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女性主义：中国视角（作者：韦清琦）

作为当代文学外部研究的一支新兴力量，生态批评在全球自然环境日益恶化，人文学科纷纷变"绿"的语境中正迸发着旺盛的活力，而生态批评的一个分支生态女性主义以自己独特的视角解读当代的文本，使人们耳目一新，对女性问题和生态问题以及两者之间的关联都有了更透彻的认识。本文也尝试从生态女性主义出发来看待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些例子，并由此揭示，生态问题绝非孤立的、自然科学的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人的问题，其中对男权中心主义的瓦解，竟成为认识生态问题的关键之一。
1974年法国的奥波尼（Fran?oise d'Eaubonne）首次使用了"生态女性主义"（ecological feminisme）一词，用来呼吁女性为拯救地球而发动一场生态革命。著名的生态女性主义学者普鲁姆德（V. Plumwood）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三次浪潮 ，其思想特征是强调对妇女的统治与对自然的统治之间的联系，要求把环保运动与妇女运动结合起来。我们对该术语的使用主要是在文学、文化批评的语境下。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同生态批评一样没有限定严明的概念。它可以涵盖的意义包括："对将自然作为女性的父权式再现的批判、对女性在博物学史、科学研究、自然写作上扮演的重要角色的修正式再发现；针对开采或利用的伦理学提倡一种'关心哲学'；对所谓存在于女性与自然间（在生物学或精神上）神秘的亲和关系的复原。" 虽然由于女性主义的多支流性亦导致在这场运动内部有众多持不同立场的派别，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有如下基本共识，即对自然的占有和对女性的占有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关联，对前者的理解必然有助于对后者的理解，反之亦然。换句话说，人类对自然的统治来自一种父权制的世界观，也正是这样的世界观确立了统治妇女的合法地位。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学界也在迅速地响应国外的生态女性主义。一批重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正在显现出来。1996年关春玲在《国外社会科学》上介绍了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系统梳理了该思潮的各个流派。 鲁枢元在其2000年出版的《生态文艺学》中辟专节论述了女性、自然和艺术的关系。他在分析了马克斯·舍勒的女性主义观点后不无正确地说，（西方）"现代文明中的一切偏颇，一切过错，一切邪恶，都是由于女人天性的严重流丧、男人意志的恶性膨胀造成的结果。" 从他对当代中国女性境况的批评中，还可以看到他对女性地位和生态现状之间的关联的敏锐体察。同年出版的《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一书也抓住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策略，指出其"把建构女性文化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尊重差异，倡导多样性，强调人与自然的联系和同一，解构男人/女人、文化/自然、精神/肉体、理智/情感等传统文化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确立非二元思维方式和非等级观念。"
在这样的批评和理论研究背景下，新时期的生态女性主义写作也有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里所指的生态女性主义写作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能够以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进行批评的文本，其作者对生态与女性的认识可能还处于无意识的情形中；二是自觉地展现生态与女性的密切关系的写作。不过由于第一类往往可以涵盖第二类，所以以下对一些重要的作品进行评介时并不准备将二者有意分开。
1999年，著名的环境文学阵地"碧蓝绿"文丛第二辑散文卷上发表了毕淑敏的《女人与清水、纸张和垃圾》。篇幅不长，但生态女性主义关注的两个重要问题--女性与自然、男权社会中的女性生存，都已处于作者细腻温和又不失批判精神的目光之下。她观察到在家乡殡葬习俗中，若女性死者必有纸扎的水牛陪葬，因为女人生前用过的水会阻碍她走向来世，而水牛则可在黄泉路上为她喝得水落石出。作者惊讶于为什么这样的习俗只限女性，难道女性对资源的消费似乎是因为心怀歉疚？"在水的定量消费上，性别差异，竟如此显著。特地考察一番，那里的男人纵是活时从事再挥霍水的职业--比如屠户（窃以为那是一个需要很多水才能洗清血迹的行当），死后送葬也并不需要扎纸水牛陪伴。"可是作者并没有循着这一思路继续往下，而是以此对现代女性提出了环保要求："这风俗中也埋着深刻的内涵--在生活用水的耗竭上，女人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其中毕淑敏当然还有另外的理由："水是女人天生和谐的盟友，水是女人与自然纯真的纽带。"可是如果女性节约用水是她所要提倡的，那么她无意中多加了一个并不能成立的论据，即女人比起男人在资源浪费上负有更多的责任。她一方面揭示了人们（包括女人自己）快要淡忘了的女性与自然"纯真的纽带"关系，一方面又遮掩了女性与自然在传统社会里的类似的地位。毕淑敏表现出女性对环境的敏感意识，但她只朝生态女性主义的方向仅踏出了一小步，因为她仍然把女性与生态问题的思考放在了男权统治的逻辑框架内。
这一点在毕淑敏对思考女性对纸品的消费上显示得更清楚。一方面与树木"共青春"的女性同时却"纸张等身"，一生要耗费大量的纸张，"一双温柔素手，牵来森林肃杀的晚秋"，因此，本着"爱惜树木便是爱惜女性自身"的想法，女性在保护森林资源上应当仁不让。另一方面女性之所以对纸的消费超过男性，不仅因为生理上的原因，或是社会角色不同（"作了妈妈的人，更有孩子的纸尿片、纸尿裤、纸杯纸勺纸盘碟"），还因为社会地位的不同：
"现在社会，男人多领导，女人多秘书。当官的用头脑，当兵的用手脚，已是不争的事实。令从男人口中出，是飞翔的音波，真正把它在纸上固定下来，昭示众人，多由女人完成这工序。复印纸、传真纸、打印纸、公文纸……哪一片纸不是层层叠叠留下女性忙碌的指纹？"
这本来是极好的展现生态女性主义锋芒的路径。然而作者却把以上现象与女性生理原因并置起来，不但暗示了女性这一地位的"自然"属性，而且似乎在告诉女性，爱护自然也是在赎女性的"原罪"。
以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看待，毕淑敏的写作只成功了一半，但毕竟思考的新维度是需要这样敏锐的作家去开创的。她踏出的"一小步"是拓展新道路的开端之一。
相比之下，男性作家周涛的《二十四片犁铧》用沉重和严厉的笔调写现代化农业的孔武对土地的侵犯，以明确的修辞把土地与女性、农业机械与男性进行触目惊心地并置，于是现代性对自然的征伐被用性暴力的话语来加以表示：
"拖拉机以坦克那样沉重、不容商量的样子进行着，它的履带的钢齿辗过覆盖了绿草鲜花的草原，像一个性欲强烈的蛮横的男人在少女的胴体上留下的牙印。它是粗暴的、阴郁的，它在某种性欲表象之下执行着一种冷漠的钢铁般的命令。它对草原的强暴里不含玩弄和欣赏，它是严肃地、一丝不苟地强奸了草原，破坏了巩乃斯草原与牧人之间保持了很久的青梅竹马之情而后仍然保留着的贞操。"
众所周知，在中国北方日益严重的沙尘暴灾害的直接起因之一便是西北部草原的退化，在退耕还牧政策实施之前，大片一望无际的草原被开垦出来，现代化农业机械在此"大展身手"，以前所未有的气概向草原深处推进。周涛的这一写作，便是以诗性的语言对这种"开发"提出质疑。当"绿草鲜花"与"少女的胴体"被"冷漠的钢铁"与"蛮横的男人"践踏在脚下时，高奏凯歌的现代化农业就被与强奸犯圈在同一盏聚光灯的冷峻光芒里，作者强硬地让传统的伦理意识一举跨过人的社会的疆界--破坏自然、对自然规律的违抗，其性质与戕害妇女、对道德的蔑视一样应受到审判，而解决环境问题，最终要突破男权社会的藩篱。不过周涛的思考还不止于此。冰凉的农业机械甚至还不如一个"兽性"（请允许我仍惭愧而无奈地暂用这个词）的男人，因为它只有"某种性欲表象"，没有"玩弄和欣赏"的快感，只有"严肃"和"一丝不苟"。拖拉机和坦克一样"沉重"和"不容商量"，它们都是男权社会的暴力机器。这更像是机器人对少女的施暴，更让人不寒而栗：机械化的世界一方面强化着男权，另一方面用铁甲冷却着人的生物血性。
周涛反复地揭露着这种现代性文明华丽的外表下的对女人与自然犯下的罪行。这让人想起美国生态哲学家卡洛琳·麦茜特把"机器隐喻"取代"有机隐喻"的进程视为自然的死亡，同时亦是人类（男人）对自然、自我和社会的理性控制的过程。另外，和许多英美学者一样，麦茜特注意到在英语中人们常常用代表女性的、且具有性别歧视特征的词汇来描绘自然，例如自然被认识的过程，就是其"秘密"（secret，亦指阴部）被"揭穿"（penetrate，亦有强奸之意）的过程。对此麦茜特指出，"在自然为她羞怯的长袍被撕碎而感到的悲哀中，强制地进入自然变成了语言上的赞许，使得为人类的善而剥夺和'强奸'自然合法化。"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汉语文学中这种现象同样存在，表明这是普遍隐藏在人类社会的语言中的男性权力话语。不过笔者认为麦茜特并没有在无意识地使用所指丰富的词汇（如secret）与有意识地使用明显具有贬义色彩的词汇（如violate）之间作出区别。特别是许多自然写作与她的指控相反，恰恰通过贬义词（如"强奸"）的写作揭示人入侵自然的行为的非法性。周涛在使用这些词汇时，也不可能不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不可能带着洋洋得意的写作心情成为该语言暴力的同谋，这种明确的自省对于一位男性作家尤为可贵。
仿佛为了证明这一点，周涛在结尾安排一位哈萨克老妇人出场了，"她向二十四片犁铧投过一道目光，那目光里凝缩了七十个冬天的寒冷！"然而这目光"不是愤怒，而是藐视"。老妇人七十年造就的威严，几乎与自然一样是亘古的，而那钢铁的犁铧
"可以剖开草原的肌肤，劈斩无数种生命，切断草根、土地和顽石，但是它受不了这位老妇人沉默而又寒冷的目光，它受不了这种无言的、高贵的藐视。"
浩劫之后周涛给我们的希望是女性的尊严与高贵，这暗示出女性将成为冷酷的男权-机械的统治的终结者和自己及自然的解放者。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还可用于对有关的小说作类似的解读。我们在下面举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成一发表于1988年的《千山》是一部很奇特的小说，叙述了一个普通的农村寡妇为了节省路费，徒步穿越大山去县城看望儿子的故事。上面这句话几乎已经讲清楚了情节，然而不易说明白的是这么一个老实本分的村妇行进在山里时，她的精神世界却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风暴。这个自始至终没有名字的女人在出发前便好像预感到了此行的不同寻常，于是"在四十多年过不尽的庄稼日子里，这个黎明叫她彻心地不能宁静，害怕着又期待着，是一个难有的黎明。"可是"害怕甚么又期待甚么？"这让她"在兴奋中咀嚼"。 等上了路，深入山区之后，孤身一人赶路的妇人越来越觉得紧张，奇怪的响声、幽蓝的山色使她总感到要发生什么骇人的情形了。阴森奇诡的自然环境逐渐使她进入了迷狂的精神状态。她远望群山，那些山头仿佛都化作了自家老汉，即她死去的丈夫的形象。她
"看见了一只甚么东西，她忽然明白了那是一只甚么，它静静地伏着，只翘起了骇人的尾巴，在一片空空闷闷的无声无色中，像罗面的铜丝罗那么大。这东西哪会有这么大的，眼花了，甚么也没有。我没有，真是没有，你怎么会相信她们的话，你怎么就不相信我没有。眼花了，甚么也没有。"
在她的幻觉和意识流中，以男性器官为化身的亡夫鬼魂逼迫着她交代有无恪守妇道，而她则激烈地辩解着、抵抗着。事实上她的幻觉是不可能没有根据的：必定是平日里一张无形的夫权-父权之网在时时压迫着她，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尽管她是清白的，她也始终感到被押在妇道的法庭上接受着终身的审判。
只不过当这场法庭辩论发生在山野之中时，这位老实的农村妇人仿佛倏忽间多了帮手，有了自己的辩护律师，或者更像是掌握了某种符咒一般，竟有十足的勇气去直面那种让她不得安宁的疯狂的质问：
"竹竿探路的响声也没有了，没有从手下响起，也没有从远处传来。洞里的黑暗也没有了，不黑暗不明亮，甚么颜色也没有，甚么东西也没有。就只有我，我有。你不是想听这句话吗，你不是就操着这个心吗，你不用逼我吓我难为我了，不用远路风尘总跟了我受这份罪了，我全给你说，全说，叫你称心解气不白辛苦这一趟，叫你高兴解恨有话可说，叫你把前世积攒下来不肯说的话都说出来，我有，是有，真有，有，你听见了吧，全说了，全给你说了，有，我有，全说了。"
这份果敢和拼个鱼死网破的决心也许是她平时根本不敢想像的，然而在这深山老林中她渐渐变得胆气十足。接下来群山也不再化为老汉的形象，而只是山峰。她甚至真的在与一个种桃的果农大哥的攀谈中有了某种性意识的萌动，此时她感到心里很宁静："这样宁静地跟他说了这样的长时间的话，很惬意，真想就这样一直说下去，还有说不尽的话。"
不过当她走出山时，她的心思立刻又回到了俗常的家事上，那场风暴连同那千座山峰似乎又与她不相干了。
人烟开始的地方，是自然的魅惑结束的地方，同时也是这位农妇开始失去佑护的地方。
鲁枢元对此评论道："她不知道，在那蓊郁的林莽、起伏的山峦里也还有她的一个家，一个更为隐秘古老的家。那是她生命的家、灵魂的家。"他也由此批评当今的旅游已失去了一切与此相关的意义。的确，自然不是去吃罐头快餐的地方，自然是让我们去安置心灵的。
"碧蓝绿"文丛第二辑小说卷中有张贤华的《远方》，讲述了一个女科学家兼环保工作者在事业与爱情的纠葛中苦苦挣扎，最终选择告别丈夫，留在自然保护区的动人故事。这是对女环境工作者的歌颂，不过我们看到，小说的主线索始终在暗示一种借自然之力反抗夫权的女性精神。从小长在大山里的女主人公的丈夫是军人出身的政工干部，平时最常说的话就是"你听我说，你听我说"，然而他的独断专行受到了女主人公的强烈挑战，于是他深感忧虑的是，她的主见和自信，"一旦和她身上的'野'性结合，那将成为没有辔头的野马，谁也驾驭不了。" 他感受到"一种挑战，对他作为县委书记，未来丈夫的绝对权威挑战" 。因此作为小说，其冲突不仅有事业与家庭间的矛盾，还有女性自尊、自然作为一方与男权中心、领导的威严作为另一方之间的对峙，这在现实中确也比比皆是。生态女性主义写作，因而不仅要揭示女性与自然之间的联盟关系，还要展现行动中的女人。现实生活中也的确存在这样献身博物学研究的女人，例如作为科学家和博物学者、自称是"自然之女、森林之女、高原之女"，同时也从事自然写作的徐凤翔。所不同的是，她把儿女情长与生态维护结合起来，把操持小家与热爱大家都看作女性统一的天性，所以在小家与地球家园之间寻求一个可协调的平衡点，是现代女性应有的行动：
"把整个地球视为人类的家园，如此来净化保护才是有效的，为子孙后代的长效保护！对后代与环境的保护由家庭型必然转入了社会型、全球型。"
徐凤翔的这番话同时体现了卓越的生态意识和女性情怀。"生态学"（ecology）一词本就源自希腊语"oikos"，意即家园--地球之家。徐凤翔敏锐地抓住了小家与大家的关系以及女性应有的作为。具有解放思想和生态直觉的女性，必然从小家走出来，在这个大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正如麦茜特反过来所验证的："只有让家摆脱'妇女之领域'的身份并扩展为'人类的栖息地'，女性主义运动才能成功。"
许多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由于具有创造和养育生命的能力（像大自然那样），女性历来比男性更接近自然。女性的心灵更适合于思考人于自然的关系。" 因此，虽然自然写作需要热爱艺术与自然的男女作家共同推动，但女性在这一领域的确具有独特的优势，生态女性主义写作因而也应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有着十分良好的前景，其原因之一恰恰讽刺性地是，中国的女性还同时背负着历史的负荷和现实的环境压力，而生态和女性运动的结合也特别成为中国妇女解放的合理选择。在如此背景下，新时期的生态女性主义写作还显单薄，这需要作家更加有意识地关注生态问题与妇女问题之间的关联，从而开拓出这一块极具潜力的写作空间。


作者：韦清琦（1972－），男，南京人，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生态批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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