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不同艺术门类的移植（作者：张宏梁）

不同艺术门类之间可以互补、嫁接和移植。我们首先可以参照创造学上所说的“迁移法则”作些诠释。创造学上讲的“迁移法则”就是将已经获得的知识、技能、甚至方法和态度对学习新知识、新技能，进行新的创新性活动的影响。迁移有正迁移和负迁移之分。

迁移基于五种可能性：1、原型启发；2、相似原理；3、仿生移植；4、模拟类比；5、对比联想。

迁移要体现四种灵活性：1、思维起点的灵活（要多角度、多途径、多层次、多方向思考问题）。2、思维过程的灵活（排除种种思维过程的障碍）。3、思维运用的灵活（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能总结经验，探索一般法则）。4、思维速度的灵活（在牢固掌握基础知识，善于找出共同要素，敏于作出经验概括、勤于探索学习方法的基础上，能够迅速地储备、吸收和创造信息，促进迁移迅速、准确）。

创造学上关于迁移法则的论述对文艺创造学也有一定的启示。早在东晋时期，大画家顾恺之对绘画构思特点的一个极其简练的概括就是“迁想妙得”。顾恺之说的这个“迁想妙得”，不仅可以作为创作中把作者的思想“迁入”对象之中，以深切体会对象的思想感情，而且可以扩展开来，说明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移植、嫁接等规律。不同艺术门类之间不仅能够互相借鉴、补充，而且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移植。小说可以改编为电影、电视、戏剧，反过来，电影、电视、戏剧也有扩充为长篇小说的。还有将绘画改编为小说故事，将小说改编为舞蹈等多种情况。这些也可以说是“迁想妙得”，挪“地”之后获得新的生机。

电视连续剧《亮剑》曾在全国引起轰动。这个电视连续剧是根据都梁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都梁是个经商者，他创作《亮剑》的最初动机（或者说是直接导因有些奇特。整个创作所花的时间可以说又长又短。说长，这本书酝酿了很多年，许多人物已烂熟于心；说短，他实际只写了8个月，而且都是利用业余时间──白天做生意晚上写，甚至在老人的病床前写。能写出这本书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说偶然，创作的直接动因是因为和朋友打赌：他和朋友聊天，把当今的小说骂了个遍。朋友就说，你别光说人家的不行，你写一部出来看看！他说，写就写！于是，他写起了这部长篇小说《亮剑》，并且花的时间不长。说必然，因为他对我党我军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和人物有过认真的研究，对前苏联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历史也有十多年的研究和思考，对文学作品的痴迷则是从十几岁就开始了。

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后，更加立体化了。该电视剧拍得非常成功，它对原著做了很好的加工。在整部小说的抗战部分，李云龙原本占的比例不是很多。而改成电视剧后，抗战的部分占的比例较重，相应的，李云龙的戏也增加了不少。如果完全按照小说的比例，则欠合理，拍出来的李云龙也不会像现在的丰满。《亮剑》的主人公李云龙是有原型的。这个人立过很多战功，但也犯了不少错误，他为人耿直，但脾气也很粗暴，比如说他谈对象，未来的“泰山”起初不愿意，他竟然把手枪甩到了桌子上。李幼斌出色地完成了这一角色的塑造，既风风火火、快人快语，又很有胆略，具有一种泰山压顶的气势。全剧更突出了一个关键性词句：“狭路相逢勇者胜”。

文化部、财政部2002年8月31日联合印发的《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及配套文件中把创作作品分为三类：

1、原创新作品。文件中指出：“创新是舞台艺术的生命力。大力支持并鼓励艺术家进行原创新剧目的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新的优秀作品，是舞台艺术不断繁荣和发展的必由之路。为此，在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实施项目中，将重视和鼓励原创新剧目的创作与生产。”

2、改编移植作品。文件中指出：“舞台艺术作品的改编创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各艺术品种之间的改编移植。不同艺术品种之间的改编移植在历史上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如将优秀的文学、影视作品改编成为舞台艺术作品，或者不同舞台艺术品种之间的改编，都曾经出现过很多优秀艺术作品。二是坚持‘洋为中用’的方针，选择外国优秀艺术作品进行移植。改编移植作品要求能够在原作的基础上，发挥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段的优势，鼓励探索和创新，使之成为新的优秀作品。”

3、加工修改作品。文件中指出：“舞台艺术具有自身的特殊规律，优秀作品的形成需要在整个创作生产过程中反复不断的修改、加工和提高。一部舞台艺术作品的加工修改过程，就是作品不断经受观众检验，不断提高质量的过程。为此，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将选择一批具备较好基础的作品和具有再创作潜力的剧目进行加工修改，进一步提高整体艺术水平，使之成为能够常演不衰的保留剧目。”

这里提到的第二类创作作品就是“改编移植作品”。

“改编”和“移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著名华人作家白先勇将汤显租55折的《牡丹亭》剧本压缩成27折，在世界多处巡演，这种本子属于改编本。改编本在保持昆曲抽象写意和以简驭繁的美学传统的同时，也利用现代剧场概念使古老的剧种适应现代观众的视觉要求。白先勇的这个创作则是改编，而不称为“移植”。移植是不同艺术形式、种类、门类的转换。如京剧《白毛女》、《红灯记》、《沙家浜》的创作。

改编移植应当遵守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尊重原著。原著的主要精神、宗旨，原著的核心情节不能改变。用数学分支之一──拓扑学的一个术语来说，这是个“特征不变量”。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机械工程专家、教育家杨叔子先生，不仅在科学上重大建树，而且人文知识、国学功底非常深厚，堪称奇才。他在谈到高校学生要增加人文素质的时候讲过：文艺作品不仅要“形似”，而且更要“神似”，形似停留在表面，神似抽取本质。一个漫画家的几笔把所绘的对象刻画得维妙维肖，这几笔就是对象的本质，就是现代数学“拓扑学”中的“特征不变量”。“拓扑学”是研究几何图形的，一个几何图形不管怎么变化，而在变化中始终不变的那些要素(即本质)，就叫图形的“特征不变量”。“神似”就是提炼形中的“神”，就是抽取形中的“特征不变量”。杨叔子先生举过描写春天的两个名句，一是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一是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自古以来，很多人都讲“绿”、“闹”用得好！为什么好？从科学角度上看，“绿”与“闹”分别是在那个特定空间中春天的“特征不变量”。“绿”，是对千里江南这个在数学上可谓是一个无边际的巨大空间的定义域中春天的“特征不变量”，春风吹来，由南而北，“绿”渐遍及!没有第二个字能取代!“闹”，是对小小杏枝头这个在数学上可谓是一个极小的空间的定义域中春天的“特征不变量”，春风吹来，那么一个小的枝头，枝摇、花繁、蜂鸣、蝶舞、虫飞，好不热闹!还有另一个字可取代”闹”字吗?

那么，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改编移植也要保留“特征不变量”，虽然中心词素是个“量”字，其实是本质特点，即决定着事物根本特征的质的问题。而国内有些改编移植则是伤筋动骨，甚至是面目全非，亵渎了原作。《二泉映月》是世界公认的十大名曲之一、被日本的小泽征尔称作“只能跪着听，坐着或站着都是不恭敬”，但在我们国内一次全国青年歌手（通俗唱法组）大奖赛上，一位选手在直播现场唱的《二泉映月》，有原曲的某些旋律，却被填上花好月圆的言情歌词，配以流行音乐的节奏和音响。观众中则不免哗然，有人愤然说：“这简直在糟蹋高雅艺术！”

据了解，日本曾多次拍摄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在上世纪70年代就曾以《猴子》为名拍摄了长篇电视剧，这部在日本和英国、澳大利亚热播的电视剧也想进入中央电视台播出，但其内容不符合原著精神，遭到了抵制，在这种背景下才诞生了央视自己投入制作的《西游记》。在法国戛纳电影节亮相的日本版电影《西游记》也严重破坏了原著主题，有些情节甚至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比如孙悟空被描述成神经质超人。而孙悟空穿上“迷你裙”则让六小龄童发怒：“名著可以改编，但是要有底线，不能瞎改。”他认为海外对《西游记》的改编可以说是糟蹋我国民族文化经典，而最令人痛心的是中国人自己也不重视保护，“比如现在有一些影视作品和图书动不动就让孙悟空上床、唐僧调情，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目的。”

近年来，媒体上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关于乱改歌颂英雄人物作品的报道。这种乱改歌颂英雄人物作品的恶劣表现更难以令人容忍！

在武汉市一些酒吧、厅吧、演舞吧里，不良文化正在悄悄地蔓延着，一些黄色笑话、“黑色幽默”竟颇受“欢迎”，英雄人物在这里成为笑料。2001年3月5日，是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发表38周年纪念日，而在某迪吧竟然播放按着《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曲调填词的所谓新“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雷锋吃了摇头丸，也和我一个样……”。

歌剧《江姐》，是20世纪的红色经典之一，然而有些地方却把它“另类化”了，甚至可以说是肆无忌惮地亵渎。在天津一家大型演艺中心，上演过一出“另类”的《江姐》──剧名为《红梅赞》。演出开始时，一个浑厚的男中音发出幕外音：“中国共产党建立于1949年10月1日，就在那时，浓云迷雾笼罩着长江、嘉陵江汇合处的山城”云云。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日，说成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日子，究竟是口误还是无知呢？观众当即有人指出这种荒谬。当江姐唱完《绣红旗》后，只见身穿军装脚踏雨鞋的“国民党处长”骂骂咧咧地走上舞台，开口就是“他妈的……这个江××想造反不成……”；而甫志高的出场更是令人作呕，满嘴天津方言，演员未出场，粗口先到，“你他妈喊嘛呢？小×找死呀……”而在审问江姐一折里，诸如“……江××几天不见你是越来越骚……只要你招了就给你一座花园别墅外加两个帅哥……”此类粗俗下流的语言就如同家常便饭般出自“甫志高”的口中。在刑场一折里，“甫志高”那低级庸俗的语言更是一句接一句，满口粗话不堪入耳。在武汉香港路某酒吧，关于江姐的故事被篡改得乱七八糟，该酒吧“隆重推出”的小品表演里，江姐被丑化成和日本鬼子勾勾搭搭的反面人物，以此来博得观众一笑。

有些所谓改编的电视作品，如《林海雪原》，在主要人物身上硬加上爱情戏，刻意挖掘所谓“多重性格”；在反面人物塑造上又追求所谓“人性化”，全然不顾人物性格的可信性。当原著内容有限时就肆意扩大容量，“稀释”原著，而根本就没有了原著的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引起了许多观众的不满。此外，改编的电视作品《烈火金刚》、《小兵张嘎》、《红灯记》、《沙家浜》、《闪闪的红星》、《红色娘子军》等都有走形的情况。

国家广电总局下发《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等三个文件，以期遏制影视类节目中低俗化现象的蔓延。要从根本上遏制媒体低俗化现象的蔓延，除了政府的有效监管，媒体的自律外，更重要的还有民族道德体系的重建与强化。

世界上任何事情超出它的“度”总不行，而要恰当地把握事物的“度”也非易事。新时期的文艺（包括大众文化）对“文革”中那种“三突出”、“高大全”的创作理论作了积极的反叛，在塑造新的英雄形象的时候把英雄复位为常人，适当增加人性化的成分，这是对的。但是，有些人借口要把英雄形象人性化而对英雄形象的本质特点伤筋动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可取的行为。值得深思的是，那些“东方嬉皮士”的演出、那些被歪曲了的英雄形象，其盲目的欣赏者往往是一些在政治、道德、性格和审美取向上都不是太成熟的年轻人。

在改编移植方面，引起国内广泛注意并且遭到广大读者严厉批评、波及面最广的是2003年发表在大型文学杂志《江南》上的中篇小说《沙家浜》。中篇小说《沙家浜》试图对京剧《沙家浜》涉及的人物和故事进行“戏说”，对阿庆嫂、郭建光的形象加以“人性化”、“平民化”处理。但结果怎样呢？阿庆嫂成了胡传魁的姘头；郭建光不仅和胡传魁争风吃醋，而且成了毫无主张并且只知道求救于胡传魁的无能指挥员（作品中甚至借阿庆嫂的目光，说郭建光在胡司令的面前“居然也有一种摇头摆尾的哈巴狗的样儿”，这是对新四军英雄形象的公然污蔑！）出人意料的是，软弱无能得像武大郎似的阿庆倒成了最后解决问题的关键人物。小说除保留了沙家浜这个地名、保留了几个人物的姓名、忽隐忽闪地写到新四军的伤病员、追叙中提到阿庆嫂把胡司令藏在水缸内躲过日本鬼子的搜查外，简直把京剧《沙家浜》歪曲得面目全非了。难怪筱惠琴女士（京剧《沙家浜》前身——沪剧《芦荡火种》作者文牧先生的夫人）气愤地说，如果你要搞文学创作，你尽可以自己去深入生活，去搜集材料，何必利用《芦荡火种》、《沙家浜》中人物的真名真姓来写？像《江南》上发表的那篇小说这样搞，“完全是丑化”。且看其中某些丑化英雄人物的描写：

在中篇小说《沙家浜》中，阿庆嫂的形象严重地被歪曲。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风流成性、令人丧失理智的阿庆嫂”──引号中的这句话是小说中郭建光心理独白时出现的话语。小说中提到，沙四龙是阿庆的好朋友，他看不惯阿庆嫂的风骚。作品中借沙四龙的心理活动说，“况且这个被镇上人称为武大郎的阿庆的老婆跟镇上的男人不干不净已不是头一桩了”（言下之意，还不只是胡传魁），“阿庆娶了这么个狐狸精，又生不出孩子，真是作孽啊。”接着，小说专列一小节写道：“那可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啦”。按前几句的语势和内在逻辑，这岂不是说：阿庆是“鲜花”，阿庆嫂是“牛粪”！小说写到蒋医生为阿庆取***头时，“整个房间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就跟阿庆嫂来了例假似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作品如此放肆地给本来是正面英雄人物的形象虚构这种风流韵事和进行种种丑化，在建国后的文学作品中，恐怕是开了一个恶劣的先河！

在京剧《沙家浜》中，郭建光是人物表中的第一号角色，身份是新四军某部连指导员。中篇小说《沙家浜》中的郭建光，想利用阿庆嫂与胡司令的关系，敦促胡司令与我新四军合作，并且“忙里偷闲”，与阿庆嫂又在私情上“接上头”了。郭建光既然知道阿庆嫂和胡传魁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为什么自己还要卷进这个情感的纠葛之中，在三角之间又增加了一角？这哪里还像一个共产党员？哪里还像一个挺身在抗战第一线的仁人志士呢？她和阿庆嫂的关系到了什么程度，小说中有的地方点得已十分明显，有的地方则用了侧写手法，譬如：阿庆有时在心里大骂郭建光：“我阿庆人是长得难看，比不上郭建光漂亮”。“我活乌龟都当到现在了，你就让我太太平平地当只活乌龟行不行，……有时我也真想跑去给黑田报个信儿，把你们这些个奸夫淫妇都抓起来剁了（这种话比汉奸的语言又好得了多少？作者错误地把两种截然不同性质的矛盾混杂在一起——引者）。

小说中写道，十八个伤病员，“死的死了，被俘的被俘”，只有受伤的郭建光从芦荡里逃了出来。这本来也无可指责，但他见到阿庆嫂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全完了……”作品中写他的“心情糟得像一团烂泥”。“悔恨和哀伤使他在阿庆嫂的眼里几乎变成了十分懦弱的男人。”小说中说郭建光成了“光棍司令一个”，“新四军伤病员的被抓与他和阿庆嫂的那种关系的产生都使得他在以后的岁月里自己无法给自己做主了，自杀的念头几乎每隔几个小时就冒出来”。他还在胡传魁面前哀叹道，想不到“我郭建光落到今天这地步”。这哪里像京剧《沙家浜》中宛如泰山顶上一青松的郭建光呢？

在抗日战争中，我党的一个重要方针是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待国民党，我们决不能轻易地把兵权交出去。可是中篇小说《沙家浜》中写郭建光与胡传魁的对话时，郭建光竟然说：“我直话对你说了，只要你能够帮助我把黑田的炮楼弄掉，救出伤病员，我告诉你新四军大部队撤退时藏军火的地点，那些个***弹药够你胡司令在这一带称雄几年的。”郭建光是否准备先利用了胡司令再说，到时候关于军火的事情可以抵赖，还是确实准备这样做呢？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新四军的基层领导，无论如何是不应该把新四军大部队撤退时藏军火的地点告诉给国民党的。

阿庆，在京剧《沙家浜》中是个间接点了一下的人物。而中篇小说《沙家浜》写阿庆的地方恰恰最多。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极力渲染阿庆是个类似武大郎式的窝囊废。但在炸鬼子炮楼的行动中，却是唯一一个敢于献出生命的“义士”。他自称“活乌龟”，莫名其妙的是，他也有情人，他与高家村高升平的老婆章翠花偷情，还生了个私生子金根。他因为无意间中了鬼子带毒的***，反正也活不长了，才愿意暗藏炸药与鬼子炮楼同归于尽。执行此计划前，他只希望：一、预先享受一下哀荣；二是通知他的情妇章翠花来吊丧；三是立个墓碑，刻有义士阿庆的字样。

全篇写得最龌龊的，是阿庆提前“体验”棺材里滋味这一大段。阿庆在棺材里面又是屎又是尿的，小说就把这位荒谬逻辑上虚构出来的“义士”，放在这样的环境中。反复渲染里面的臭不可闻也就罢了，令人奇怪的是，躲在棺材里的阿庆还“边听边判断来奔丧的亲朋好友谁小气谁大气”。他此时仍然记恨郭建光，居然能判断出“郭建光的脚步声倒是没听到，这家伙肯定躲在柴房里，跟躺在棺材里的阿庆一样难受”。最荒谬的是，当阿庆听到棺外自己的情妇翠花来吊丧时，听到有人打听翠花与阿庆是什么关系时，“阿庆笑了笑，翠花的哭声又尖又高，很有力的，都快把房顶戳穿了，阿庆想到这，两腿间的那根棍子竖立起来，他伸手拍打着自己的肉棍，听着翠花高低起伏的哭声”。──这里的虚构真是荒谬至极！阿庆既然要舍身就义了，心情必定很沉重，此时在棺材里还笑得起来吗？他既然已经中了日本鬼子有毒的***，身体状态一定极端危险，即使听到是情妇来了，可哪里还有雅兴和力量“勃起”呢？作者是在写“义士”，还是在胡说八道！

我们国内正在进一步加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人们也不会轻易地给中篇小说《沙家浜》的作者扣什么帽子，但作为一个作家或者说一个文学编辑，难道就应该肆无忌惮地兜售这种荒谬不堪的污秽吗？难道就不应该讲一讲作家的道德良知吗？

歌德说过：“伟大的需要使人崇高，卑微的需要使人沉沦。”当今种种低俗、恶俗、庸俗的流行文化，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有先进文化的引导。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有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有巨大的反作用。时代在不断发展，当市场经济成为主导经济形式之后，社会上出现许多新的现象、新的情况、新的问题，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用正确的思想占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文艺创作活动，作为道德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必须与社会综合治理相结合，再不能容忍那种公然亵渎英雄人物形象的“东方嬉皮士”行为！

改编移植是创造性劳动，是一种二度创作，实际上是更难。比如四大名著中的一些仪式场面，在原著中也许只有几百字的描写，而到了影视剧中组织成可视性画面则要花很大的心血。改编移植是促进各门艺术互相渗透、彼此融合的有效手段。它可以扩大原著的影响，但必须在原著的基础上真正有所加工改造，有所创新。在改编中，处理好“改”与“编”的关系是最关重要的。既然是“编”就必须要忠实于原著的精神内核，精选其华彩部分，使得改编本更加集中、简练。改编者在动笔之前，首先要深刻领会原作者的创作意图，准确把握原著的思想实质，努力把原著的风格神韵表现出来；既然是“改”，就要进行再创造。因此，忠实性和创造性的有机统一，是改编移植应遵循的重要原则，能否正确运用这一原则，往往是改编移植成败的关键。任何一种改编，永远是对原著的创造性再体现和对它的艺术学的分析，是在原著中寻找美感的源泉，是在原著基础上的一次艰巨的艺术再创造。改编者对原著所进行“删”、“增”、“并”、“改”，绝不是任意而为。他是在忠实于原著精神、神韵、风格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独特发现和理解所作的创造性艺术处理。

2006年4月6日，广电总局发出《关于印发<电视剧拍摄制作备案公示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根据《通知》，自2006年5月1日起，将取消原有的“电视剧题材规划立项审批”制度，实行“电视剧拍摄制作备案公示管理暂行办法”。

它的核心内容是改变了原有的题材审批环节，明确了广电总局和地方广电局各自的管理职能。对于选题竞争，题材撞车等问题，新办法的实施，将主要依靠市场运行机制来进行有效调节，优胜劣汰，让市场和法律作为主要依据。同时又指出，新办法是对拍摄制作剧目的备案公示管理。也就是说，拟进入拍摄制作阶段的剧目还是要审核、把关，进行宏观调控的，从而避免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浪费。1981年前后,八一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制片厂同时拍摄根据周克芹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改编的同名电影，如期拍摄完成并与观众见面。当年就有不少观众质疑，《许茂和他的女儿》并非名著，这样轰轰烈烈地拍摄有必要吗？我们的国家毕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物力、财力尚未十分富裕的情况下，能这样在电影电视拍摄领域里唱“对台戏”吗？文艺创作和文化运作是不同层次的系统工程，无论创作和移植改编都需要宏观地考虑，高瞻远瞩，胸有全局，漂亮地投好每一着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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