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话重提：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作者：张宏梁）

为什么要重提“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这个老而又老的话题？因为这条颠扑不破的真理现今却遭到了挑战，有些作家艺术家将其丢到脑后了。

比如说在南京举行的苏童小说创作研讨会上，有记者问苏童：“很多作家为了体验生活，都喜欢从都市到农村，或者偏远地方去呆上几个月。似乎你很少这么做。”苏童回答：“嗯，靠体验能写出什么东西呢？作家就是一个虚构动物。我说这个话可能有点过。但我就是觉得，其实一个作家18岁之前对社会的认知和体验就足够写一辈子了。”《扬子晚报》2006年12月3日刊登记者对苏童作品研讨会的报道时，加了一些小标题，其中一个小标题就摘取了苏童的话《18岁前的体验够写一辈子》，用黑体字突了出来。

苏童被誉为“健康知识分子的侧影”，也是笔者非常敬佩的作家，他这段反弹琵琶的奇论见报前，不知记者有没有给本人再看一遍？因为一个作家的即兴讲话和正式发表出来毕竟还有区别。诚然，现在哪些长期住在城里的的作家要到农村去蹲点几个月，或者说某些作家要到被写对象所在地长期采访，有些实际问题。现在的蹲点也好，采访也好，与柳青、浩然那个时代不同了，但不等于不要蹲点，不要采访，不要体验生活了。

苏童说此话时自己也觉得有点“过”──哪里只是有点过呢？这是连起码的唯物论也不讲了么。如果“一个作家18岁之前对社会的认知和体验就足够写一辈子了”，那么，许多作家就可以像古代一位文人那样，把自己关在阁楼上，叫家人抽去木梯，专心在楼上写作，到吃饭时才由家人暂时放好木梯将饭送了上去。再说，一个人在18岁之前对社会的认知和体验，只能叫做青少年的认知和体验，通常不是很成熟的，还不能叫做“一个作家对社会的认知和体验”。苏童成年后写的那些优秀作品难道就是靠18岁之前的认知和体验吗？

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基本原理。现实生活在日新月异地变化，不断出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新的人物关系，需要文艺创作者去熟悉，去揭示。改革大潮中的新景象、新事物、新经验、新的感人事迹，更需要文艺创作者去体验，去讴歌。凭我们过去的一些生活积累实在是不够用了。要创作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创性作品，就必须跳出狭小的生活圈子，熟悉新的生活，扩大视野，积累丰富的素材。靠闭门造车、向壁虚造，甚至做“宾馆作家”，那是不行的。

有人或许认为：“写现实题材吃力不讨好，写历史题材就可以少谈对现实生活的体验。”这也是一种偏见。写历史题材不仅需要翻阅资料，需要有厚实的文化底蕴，也需要知道特定时代背景中的生活。资料中所反映的人物关系、生活画面、民俗风情，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是“流”，而在当年仍然出于生活之“源”。写历史题材有时候也需要把今天现实生活中人物的关系、人物的矛盾间接地反映到作品中去。京剧《廉吏于成龙》为什么引起那么强烈的共振？为什么获得那么高的评价？就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不少贪官污吏，社会特别需要清官从政么！

写历史题材，如果离开了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体验，不努力适应现代欣赏者的审美要求，也就很难使作品产生积极的社会价值。了解现代观众和读者的审美心理，也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认识、一种感悟。笔者曾专题探讨过戏剧、电影、电视中的仪式美问题。现代观众就很喜欢看历史上的仪式场面，这是现代观众的审美心理、好奇心理所决定的。以电视连续剧《陈赓大将》来说，有许多镜头画面是其他历史题材所未见的。如第一集，陈赓在华阳救了蒋介石，后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表彰东征有功学员的大会上给陈赓也授予了勋章。这授勋的一场戏非常精彩。操场上是整齐列队的黄埔学员，黄埔军校教育长钱大昀报一个名字，此人就敬军礼，再以正步走的形式上台接受蒋介石发的勋章。画外音报出此人的简历。编导者不怕花时间，从容展开。选择的授勋人员如胡宗南、黄维、徐向前、宋希濂……正如笔者所推测的，最后安排的是本电视剧的主人公陈赓，与前面数位不同的是陈赓则不报简历。──这样的场面虽然花了较多镜头，但观众很爱看，因为这些人物都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观众也在思考每个人命运和归宿的不同。在雄壮的音乐声中，每位被授勋的人员以正步走的形式上台领奖，增加了气势和场面的观赏性。这里的仪式场面虽然经过了艺术加工，但素材首先来自于当年的现实生活。

说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因为生活中本来就有许多精彩的故事、精彩的画面、精彩的细节，它就像井水一样打也打不完。有些独特的材料，是作者关在屋子里、坐在沙龙里无论如何也想不出的。拿电视连续剧《上将许世友》来说，新鲜的画面真可以说层出不穷，而且不少独特的场面、独特的细节肯定来自生活真实：攻打济南时，我军许多战士头上都顶着铁锅，冒着枪林弹雨冲锋，这种大规模地顶着铁锅向前冲的场面，至少笔者在其他战争题材的影视片中没有见过。再比如，当毛主席作出大军区领导干部要下连队当兵的指示后，许世友即来到连队，当了一个月的普通士兵。后来，这个连队的几位士兵要退伍了，他们到南京看望许司令，许司令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和他们喝酒、打扑克。电视剧中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画面：堂堂的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脸上也贴着几张条子，表示输过几次。他们打牌时约定，谁甩赖就钻桌子。结果，许世友有一次甩赖被发现，战士叫他钻桌子，他没办法，按照约定只好钻。这个细节无疑来自生活中发生过的事实，否则的话，编导很难作这样的设计。

毛泽东同志有个经典名言：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1]毛泽东这段话讲得很辩证，也是留有余地的。他说的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那么，我们在看到矛盾的普遍性的同时还应该看到矛盾的特殊性。现实生活中有许多英雄人物、先进人物、模范人物的事迹，本身就提供了体现崇高美的感人材料、戏剧性情节、精彩画面、独特细节，甚至可以说，虚构加工也是难超越的。文艺创作者如果去熟悉这些人，这些事，甚至只要忠实地做个记录者，就比关在屋子里虚构，更能感动人，打动人。这里不妨看一个老话题中新挖掘的材料。

1963年，贺敬之以1200行的长诗《雷锋之歌》轰动文坛。在这之前，雷锋的事迹见诸报端后，贺敬之的夫人柯岩立即打起背包奔赴辽宁抚顺雷锋生前所在连队，向雷锋生前的战友们了解雷锋的事迹。一次，雷锋生前的指导员边讲雷锋边“呜呜”地哭起来，他哽咽道：“我一闭眼，雷锋就好像在我眼前，他的影子老在我眼前转。他牺牲后，素不相识的抚顺老百姓万人空巷送他的情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说着，这位指导员又哭起来。回京后，柯岩顾不得休息，行囊还没有打开，就急切地把贺敬之叫到身边，她把雷锋的事迹、战友们对他的怀念，一一讲给贺敬之听。一个说，一个听，渐渐地，两个人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不约而同地哭起来。这个情景被贺敬之的老母亲见到，老人以为两口子在吵架，赶紧走过来要进行劝解。经儿媳一解释，老人也哭起来：“这样好的人怎么能死，我已经老了，要让我替他多好！”在那些日子里，贺敬之柯岩夫妇都在酝酿着要为雷锋写点什么。恰巧，正在住院的王震将军把他们夫妇和郭小川等人叫到身边，嘱咐他们一定要写写雷锋。于是就有了贺敬之饱含热泪写下的《雷锋之歌》。

近一两年来，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栏目也由几乎专事曝光而注意增加了歌颂崇高美、歌颂新事物、探讨新做法的专题内容，中央电视台的“生活”频道和另外一些频道歌颂崇高美的则更多。全国有不少地方性电视台都设有纪实专题的栏目，其中不少是歌颂崇高美的。这就说明，现实生活中不断有体现崇高美的事迹、人物产生，只有那些热衷于写脂粉女人、写小资心理、写奇情怪恋的人，才不喜欢接触、熟悉、了解火热的现实生活，不热心表现现实生活中那些体现出崇高美的人物和事迹。



二

生活中提供的素材需要认真挑选。有些材料假如用通讯报道、小说文字来表现，未尝不可。比如有篇报道，题目叫做《来自上甘岭坑道里的“迟到”新闻》，追述了抗美援朝中志愿军某部卫生员王清珍的感人事迹。报道中讲，当年王清珍所在部队一位姓曹的排长急需导尿，如不赶紧排尿，就有导致尿中毒甚至膀胱破裂的生命危险。当时唯一的办法是别人用口吸导尿管。可是曹排长周围的几个男性都是身子无法动弹的重伤员。卫生员王清珍是个17岁的姑娘，曹排长尿道口外的导尿管才一公分长。情况十分危急！“面对快要被死神拉走的战友，王清珍扑下身去，侧过脑袋……使劲吸了一口、又一口，吸到第三口，尿液终于畅快地流出来了”。“上甘岭的英雄土地，目睹了这人间最圣洁的一幕。”王清珍就是电影《上甘岭》中卫生员王兰的原型之一，但是电影《上甘岭》绝对不会表现王兰给伤病员吸导尿管的画面，电影创作时的社会背景也绝对不允许加上那样的镜头。到了今天，某些追逐低俗品位的导演、制片商，岂不要把这样的材料当作吸引人眼球的法宝，若明若暗地把它表现出来。

令人想不到的事还真有之。电视连续剧《荀慧生》演到第2集竟然出现男旦小艳红猥亵男童的情节。据讲是有历史根据的。“荀慧生和哥哥荀慧荣十来岁的时候，被卖给花旦小艳红学戏，小艳红有次给了点钱让慧荣去洗个澡，晚上把他叫到房里。这时在隔壁屋啃着糖葫芦的慧生便听到了一声惨叫，深夜慧荣撅着屁股回来了。”有的观众认为：这种情节居然在中央八套播出的节目里出现了，“让人接受不了！”还有观众表示该剧集“从头到尾就是男人在调戏男孩，再不就是男孩挑逗男孩。有集里面两个天津小混混见了去打酒的慧生，居然说什么:小戏子真白嫩，大爷我今晚睡不着觉了。这种细节反复出现，除了教坏孩子，还是教坏孩子。”可见，有些材料虽然来自生活真实，甚至生活事实，但不加选择地一味搬到作品中来，是很不妥当的。

大家都看到，近年来在文艺创作领域出现了许多从经典作品中引申、派生、改编、移植出来的作品。确实，改编、移植也是文艺创作的一种途径，我们可以参照创造学上所说的“迁移法则”作些诠释。创造学上讲的“迁移法则”就是将已经获得的知识、技能、甚至方法和态度对学习新知识、新技能，进行新的创新性活动的影响。迁移基于五种可能性：1、原型启发；2、相似原理；3、仿生移植；4、模拟类比；5、对比联想。正如创造学上说的迁移有正迁移和负迁移之分，文艺创作领域内对经典作品的改编、移植，也有成功与不成功（以至荒谬）之区别。成功的如京剧《华子良》、京剧藏戏“两下锅”的《文成公主》等，改出了新貌，编出了新意。但也有些改编是令人遗憾的以至是荒谬的，诸如《春光灿烂猪八戒》，根据《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新编出来的一些电视剧，给人眼花缭乱的感觉，其效果不过是博取某些观众低俗一笑而已。

改编移植应当遵守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尊重原著。原著的主要精神、宗旨，原著的核心情节不能改变。用数学分支之一──拓扑学的一个术语来说，这是个“特征不变量”。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机械工程专家、教育家杨叔子先生讲过，一个漫画家的几笔把所绘的对象刻画得维妙维肖，这几笔就是对象的本质，就是现代数学“拓扑学”中的“特征不变量”。“拓扑学”是研究几何图形的，一个几何图形不管怎么变化，而在变化中始终不变的那些要素(即本质)，就叫图形的“特征不变量”。“神似”就是提炼形中的“神”，就是抽取形中的“特征不变量”。那么，不同艺术门类、不同作品之间的改编移植也要保留“特征不变量”，虽然中心词素是个“量”字，其实是本质特点，即决定着事物根本特征的质的问题。而有些改编移植则是伤筋动骨，甚至是面目全非，亵渎了原作。

据媒体报道，日本曾多次拍摄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在上世纪70年代就曾以《猴子》为名拍摄了长篇电视剧，这部在日本和英国、澳大利亚热播的电视剧也想进入中央电视台播出，但其内容不符合原著精神，遭到了抵制，在这种背景下才诞生了央视自己投入制作的《西游记》。在法国戛纳电影节亮相的日本版电影《西游记》也严重破坏了原著主题，有些情节甚至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比如孙悟空被描述成神经质超人。而孙悟空穿上“迷你裙”则让六小龄童发怒：“名著可以改编，但是要有底线，不能瞎改。”他认为海外对《西游记》的改编可以说是糟蹋我国民族文化经典，而最令人痛心的是中国人自己也不重视保护，“比如现在有一些影视作品和图书动不动就让孙悟空上床、唐僧调情，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目的。”日本还有一个《西游记》改编本，唐僧居然是个女的。

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国内一些人对红色经典的篡改、亵渎！在改编移植方面，引起国内广泛注意并且遭到广大读者严厉批评、波及面最广的是2003年发表在大型文学杂志《江南》上的中篇小说《沙家浜》。笔者也曾撰文痛斥之。

世界上任何事情超出它的“度”总不行，而要恰当地把握事物的“度”也非易事。改编移植是创造性劳动，是一种二度创作，实际上是更难。改编移植是促进各门艺术互相渗透、彼此融合的有效手段。它可以扩大原著的影响，但必须在原著的基础上真正有所加工改造，有所创新。在改编中，处理好“改”与“编”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既然是“编”就必须要忠实于原著的精神内核，精选其华彩部分，使得改编本更加集中、简练。改编者在动笔之前，首先要深刻领会原作者的创作意图，准确把握原著的思想实质，努力把原著的风格神韵表现出来；既然是“改”，就要进行再创造。因此，忠实性和创造性的有机统一，是改编移植应遵循的重要原则，能否正确运用这一原则，往往是改编移植成败的关键。任何一种改编，永远是对原著的创造性再体现和对它的艺术学的分析，是在原著中寻找美感的源泉，是在原著基础上的一次艰巨的艺术再创造。改编者对原著所进行“删”、“增”、“并”、“改”，绝不是任意而为。他是在忠实于原著精神、神韵、风格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独特发现和理解所作的创造性艺术处理。

如果仅仅满足于对经典作品的改编，而不是把创作重心放在对现实生活的观察、熟悉，由此多拿出一些原创性作品，文艺就很难出现战略上的推进，全局上的推进。

有些作品，创作人员的署名中未见“根据×××作品改编”的字样，但明眼人会看破其中的底细。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无论人物关系还是故事结构都与曹禺的《雷雨》十分相似，甚至可以说是克隆出来的。虽然剧组也一直对外界表示该片取材于《雷雨》，但字幕中未见有“改编”字样。《满城尽带黄金甲》和《雷雨》的人物基本是对应的：大王──周朴园；王后──繁漪；元祥太子──周萍；三王子元成──周冲；医女蒋婵──四凤；蒋太医──鲁贵；蒋氏──侍萍（鲁妈）。二王子元杰则是为了让周杰伦加入进来而特地增加的人物。影片中，王(周润发饰)逼梁国公主(巩俐饰)服药，墙上挂着前妻肖像，这都让观众直接想到《雷雨》，而情节到最后，重阳节晚宴血溅宫廷，这又让人想起冯小刚导演的《夜宴》高潮部分。再说《夜宴》呢？也不过是《哈姆雷特》的翻版。连剑头上带毒这些细节都像。



三

联系文艺创作界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其中一个与强调“生活是文艺创作唯一源泉”相关的问题就是：媒体不宜再失去分寸地吹捧某些神童作家、青少年作家了。

国内有些报纸转登美国媒体的一篇报道，大意是，一个有二分之一华裔血统、名叫“邹奇奇”的女神童，4岁开始用英文写作，至7岁时已创作了300多篇短篇小说，共计超过22万字。笔者粗略估一下，平均每篇仅730多字。以中国汉字计，一般说来短篇小说3000字以下只能叫“微型小说”。她写的是什么小说呢？我们固然应该为有这样华裔血统的神童而高兴，但报道显然也有失实之处，对青少年一代只能是误导。

有些神童作家、80后作家被炒作到神化的地步。据报载，韩寒的一个小说《光荣日》尚处于腹稿状态，榕树下文化公司的老板虽然还没有看过稿子，甚至连大概的故事都不太清楚，却已经敢把起印数开到70万册左右，并且签下280万版税，创造中国出版界新纪录。韩寒透露说，《光荣日》的故事已经萦绕在自己心头好多年了，“一群都市的青年人，大学毕业了不想过一般人过的日子，偏偏结伴去了农村乡下，他们想干一点好玩的事情。”之前有人评价这个故事将是“现代版竹林七贤”，韩寒自己却说：“有没有竹林七贤的那种风雅，我不知道，故事有点荒诞，但是荒诞比许多风花雪月的故事都要现实，剖析问题也更透彻。”笔者真不明白，这样的题材有多大魅力和震撼力能值那么多的钱？一本书稿，尚处于腹稿状态就签下280万版税，这身价也在追逐歌星、影星了。媒体上经常吹捧的那些神童作家、80后作家，究竟有多少生活功底、文化功底，写了那么多的书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报刊上不时出现关于这些作家抄袭之嫌的报道，比如郭敬明的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被北京市一中院判决认定是剽窃庄羽《圈里圈外》的，该中院判令郭敬明、春风文艺出版社立即停止《梦里花落知多少》一书的出版发行，共同赔偿原告庄羽经济损失20万元，在报纸上公开向原告庄羽赔礼道歉，被告北京图书大厦有限责任公司停止销售《梦里花落知多少》一书。

近年来，媒体上不断有关于著作权官司的报道，笔者根据截止目前的报道，信手可以抓来一大把，例如：歌剧《秦始皇》被指抄电影《秦颂》，虚构情节竟然一样。再如，据报载，年仅17岁的七堇年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大地之灯》。著名评论家陈晓明指出，从文本句式与作品风格来看，明显有模仿安妮宝贝的痕迹。

诸如此类的出版官司，就充分说明了一点：他们的创作是把资料、把别人的作品当作参照物，而不是把生活当作源泉的。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有些人不是从生活中去找创作灵感，却想通过吸毒寻找创作的“烟士披离纯”。2006年，著名歌唱家刘欢赴重庆宣传禁毒时直言“在音乐圈里面，吸毒者还是大有人在。很多年轻的音乐人，特别是做另类音乐的都靠毒品寻找创作的灵感。”同时，刘欢还表示，“但我要明确告诉大家的是，没有真正的艺术家、音乐家是靠毒品出名的。”刘欢认为“做另类音乐的都靠毒品寻找创作的灵感”，这一判断可能与事实有出入。然而他直言靠毒品来寻找创作灵感是行不通的，这个正确引导是值得赞赏的。

创作中的灵感，有时可能来自某种刺激。灵感不同于一般由感性认识的积累逐渐上升为知性和理性认识的思维过程，而呈现为一种突发的领悟。犹如一道闪光，它一下子照亮、打通了创造主体的思路。灵感到来时创造主体常会产生一种身不由己、欲罢不能的感觉。灵感迸发后持续时间因创作者主客观条件不同而有差异。当创造主体向一定目标推进思维而使大脑皮层形成连续兴奋中心之后，由于创造性活动常会面临“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境地，长期紧张的思维活动使得相关的优势兴奋中心转入抑制状态。按照正负诱导规律，周围的细胞便会兴奋起来，隐藏着的潜意识就有可能被激发，而创造者凭借长期实践所形成的直觉能力可以本能地捕捉住其中最有希望的一个闪念。它一旦被自觉的意识把握、强化，便能给人以创造性的启示。但归根结底，灵感的产生还是原先积累的生活知识、生活体验在起作用。大量的社会素材、艺术形象、知识信息的日积月累，在创作者头脑中建立起许多间断的、暂时的联系，这些联系在创作者长期研究和思考某一类问题的过程中，挥之不去，驱而不散，时而有序，时而无序，元素元件经常变换，以至进行着一些“团块思维”。一旦在某种情景下受到想像的刺激，就可能像接通了电源，立即大放光明，这就是灵感的闪现。生活的积累和知识的积累为灵感的产生提供了前提基础，而丰富想像的展开则成为灵感产生的激发点。

鲁迅先生当年曾说：“至于所谓文章也者，不挤，便不做。挤了才有，则和什么高超的‘烟士披离纯’呀，‘创作感兴’呀之类不大有关系，也就可想而知。”[2]“以为艺术是艺术家的‘灵感’的爆发，像鼻子发痒的人，只要打出喷嚏来就浑身舒服，一了百了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现在想到，而且关心了大众。” [3]鲁迅虽然对“烟士披里纯（灵感）”有微词，但并没有否认它的存在。鲁迅先生更重视的是“挤”，即刻苦努力地写作。他的话语中并且包含着唯物辩证法，他不相信“烟士披里纯（灵感）”是神的赐予，也不是解决创作根本问题“一了百了”的“高超”手段。没有生活的启示，创作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然而今天有些音乐人居然要通过吸毒来寻找灵感，这不是创作，而是犯法了。你因吸毒把身体搞垮了，还谈什么创作的可持续发展呢？你找到的或许是所谓“灵感”，而失去的则可能是灵魂！

注：

[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18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2]《华盖集•并非闲话（三）》。

[3]《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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