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美学”为什么走向终结？（作者：章启群）

“实践美学”为什么走向终结？
内容提要： 从根本观念和核心命题可以看出，“实践美学”是一种传统形而上学的美学理论形态。但“实践美学”在根本方法上缺乏真正思辩的或逻辑的论证，因而没有实现一种逻辑体系上的完满和统一性。另一方面，“实践美学”的形而上学性质，至少表明它的观念和方法还是19世纪的。它的这些观念和方法远远不能到达现代哲学的精确、细致和明晰，不能实现观念和事实、命题和经验的内在统一。“实践美学”在理论上的幼稚和简单，表明“实践美学”家对于哲学与哲学方法的认识，还远没有达到黑格尔哲学的层面。
关键词： 实践美学 形而上学 积淀 思辨 经验实证 逻辑分析


20世纪中国美学的理论遗产，第一是蔡元培、朱光潜等为代表介绍的西方的美学思想和理论；第二是以王国维、宗白华、徐复观等为代表的立足于中国人美感独特性的美学理论；第三是以蔡仪、李泽厚、朱光潜等人为代表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其中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美学”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美学界的主流理论。到目前为止，中国美学界还没有真正的其他理论形态。一些所谓“后实践美学”、“生命美学”等等，由于缺乏一种真正的理论所必须的学术品格，实质上还不能成为一种美学理论。而它们对于“实践美学”所谓的批判也不能成为理论的批判。
“实践美学”注重体系的理论建构，发展并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些有价值的命题。例如，它认为人类的美感及其对象，在最终的根源上是来源于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在此基础上它提出的“积淀”、“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的理论，具有非常深刻的内涵和丰富的思想。
康德认为人的美感根源于一种先验的形式感，即“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经验只是美感发生的外在的、具体的条件。故判断力虽然没有自己独立的领域，但却具有一种先验的立法地位。康德美学应该代表着西方古典美学的最高成就。“实践美学”鲜明地提出了“实践”是人类美感的最终根源这一与康德完全不同观点，至少对于康德美学来说是一种挑战，代表着理论探索的另一种不同的路向，因此具有一种真正的理论的价值和意义。更为可贵的是，“实践美学”家们还用这种美学观念和方法试图对中国古代艺术作出新的解释，发表了像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这样的生机勃勃、才华横溢的著作，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和效应。
因此，“实践美学”作为20世纪中国美学的重要遗产之一，我们应当给予一种客观的、历史的评价。任何否定“实践美学”的历史贡献和价值的说法，都是武断和无知的。但是，今天看来，“实践美学”理论上的不足是十分明显的。
本文主要以李泽厚先生的理论文字为解析对象，论证“实践美学”作为一种学术理论自身的局限性，试图由此为21世纪中国美学的发展提供一种参照。
1．“积淀说”困境之一：如何解释不美的事物？
“实践美学”的核心是“自然人化”的理论。李泽厚先生说：
自然的人化说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在美学上（实际上也不只是在美学上）的一种具体的表达或落实。就是说，美的本质、根源来于实践，因此才使得一些客观事物的性能、形式具有审美性质，而最终成为审美对象。这就是主体论实践哲学（人类学本体论）的美学观。
根据这一基本立场，李泽厚先生提出了“积淀说”。他认为，人类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在劳动产品和人的主体本身两个方面产生历史的效用和结果，在外在的世界中形成工艺社会结构，在人的主体中形成文化心理结构。美就是在这种实践活动中“积淀”在主体和客体双方，即在双向进展的“自然人化”中产生了美的形式和审美的形式感。具体说，“自然人化”的外在方面即工艺社会结构，有“硬件”和“软件”两个部分。“硬件”指被人类改造过的、发生变化的自然，例如劈山开路、绿化荒山、改造沙漠之类。“软件”指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使是没有经过人类改造的自然世界，在社会的发展中与人类的关系也能发生变化，成为人类存在的一部分。比如“社会越发展，人们便越要也越能欣赏暴风骤雨、沙漠、荒凉的风景等等没有经过改造的自然，越要也越能够欣赏像昆明石林这样似乎是杂乱无章的奇特美景，这些东西对人有害或为敌的内容已经消失，而愈以其感性形式吸引着人们。”
内在的“自然人化”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也分“硬件”和“软件”两个部分。“硬件”是指如何改造人的身体器官、遗传基因等。比如，劳动和社会实践，使人的双手变得灵巧，使人具有了能听音乐的耳朵、能看艺术作品的眼睛等等。“软件”是指人的心理状态。人类的心理不同于动物的心理，它不仅有个体性（动物性、感性），也有社会性（文化性、理性）。从原始艺术，我们可以看到早期人类如何把对于形式美的感受，表现为一种美感的形式，这是由外在自然人化的“软件”向内在自然人化的“软件”的一种转化。
可以看出，李泽厚先生“积淀”的范围和功能从自然到社会，从生理到心理，几乎网罗了审美的一切可能领域。但是，李泽厚先生撒下的“积淀”之网，却没有罩住一个简单的美学问题。按照李泽厚先生“积淀”的说法，我们举目四望，皆为“人化自然”。因为，不仅人类改造过的自然（自然人化的“硬件”部分），包括没有改造过的自然（自然人化的“软件”部分），都在“积淀”过程中被“人化”了。那么，我们的世界之中是否存在不美的事物？
从常识来说，肯定有。因为，从逻辑上说，美是相对于不美而言的，全美也就无所谓美。就像白昼是相对黑夜而言的，全是白昼也就无所谓白昼了。从事实的角度说，至少在目前，美化我们祖国的山河、城市、乡村仍然是当前我国各级政府和全体人民的奋斗目标。面对那些不美的事物，我们不知“积淀说”何以解释？这些不美的事物在“人化”的时候出了什么差错？当然，我们知道，李泽厚先生是在说明美的事物和美感的本质，不是解释每一个具体事物的美和我们从中获得美感的原因。然而，我们的问题实质上是：不美的事物或非美感缺少的是一种什么本质？因为美的本质一定是不美的事物所缺乏的。
应该说，李泽厚先生的“积淀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论证人类美感和美感对象的最终根源，甚至可以部分解释我们审美活动中的美感及美感对象，就像解释国旗的美那样，但是，它却无法解释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生活中为什么有些东西是不美的。
关于这一点，蔡仪先生当年的批评仍然是符合逻辑的。他说：人的“劳动创造的东西太广泛了，自人造卫星到扫把便壶，哪一种都是有价值的，但未必都是美的。如果只是根据它是人的劳动创造的这一点就规定它美，那么，山货店都成了美术馆了。” 应该补充的是，按照“积淀说”，自然与人的关系即使发生了变化，“暴风骤雨、沙漠、荒凉的风景”也并不都是美的。
这里的根本问题在于，“实践美学”即使论证了“实践”是人类美感和审美对象的最终根源，也不能证明“实践”是美的事物与美感的性质。

2．“积淀说”困境之二：如何“积淀”？
“积淀”概念是李泽厚先生的独创性发明，也是他美学理论的核心概念。“积淀”一词让我们联想到与“沉淀”相关的事物。记得童年时家里的水缸在装满后，用明矾搅拌几下，缸里水中的泥沙和杂物在旋转中慢慢沉淀下去，水因此变得清亮、透明。这是非常直观的现象。李泽厚先生把“积淀”这一概念引入美学理论，我们是否能达到如此直观的理解呢？
关于“积淀”一词，我们找到李泽厚先生的有关说法：
审美作为与这自由形式相对应的心理结构，是感性与理性的交融统一，是人类内在的自然的人化或人化的自然。它是人的主体性的最终成果，是人性最鲜明突出的表现。在这里，人类（历史总体）的积淀为个体的，理性的积淀为感性的，社会的积淀为自然的。原来是动物性的感官自然人化了，自然的心理结构和素质化成为人类性的东西。
人性不应是先验主宰的神性，也不能是官能满足的兽性，它是感性中有理性，个体中有社会，知觉情感中有想象和理解，也可以说，它是积淀了理性的感性，积淀了想象、理解的感情和知觉，也就是积淀了内容的形式……
以上的说法都是关于“积淀”结果的描述。但是，具体来说，“积淀”是怎样进行的？“积淀”的过程是如何？对于此，李泽厚先生大概在形式美的解释上最为用力：
各种形式结构，各样比例、均衡、节奏、秩序，亦即形式规律和所谓形式美，首先是通过人的劳动造作和技术活动（使用——制造工具的活动）去把握、发现、展开和理解的。它并非精神、观念的产物。它乃是人类历史实践所形成、所建立的感性中的结构，感性中的理性。正因为此，它们才可能是“有意味的形式”。
在对象一方，自然形式（红的色彩）里已经积淀了社会内容；在主体一方，官能感受（对红色的感觉愉快）中已经积淀了观念性的想象、理解。
因此，形式美是“积淀”的一个成果。这种形式美不仅是外在世界的一种现象，而且也属于人类的内在部分：“人在这形式结构和规律中，获得生存和延续，这就正是人在形式美中获有安全感、家园感的真正根源。” 这样“积淀”的结果，就使“心理变成本体，历史构成理性，经验成为先验”。
然而，所有对“积淀”进行的这些解释，还远远称不上一种理论的证明。当“积淀说”在面对下列问题时，就会全面崩溃。
首先，“积淀”与美感是否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没有，“积淀”最多能够描述美感的根源，不能揭示美感的本质，它的意义只是非常有限的。而李泽厚先生则是明确声称“积淀”是与美感的性质相关的。如果“积淀”与美感的本质有直接的关系，那就会出现非常荒谬的结果。
比如，我们考究一下这种“积淀”的过程和时间，例如“动物性的感官自然人化”的“积淀”，只能是大略的计算，可能是几千年，或许是几万年，甚至更长。其他的“积淀”，像“人类（历史总体）的积淀为个体的，理性的积淀为感性的，社会的积淀为自然的”，大概至少没有几十年上百年是不可能的。就是我们对于国旗的美的“积淀”，至少也需要几十年。据说，溶洞中的石钟乳一百年只能长出一厘米。我们要“积淀”审美感觉，一百年不知能否长出一厘米。而人类目前的文明史也就几千年，人类个体生命长度最高的世界纪录还没有超过150年。按照“积淀说”的描绘，人作为一个个体要培养一点审美趣味的话，必须要有彭祖之寿才有可能，我们常人只能望“美”兴叹！更是让人不得其解的是，李泽厚先生还认为“积淀”不是通过遗传，而是通过教育来传递的。 而教育总是从头开始的，科学家的子女可能不懂科学，学者的子女可能是文盲。对于个体来说，这种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成千上万年的教育不知如何完成！此其一。
其二，实际上现实中的每一个人都具有自己的美感经验和审美标准。而作为同一时代、同一民族、同一地方的乡里乡亲，经过同样几十年、几百年、成千上万年的“积淀”，有人是农民，有人是学者，有人是有一定知识的官员、商人，有人成为艺术家，等等，他们之间的美感差异无疑是巨大的。“积淀”是怎样造成了他们的美感差异？同是处于社会实践活动的“积淀”过程之中，“积淀”如何造成个体的人在生理、心理、兴趣爱好方面的千差万别？
其三，经验事实中还有另一种情况：一个人通过学习音乐，就会对声音的美更加敏感；学习绘画，就会更敏锐细致地把握色彩和构图的妙处；学习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就能欣赏边塞壮丽的风光。而这样的过程只需几年、几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当然，也有天生的音乐家、画家、诗人，但是，至少也有一部分人是通过学习才培养出这种审美的、艺术的感受能力的。这个过程用“积淀”来解释又不能吻合。因为，这不是什么“心理变成本体，历史构成理性，经验成为先验”的过程，而就是一个简单的教育过程，与学识字算术没有本质的区别，没有那么玄乎。
简单说，每个人的美感是不同的，而每个人的美感也是发展变化的，这些常识说明，“积淀”与美感的本质没有直接的关系，与单个的、具体的审美活动也没有直接的关系。“积淀说”即使能够描述美感的根源，却不能揭示美感的本质。
更重要的是，对于“积淀”的具体过程，我们不可能像直观水中杂物的沉淀那样进行直观。我们也无法经验这种“积淀”是如何发生的。按照“实践美学”的理论，“积淀”只能思辨地理解。思辨地理解，就是不能直观，不能体验，不能用经验验证。然而，不能直观、体验，也不能用经验验证，正是“积淀”概念的软肋，即最薄弱的地方。思辨哲学在20世纪西方衰落的原因也在于此。
3．思辨的与经验实证的
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主流就是摒弃思辨的、形而上的哲学形态，而代之以分析的、经验实证的哲学。关于这两种哲学之间的根本区别，我们下一节讨论。这里顺便提到的是，在李泽厚先生与朱光潜先生的论战中，思辨的命题与经验的、实证的命题之间的差异和高下就已经暴露出来了。
李泽厚先生证明他的“积淀说”，早期所举的是国旗的例子：“一块红布，几颗黄星本身并没有什么美，它的美是在于代表了中国，代表了这个独立、自由、幸福、伟大的国家、人民和社会，而这种代表是客观的现实。” 国旗本身的美和中国人民对它产生的美感，都是中国人民的生活历史形成的，即社会实践（“积淀”）的结果。后来在《美的历程》中，他用“积淀说”解释原始陶器纹饰的美。应当说，这些例子对于美和美感的解释不是完全无效，但却是十分有限的。国旗的美除了它的政治、民族、历史、国家的内涵以外，显然含有形式美的因素。彩陶的纹饰的形成可以说与原始人类的劳动实践相关，但是我们对于它的审美感受与原始人的感受肯定不同，这里面的美感具有不同质的区别。其次，现实中的每个人对于它的感受也不同，一个对于艺术、历史和文物没有兴趣的人可能不会对它产生美感，因为，在普通人看来，一只仰韶彩陶与生活中的破碗烂盆、坛坛罐罐没有区别，甚至更加粗糙。我们对于“积淀说”的例证，只能停留在思辨层面的理解。
众所周知，朱光潜先生的“主客观统一”说在美学论战中没有占到上风，但是他却始终没有被击倒而占有一席领地。这里的奥秘在于，他的最后防线实际是建筑在对审美经验的描述上。他用大量的审美经验事实来证明他的观点，比如，他始终坚持“花是红的”与“花是美的”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前者属于科学认识的范畴，是客观的；后者属于审美范畴，是主客观统一的。这是非常简单的审美经验事实。正是这种经验事实成了他的对手无法逾越的天堑。在此基础上，朱光潜提出“物”（物甲）与“物的形象”（物乙）的理论，认为审美的对象不是“物”本身，而是“物的形象”。早年他举的例子是古松，后来他经常举梅花为例：
梅花这个自然物是客观存在的，通过感觉，人对梅花的模样得到一种感觉印象（还不是形象），这种感觉印象在人的主观中引起了美感活动或艺术加工，在这加工的过程中，人的意识形态起了作用。感觉印象的意识形态化就成为“物的形象”（不但反映自然物，而且也反映人的社会生活中的梅花形象）。这个形象就是艺术的形象，也就是“美”这个形容词所形容的对象。依我这个看法，美既有客观性，也有主观性；既有自然性，也有社会性；不过这里客观性与主观性是统一的，自然性与社会性也是统一的。
我们如果把这里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哲学术语，主要是哲学、宗教、法律、政治、艺术等社会意识）术语置换成“意识活动”，朱光潜先生这里描述的审美活动和艺术创造过程，基本上是无懈可击的。而当朱光潜先生在论战中理论上屡屡不敌时，他不仅用事实向对手发问，甚至也向自己发问，用他的话说就是“交底”：
例如我认为“花是红的”和“花是美的”是两种不同的反映……花的“红”可以用物理学和生物学分析出来，说它是若干速度的光波刺激眼球网膜所产生的印象，可以定成一个规律，普遍适用于一切可以叫做“红”的事物。花的“美”是怎么样一种“属性”呢？这却是物理学和生物学所分析不出来的，而且在这个对象上的“美”（例如花）和在每一个其他对象上的“美”（例如人、国旗、一部小说或是一曲乐调）是不象“红”那样到处皆同的。因此，我疑心“美”不象“红”那样同是客观事物的客观属性，而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与“鉴赏的人”大有关系的。
朱光潜在这里揭示的理论对于经验事实的乏力，就是他的对手们的要害。李泽厚先生的“积淀说”只能解释国旗和彩陶的美的客观性，而对于“花是红的”和“花是美的”之间客观性的不同与否，则是束手无策，一筹莫展。这就暴露了一种理论自身的局限性。
在现实生活中，对于“花是红的”不同于“花是美的”的命题，我们可以用经验验证，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检验。实验也可以重复进行，得出的结论是确定的。因此，从常识的角度，我们无法推翻这个命题。这就是朱光潜美学的力量所在。 而李泽厚先生的“实践美学”缺乏的正是这种力量。所谓“积淀”是我们无法用常识来解释的。
由此可见，作为思辨的“积淀说”，就像一只千疮百孔的陈旧破船，不能负载“实践美学”的众多内涵和意义，无法实现李泽厚先生所赋予它的使命。
4．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局限性
“实践美学”思辨的非实证的方法，是与它形而上学的理论形态一致的。
Metaphysica 被汉语翻译为“形而上学”或“玄学”，原是亚里士多德一本著作的名字。在西方哲学史上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人们常常用这个名称来指称哲学。可以说，“哲学”与“形而上学”两个词在19世纪以前的西方哲学里几乎是互换和通用的。此外，形而上学也指称哲学中的一个部类，与知识论、本体论等可以并列。汉语对于这个词的翻译比较传神，《易传》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系辞上》）哲学本来讨论的就是抽象的东西，有点“玄”。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西方哲学家开始用“形而上学”这个词来批评过去的哲学家。海德格尔称西方过去所有的哲学为形而上学，而尼采是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哲学家。德里达则称海德格尔是最后一位形而上学的哲学家。分析哲学家更是认为形而上学的哲学问题都是无意义的假问题。这些都表明他们对于形而上学哲学的批判态度，“形而上学”成为陈腐、过时的代名词。
在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境中，“形而上学”究竟是什么含义？19世纪以前的西方哲学究竟有何局限性？
西方哲学从柏拉图开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企图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大体系，对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生活寻求一种根本的解释。柏拉图认为，现实的世界都是流动变化、朝生暮死的，因此是不可靠、不真实的。实在的、永恒的世界是“相”（idea）的世界。像物理学那样只研讨现实世界的知识，是不能把握永恒的事物和存在。理性所获得的必须是关于“相”的知识。他把追求“真”、“善”、“美”当作是哲学探索的目的。柏拉图首次区分了现实的世界和概念的、抽象的世界，明确、深刻地提出了哲学认识论中最根本的问题，即如何在现象世界中把握到事物的本质，达到对于世界的真理性认识。但是，“相”的世界就是现实世界之外的一个形而上的世界。柏拉图在哲学史上产生了深刻的、久远的影响，尼采认为两千年的西方哲学只是柏拉图哲学的注释。
此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讨论了存在、性质、实在、本体、具体与抽象、事物与概念、一般与个别等问题。中世纪以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神学哲学家，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来解释基督教的思想，并建构了庞大的基督教哲学体系。近代以来，关于存在与思维、理性与认识、本质与现象、概念与实在等问题，一直是哲学家们探讨的核心问题。而这种理论范式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颠峰。
黑格尔建立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它的核心概念是绝对精神（Absolute Spirit），也叫绝对理念（Absolute Idea）或理念（Idea）。绝对精神是在自我异化和自我展开的过程中实现它的使命的，即在其对象中思维自己，并因此认识到它自身的本质。绝对精神的自身发展、演化构成整个世界自然史、人类历史和精神文化史。绝对精神的演化和展开是按照辩证法的法则实现的，具有能动性的特征，在辩证运动中克服矛盾的对立面，实现自身，完善自身。在黑格尔这里，绝对精神是一个概念，也是辩证运动的主体，还是一个运动的过程。抽象的东西自身发展、分化、分裂，经过具体和个别化的物体，最后又成为概念。在这种哲学中，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形式和内容，被看作是同一的。因为，一切运动、活动和生命都服从思维规律。可见，黑格尔的这个体系是超越经验的、形而上学的，他把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演绎到了极致。
可是，只要我们用常识来检验一下，就发现黑格尔的这套体系完全是一种海市蜃楼般的玄谈，是一种“玄学”。因为，理念或概念怎么会是能动的主体？它是如何演绎的？它怎样达到外在世界的对象？它自身为什么要遵循辩证法的法则？这一切我们无法直观，也很难体验这一切。可以说，黑格尔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只能思辨地领悟，不能够用经验和常识验证。
对于这些只能思辨地理解的哲学命题，我们既不能承认它是真，也不能认为它为假，因为它不能进行经验实证，也不能进行逻辑分析。因此，20世纪西方分析哲学家认为，这样的命题是无意义的命题。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哲学很难解释许多新兴科学譬如量子力学中的问题。因此，20世纪西方哲学家在哲学探讨中远远不能满足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思辨的论证方式，他们试图建立的是可以用常识验证的、自明的、更加精致的哲学方法。这并非完全否认传统形而上学的价值和意义（有些哲学家像伽达默尔还吸收了黑格尔的方法），而是认为传统哲学的方法和观念比较陈旧和简单，不能解决新的问题。就像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虽然正确，但远远不能解决现代逻辑中的很多问题，必须要建立现代逻辑理论一样。因此，分析哲学要求首先对提出的哲学命题进行分析，证明它是否具有意义，然后再进行逻辑推理和经验验证。胡塞尔把本质直观作为现象学的根本方法，在本质直观中我们对于对象的知识可以达到自明的程度，这种自明就像我们直观一种颜色那样简单、明确。而对于一个先天的盲人来说，无论我们怎样描述，他也无法知道色彩是什么。这就是任何理论说明都不能达到经验直观的一种界限。
由此可见，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形态根本不具备现代西方哲学所要求的品质，它的思辨的命题不能进行精致、清晰的推理和分析，也不能用经验验证，我们不可能从中获得的自明的知识。它所具有的这些局限性是确实的、十分明显的。20世纪的西方哲学对于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批判，标志着西方哲学理论研究的深化，是西方哲学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20世纪西方哲学譬如现象学、分析哲学的合法性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实践美学”没有自己的哲学基础，它其实是嫁接在马克思——黑格尔哲学之上的一种美学理论。它的理论实质上继承了黑格尔哲学的形态，因此与形而上学哲学具有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我们比较一下黑格尔美学和“实践美学”的核心命题就不难看出这一点。黑格尔的美学核心命题是“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实践美学”的核心命题是“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或“自然的人化”（“积淀”）。这两个命题从思维特征上来说是同一类型的，是思辩的，具有形而上的性质。它们的致命处就在于不能用经验来实证。从上述与朱光潜先生命题的比较中，我们已经证实了这类思辨命题面对经验事实时所出现的软骨症。
让人们更失望的是，“实践美学”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这种局限性没有丝毫的意识和反思，思辨的方式几乎贯穿在李泽厚先生的全部论述中。例如，他认为，无意识并非像弗洛伊德所认为的是人的本能，也是“积淀”的产物。他说：“至少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角度看，无意识并不只是一个由动物性与本能构成的领域。我提出‘文化心理结构’就是试图提出另一种把握人类心理机制的理论假说，我认为人是一种超生物的社会存在物。文化心理结构强调文化和理性在无意识领域的融合过程。” 但是，弗洛伊德的理论是建立在大量病例分析的基础上，李泽厚先生却没有举出相反的实验例证，也没有论证文化心理结构和理性在无意识领域是如何融合的具体过程。
李泽厚先生还认为，“积淀”所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不仅包括人的审美能力，还包括认识和意志能力，即传统哲学所划分的知、情、意三个方面。在认识论方面，内在的“自然人化”形成人所独有的思维形式，如数学、逻辑、时空观念、因果范畴等，同时还形成自觉注意、类比联想、灵感、顿悟等等能力。在伦理行为方面，人类“积淀”了“自由意志”，这种“自由意志”具有康德所说的“绝对律令”，但不是先验的。而且，在知、情、意这三种能力中，情不仅仅具有审美的功能，而且也具有认识和伦理的功能，人们可以“以美启真”和“以美储善”。所谓“以美启真”，“就是以直观、灵感、隐喻、显喻等非逻辑形式的思维来启迪、引导而发现真理。” 而“以美储善”则是说明一种美感与道德的关系：美也是达到善的最好手段。总之，人类主体的一切内涵，包括人的“自由”的本质，都是在“积淀”中获得的：“自由（人的本质）与自由的形式（美的本质）并不是天赐的，也不是自然存在的，更不是某种主观象征，它是人类和个体通过长期实践所自己建立起来的客观力量和活动。” ……
可以说，李泽厚先生的所有这些论述都不能用经验验证，有些说法可说是思辨的，有些说法像“以美启真”、“以美储善”连思辨也不是，只能是漫无边际随想吧。随想与理论之间的区别，人们应该是很清楚的。
由此可见，“实践美学”是一种在黑格尔哲学范式下所建立的美学理论，它以概念作为逻辑起点，提出思辩的核心命题，这种典型的形而上性质的美学理论，至少表明它的观念和方法还是19世纪的。在21世纪的今天，它的这些观念和方法已经经不起当代学术的考问，经不起一般审美经验的检验，远远落后于时代。
5．“实践美学”是否达到自身学术的自足？
我们说，“实践美学”是嫁接在马克思——黑格尔的哲学之上，那么，“实践美学”是否具有黑格尔美学在理论体系内的自足？
黑格尔认为，只有通过概念和辩证的逻辑思维，我们才能认识到事物中的理性。当我们论证一个概念如何产生于另一个概念时，就表明了思维中的逻辑。思维的逻辑涉及真理的体系，观念世界的本质。这些内容不仅是思维中的东西，也是人类历史和世界历史以及精神的历史。因此，当我们思维这种概念时，我们就处于一种本质的、永恒的世界和过程中。因此，真正的知识是先验的哲学的知识。在这个意义上说，逻辑中的理念即为自然，自然也是逻辑中理念的形式，是具有时空形式的理念。所以自然也是理性，具有概念性的质。黑格尔对于绝对理念展开过程的描述，试图揭示出世界历史和人类精神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他的哲学的真正价值和魅力，正在于达到一种逻辑和历史的统一。
因此，黑格尔整个哲学的论证方法是逻辑和思辩，而非经验描述。他的最重要的著作《小逻辑》描述了绝对抽象的纯粹思想的演进，展示一个纯粹概念、范畴到另一个纯粹概念、范畴的转化和过渡。例如，黑格尔把“纯有”作为绝对精神的开端，也是他哲学的逻辑起点，然后他论证说：“这种纯有是纯粹的抽象，因此是绝对的否定。这种否定，直接地说来，也就是无。” 因为“纯有”既是纯思，也是无规定性的直接性，而开端的东西是不能有任何规定的。这种没有规定性的东西，实质上就是“无”。这样，从概念“纯有”就过渡到“无”的概念。像这样整个概念的演进阶段分“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三个过程。第一个过程“存在论”又分“质”、“量”、“度”三个小阶段；第二个过程“本质论”又分“作为实存依据的本质”、“现象”和“现实”三个小阶段；第三个过程“概念论”又分“主观概念”、“客体”和“理念”三个小阶段。全部过程是从概念“纯有”过渡到概念“绝对理念”。
这里有一种思辨的力量。同样，黑格尔也没有用经验描述的方法来论证他的美学命题“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他的美学和他的哲学一样，能够在逻辑上达到一种概念的（体系的）内在完满和统一性。当然，上文我们已经论述了这种形而上学形态的局限性。尽管如此，黑格尔哲学和美学，代表了古典形而上学的最高阶段，不仅具有思辨的价值，他的体系自身的完美、自足，也令人叹为观止。
从传统形而上学来说，“实践美学”一直把“实践”当作一种本体论的概念。然而，“实践美学”家们却从来没有进行概念和范畴的分析和演绎，从来没有论证“实践”与“审美”、“积淀”与“审美”在概念的内涵上具有内在的、逻辑的关联。一般来说，概念分析之中自然也能够展示一种逻辑的力量。例如，“教室”的概念中必包涵有“课桌”、“黑板”；“厕所”的概念中必包涵“小便器”、“大便器”；“劳动”的概念中必包涵“人”、“工具”、“劳动对象”，等等。可是，我们从“实践”、“积淀”的概念中，却无法推演出“审美”的内涵。
迄今为止，我们看到“实践美学”所有的关于从“实践”到“审美”这一观点的论证，只是运用一种人类学的历史描述方法，来论证从“实践”到“审美”的关系。就是说，“实践美学”只是历史地描述人类在社会生活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和变化（最典型的是运用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的观点和方法），来论证“实践”与“审美”的关系。尽管这种描述有时运用了一些人类学的材料而达到一种对于历史事实的可信度，然而，这种经验的历史性描述是无论如何达不到一种逻辑的必然（人类学因此也永远不能成为哲学）。
哲学史告诉我们，欧洲近代哲学，尤其是休谟的怀疑论哲学，已经充分论证了经验因果律与逻辑必然性之间的巨大鸿沟，经验描述的方法永远达不到逻辑上的必然（休谟曾经比喻说，即使我们每天都看到太阳从东边出来，也不能达到一种必然性的论证，说不准有一天太阳就从西边出来了）。休谟以后的哲学家对于这种区别是十分清醒的。“实践美学”把“实践”、“积淀”等概念完全当作一种历史活动过程来描述，没有进行一种抽象的、思辨的分析、推演，表明“实践美学”还缺少一种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品质，缺少对于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认识。李泽厚先生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主体论实践哲学”、“人类学本体论”、“历史本体论”，我们由此实在无法看出他对于近代欧洲哲学具有真正的理解，对于哲学与人类学、历史学之间的最后界限达到真正的把握。
由于缺乏对于“实践”与“审美”之间概念内涵关系的论证，“实践美学”因此出现很多尴尬的处境。例如，按照“实践美学”的解释，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是“实践”，那么犯罪是不是“实践”？这种犯罪的“实践”与审美活动是什么关系（本体论意义上的）？如果不是，审美活动的独特性与“实践”是一种什么关系？我们如何能够区别何种“实践”与审美活动有关，而何种“实践”与审美活动无关？（这个问题与“人化自然”中是否存在不美的事物以及如何“积淀”的问题实质上是同一的。）“实践美学”的这些致命伤，实质上就是“实践”与“审美”在概念内涵上缺乏内在的、逻辑的关联的外化。概念之间的逻辑力量正是由此而展示出来。“实践”概念极为宽泛的内涵，也展示了以概念作为逻辑起点的“实践美学”在理论上捉襟见肘，不能自圆其说。
“实践美学”试图通过对于人类历史生活的描述来论证“实践”与“审美”的关系，显然缺少真正的思辩和逻辑论证，缺乏一种逻辑的力量。这表明“实践美学”在逻辑上远远没有达到黑格尔哲学体系的严密，不可能实现黑格尔美学在逻辑上概念体系的内在完满和统一性。因此，即使作为一种传统的形而上学，“实践美学”自身也存在重大缺陷，难以达到学术自身的严密和自足。
简言之，“实践美学”追求的是一种传统形而上学的体系，而实际上，它离这个目标还很远。
6．小结
综上所述，“实践美学”的问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根本观念和核心命题可以看出，“实践美学”是一种传统形而上学的美学理论形态。但“实践美学”在根本方法上缺乏真正思辩的或逻辑的论证，因而没有实现一种逻辑体系上的完满和统一性（像黑格尔美学那样）。就体系自身来说，“实践美学”的内在矛盾恰恰在于它试图用经验描述的方法来论证形而上性质的命题，这即是命题与理论论证在思维方式上的内在矛盾。这是一种方法上的局限性。
另一方面，“实践美学”的形而上学性质，至少表明它的观念和方法还是19世纪的，是一种在黑格尔哲学范式下所建立的美学理论。在21世纪的今天，它的这些观念和方法远远不能到达现代哲学的精确、细致和明晰，不能实现观念和事实、命题和经验的内在统一。“实践美学”的这种矛盾在根本上是属于一种哲学本身的矛盾，是一种哲学理论自身的局限性。
还应该说明的是，“实践美学”运用人类学的经验描述方法来论证它的核心命题，与它自身的形而上性质不能用经验验证是一个十分有趣的事。就像西西弗斯一样，“实践美学”家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一件徒劳无功的工作。这也是一种对立，这种对立表明了“实践美学”在理论上的幼稚和简单。“实践美学”家对于哲学与哲学方法的认识，还远没有达到黑格尔哲学的层面。
此外，“实践美学”从理论形态、观念、命题和方法上来说，还是一种属于西方的学说，因而它也没有能够真正深入中国艺术作品和中国人美感形态的内部进行探讨，不能解释中国传统艺术的根本特征和内在精神，与中国人的美感形态和艺术体验基本上是隔膜的。关于这一点，涉及到在现代化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学术如何转型的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更强调宗白华美学遗产对于我们当下美学建设的价值和意义。这一方面要说的话很多，就此打住。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对于西方哲学、尤其是西方现代哲学的研究有着长足的进展。关于现代西方哲学家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批评，已经不是新鲜的话题。本文所进行的理论分析实则只是20世纪初期西方哲学的一些常识。行文至此我不免感到几分滑稽和无奈，感觉自己就像在航天时代还津津乐道汽车的原理如何先进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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