到更一般（或更高一级）的总括性概念的步步递进，概念在这里“进入了一个星丛”。[67]阿多诺用语言行为来表达这种模式，他说，语言并不定义它的概念，语言也没有为认识功能提供任何纯粹的符号体系，语言“通过使概念进入一种关系、集中注意一个事物来为概念提供客观性”，它的意图是使概念完整地表达它所意指的东西。那么就星丛来说，概念是“聚集在认识的客体周围”，它“潜在地决定着客体的内部”；[68]这种不靠体系而把论证结合起来的思维模式，在性质上包括了那些特殊的东西，而不是让它们消失在更一般的总括概念中，“否定的辩证法”就是这种“模式分析的一个整体”。[69]


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在“一切范畴的星丛”中，对于原来同一性和总体性的范畴来说，只要其中一个范畴开始变化，其它每一个范畴也会相应发生变化。[70][71]这种变化显出一种流动性，而“流动性是意识的本质”，它意味着一种双重的行为方式：即一种“完全辩证的内在过程”，和另一种“走出辩证法的、自由的、无拘束的方式”，“意识的这两种态度是靠互相批判而不是互相妥协联系起来的”。[72]可以说，星丛的形象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流动性的和内在对抗性的“力场”[73]，在群星组成的星丛力场中，每一颗星都是一个契机（das Moment或“要素”），它们互为中介（Vermittlung）[74]、彼此关联。然而“星丛不是体系。[在星丛中]每样东西都没有被解决，甚至也没有产生出来；不如说，一个契机照亮了另一个契机，个体性契机共同形成的形象是特殊的印记”。[75]“星丛和形象是它（辩证法）的密码，辩证法的‘意义’是沉入历史之中，而不能专断地计算出来。”[76]这种辩证法与那种未被限制的思想有着某种亲和力，它“作为对体系的批判要求”，使得“认识中的辩证运动获得解放”而成为“反抗体系的力量”。[77]





三、结语


批判理论在阿多诺这里体现为“否定的辩证法”的形态，阿多诺的“反体系”在我理解应该是一种理论批判的态势。所谓“非总体”亦如此，在阿多诺的文本中，未出现“非总体”这一词组，然而我以为阿多诺正是显出一种“非总体”的态度和力量。“非总体”是对总体性社会及其体系哲学的批判，它基于一种对历史和现实的考辨，而“星丛”则是这种批判的具体呈现。辩证法在阿多诺这里彰显出某种特殊的意义，即摒弃那种主观的、封闭的、僵硬的形式，而显示为主客互为中介的、开放的、生成的结构。阿多诺的辩证法以其否定性的维度立足于现实并突入历史，在现实中发现问题、在历史中寻求解答，以此形成其哲学和美学的自身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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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是我的博士论文《非总体的星丛——阿多诺<美学理论>的文本学解读》中的导论部分。


[①]艾耶尔在序言中顺带说明了没有评述卢卡奇和戈德曼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原因，除了由于克拉克维斯科（Leszek Kolakowski）在其《马克思主义主潮》第三册中已涉及到他们以外，还因为如果试图处理结构主义将意味着过多转入文学批评和人类学。参见Ayer, A. J., Philoso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 Vintage Books, 1984, c1982), “序言”。不过我觉得这一理由似乎有失公允。


[②]Bubner, Rüdiger, Modern German philosophy, trans. Eric Matthews (Cambridge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③]霍克海默在晚年（1968）出版了《批判理论》一书，可谓是对这一理论进行总结。


[④]张亮在其《“崩溃的逻辑”的历史建构》一书中，曾提醒“否定的辩证法”作为阿多诺的晚期哲学思想和作为其全部哲学思想的代名词之差异，而他在该书中的工作则是致力于清理“否定的辩证法”的史前史。参见张亮：《“崩溃的逻辑”的历史建构——阿多诺早中期哲学思想的文本学解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页4注①和页21注①。


[⑤]“社会研究所”这一特指与“法兰克福学派”相等同，则是后来的事，参见马丁·杰伊（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史（1923-1950）》，单世联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页3。


[⑥]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广东人民出版社，“序”。


[⑦]同上，页57。


[⑧]同上，页7。


[⑨]同上，页53-4。


[⑩]Buck-Morss, Susan, The Origin of Negative Dialectics: Theodor W. Adorno,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Frankfurt Institute (New York: Free Press, 1977),“序言”.


[11]“被管控的世界”die verwaltete Welt/the administered world，张峰所译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中为“被管理的世界”（页19等处），《启蒙辩证法》洪佩郁、蔺月峰译本（重庆出版社1993）为“有秩序世界”（“新版说明”，该译本似乎恰好把意思译反了），《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本为“宰制世界”（“新版前言”），栾栋、关宝艳所译马克·杰木乃兹的《阿多诺——艺术、意识形态与美学理论》（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中为“行政化的世界”（“阿多诺的美学术语简释”页197），王柯平所译阿多诺的《美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中为“受支配或行政管理的世界”。德文verwalten意为“管理、掌管”，verwaltete为被动式，我译作“被管控”在此是显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语境中的“管理控制”之义。


[12]霍克海默、阿道尔诺（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新版前言”页2；Max Horkheimer und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rung: Philosophische Fragmente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69), x.依原文有改动。


[13]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新版前言”页1。


[14]同上，“意大利版前言”。


[15]同上，“前言”页3。


[16]同上，页1。


[17]参见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页22、24。又参见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页450-4和页469注①中译者注。


[18]E·卡西勒（卡西尔）：《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页4。


[19]同上，页5-6。


[20]同上，页9-10。


[21]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页1。


[22]同上，页27。


[23]马克斯·韦伯的术语，又，霍克海默著有《工具理性批判》。


[24]“物化”（Verdinglichung/reification）是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中心概念，指人的活动、他的劳动成了对他来说是客观的和对立的东西，这一概念与后来公布于众的马克思1844年手稿中的“异化”（Entfremdung）极为相似。参见[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5]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页25-6。


[26]阿多诺的Philosophie der neuen Musik（《新音乐的哲学》，英译为《现代音乐的哲学》）出版于1949年，他将此书看作是《启蒙辩证法》的附录。参见Adorno, Theodor W., Philosophy of Modern Music, trans. Anne G. Mitchell and Wesley V. Blomster (London: Seabury Press, 1973),xvii-xviii.


[27]Adorno, Theodor W., Philosophy of Modern Music, p.25。


[28]借用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概念。


[29]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是马克思经济学批判的概念。


[30]"On the Fetish Character in Music and the Regression of Listening", in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edited by Andrew Arato and Eike Gebhardt (New York: Urizen, 1978), p.285-6.


[31]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页159-60。


[32]同上，页152。


[33]Adorno, Theodor W., The Culture Industry: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ed. and intro. J. M. Bernstein (London: Routledge, 1991), p.87.


[34]Ibid, p.90.


[35]Ibid, p.91.


[36]《启蒙辩证法》中有一章的标题是“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


[37]Adorno, The Culture Industry, Routledge, p.92.


[38]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在日尔曼时代里——‘总体’的领域里，我们看到先前各时代很明显的重复。”见黑格尔：《历史哲学》，页356。


[39]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页26。


[40]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版，页3-4。


[41]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页23-4。


[42]同上，页23。


[43]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广东人民出版社，页51。


[44]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序言”页2。


[45]同上，页23。


[46]同上，页25。


[47]关于“同一性”，参见阿多诺对“同一性”的解释，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页139注。


[48]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页20。


[49]同上，页145。


[50]同上，页156-7。


[51]同上，页160。


[52]同上，页3。


[53]同上，页47。


[54]同上，页6。


[55]同上，页11。


[56]同上，页21。


[57]同上，页160-1。


[58]同上，页6。


[59]同上，页28。


[60]同上，页41-2。


[61]同上，页42。


[62]莱布尼茨著有《单子论》，他把单子看作精神的实体。


[63]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页160、161。


[64]参见本雅明：《德国悲剧的起源》，陈永国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页10。


[65]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页161。


[66]同上，页164。


[67]同上，页159-60。


[68]同上，页160、161。


[69]同上，页27-8。


[70]同上，页164。


[71]赵千帆在其硕士论文《自然的允诺－－阿多诺自然美理论研究》的注释中，曾从网上找到了Dennis Remond最新英译的《否定的辩证法》（2001年）中对“星丛”这一关键词所作的注解，并作了翻译，我转引于此，以供参照。“最简单的定义是，星丛是一种跨越多个领域的形式（multinational form），在某种排列和构建中，一个由多种不同的概念、模式、观念或其他材料组成的系列在这种形式中凸显出来。这种安排十分微妙，每一个因素的运动都改变着整体构形。再进一步说，星丛可以撞击并影响另一个星丛，星丛的布局既可以横跨不同历史周期，也可以只是在同一个瞬时框架的内部。”见赵千帆：《自然的允诺－－阿多诺自然美理论研究》，浙江大学2002年硕士论文。


[72]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页30。


[73]阿多诺在《文学笔记》的“作为散论的形式”一文中说“星丛是一个力场（forcefield）”，Adorno, Theodor W., Notes to Literature, vol.1, trans. Shierry Weber Nichols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p.13.


[74]契机和中介，参见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广东人民出版社，页65-6。


[75]Adorno, Theodor W., Hegel: Three Studies, trans. Shierry Weber Nicholse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3), p.109.


[76]Adorno, Theodor W., Kierkegaard: Construction of the Aesthetic, trans. and ed. Robert Hullot-Kento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p.92.


[77]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页30。
作者简介：李弢（1973－），男，湖北嘉鱼人，文学博士，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师，主要从事文艺学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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