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趣味与社会心理（作者：童庆炳）

艺术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是艺术接受。在艺术接受中，艺术趣味问题是一个核心问题。艺术趣味不仅关系到艺术接受的动力，而且关系到艺术接受过程的审美效应，同时还关系到艺术接受的性质。换言之，只有艺术兴趣能够引导读者、观众进入到兴味盎然的艺术活动中，只有艺术兴趣能够充分使读者、观众充分领略艺术品的魅力，只有艺术趣味的高、下能够决定艺术接受的健康的性质。本章将讨论艺术趣味的特点、功能和系统，艺术趣味与社会心理的互动关系，以及艺术趣味的优化与健康社会心理培育的关系等问题。



一 艺术趣味的特点、功能和系统



大家都知道，趣味这个词就其直接的意义来看，是指人的一种感觉。最常说的是味觉，味觉有甜、咸、酸、苦、涩、辣等，即人通过自己的味觉器官，把对象评价为有什么味，或没有什么味。这是生理味觉，人们从饮食中体验到愉快或不愉快，是一种饮食时的生理定向。后来这种生理定向，推广到非生理定向，表现为对某种生活方式、某种对象、某种事业的情不自禁的眷恋和喜爱，这是更广大的兴趣。如果这种兴趣活跃于艺术审美活动中，那么这趣味就成为了艺术趣味或审美趣味。艺术趣味在同味觉的类比中产生，它是指人在长期的艺术接受（当然也包括创作）经验中形成的审美心理定向，它常表现为对某类作品的特殊的偏爱。例如有人喜爱格律诗，有人喜爱自由诗，有人偏爱喜剧，有人偏爱悲剧，等等，这是艺术趣味的不同所致。

艺术趣味的特点可以说处在一个悖论中。

一方面，“像任何心理定向一样，审美趣味不可避免是主观的。因为趣味标准在某个人的个体的经验中形成。”主观性、随机形、不可强迫性是艺术趣味一个重要特点。拉丁谚语云：“趣味无争辩”。中国古代葛洪《抱朴子·广譬》云：“观听殊好，爱憎难同。”现代俗语也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中外这些谚语、古话、俗语都道出了艺术趣味的主观性、自由性的特征。不同艺术趣味的人偏爱不同类型的作品，就是对同一本书，个人的喜爱也可以是不同的。《世说新语》中记载一个小故事：谢安有一次问弟子：“‘毛诗’何句最佳？”谢玄回答：“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谢安就不同意，说：“讦谟定命，远猷辰告有雅人深致。”两人的趣味完全不同，所以对同一部《诗经》也各有所爱。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艺术趣味的主观性，是艺术接受的主体和客体之间处于特别亲和、融洽，接受主体不由自主地受对象的牵引，进入到一种忘我的审美的状态，而无须任何外力的强迫。鲁迅曾说：“看客的取舍，是没发强制的，他若不要看，连拖也无益。”鲁迅的话说明趣味是无法强迫的，是自由的。趣味的主观性、自由性使艺术接受活动成为一种无限长久和宽阔的活动，正如赫尔岑所说的：人类世世代代，各以自己的方式反复阅读荷马。实际上，世界上所有的伟大的作品，人们都可以凭着自己的艺术趣味永远阅读下去。那么，艺术趣味的主观性和自由性是怎样形成的呢？这个问题是不难回答的。人的艺术趣味是同人的需要密切相关的，不同的需要导致不同艺术趣味。但人的不同需要又是怎样产生的呢？产生不同需要的原因有：1，出身经历的不同；2，文化修养的不同；3，性格的不同；4、审美经验的不同；5，价值观念的不同；6，年龄的不同；等等。这些都易于理解，此不赘。总的说，艺术趣味作为人们艺术接受活动中的心理定向，是主观的、自由的，因而是无可争辩的。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就是说对“好”趣味来说，的确是无须争辩的；但艺术趣味有高级和低级之分，这就是所谓的“趣味质”的问题，对此就不能说“趣味无争辩”了，这就是说，趣味是可以争辩的，这不能不说是趣味的又一个特征。特别在今天的社会转型期，在拜金主义流行，低级的艺术趣味泛滥，视丑为美或视美为丑的现象到处皆可见，“打黄”老是打不尽的情况下，对“趣味质”这个问题的讨论，就具有勿庸质疑的现实意义。恶的艺术，悔淫悔盗的艺术，无论中外，历来就有，对创作者来说，是为了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对欣赏这些作品的读者来说，则是他们的低级艺术趣味的表现。例如，中国古代的一些时期，流行春画、色情宫体诗，以及一些毫无文化内涵的专写床上动作的艳情小说，都表现了当时部分作者和读者的低级艺术趣味。对这些低级趣味，当然要“争辩”一番，通过争辩，呼唤健康的艺术趣味。不过，在辨析这些趣味时，一定要有眼光，不可把正常的必要的描写，说成是低级趣味，正如鲁迅对一些批评家所说：“我所希望的不过愿其有一点常识，例如知道裸体画和春画的区别，接吻与性交的区别，尸体解剖与戳尸的区别，出洋留学和‘放诸四夷’的区别，笋与竹的区别，猫和老虎的区别，老虎和番菜馆的区别……”鲁迅的话提醒我们，对什么是低级趣味，也要有起码的识别能力。现代作家创作的小说，多要写到“性爱”，我们不能象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里的谢惠敏那样，翻看了《牛虻》中外国男女谈情说爱的插图，就心理紧张，失声叫起来：“真黄！”性爱在文学创作中不是不可以描写的，问题在于：第一，这种描写是不是情节发展不可少的；第二，作者是怎样写的，是审美化的描写，还是纯生物刺激性的描写；第三，读者又是怎样读的。前两条不必多说，这是作者的事，对判断读者是不是低级趣味来说，这第三点尤其重要。读者是怀着怎样的趣味、态度去阅读，是至为重要的。象《红楼梦》这样伟大的小说，其中也有性爱的描写，如果读者不去领会小说的主要意义，专注于其中个别段落的性描写，那么这趣味也是低级的。甚至有人能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的作品中也看到“黄”，那纯粹是读者的趣味太低级。这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下，读者的低级艺术趣味可能是与阅读对象无关的，不是对象引发的，而是读者本身的趣味、态度造成的。由此可见，要辨别作者和读者的“趣味质”，都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趣味无争辩；趣味又可以争辩。这个悖论可以说是艺术趣味的基本特点。饶有意思的是艺术趣味的功能，也是一个悖论。艺术趣味的功能就是它具有定向的选择性，这种选择性一方面表现为封闭的、保守的，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开放的、转移的。

首先让我们先来看艺术趣味选择功能的封闭性和保守性。作为心理定向的艺术趣味是在长期的、无数次的艺术感知和艺术体验中逐渐积淀而形成的，因此艺术趣味一旦形成，无论在选择欣赏对象的范围，还是选择欣赏的方式、欣赏的习惯等，都固定下来，呈现出某种封闭状态，这就是艺术趣味选择功能的保守性。这种保守性具体表现为趣味的偏狭性，只能欣赏自己偏爱的某一类、某一种形式的艺术品，而排斥其它类型、其它形式的艺术品。例如中西绘画刚开始交流时，由于艺术趣味的选择性已经形成定势，彼此看不惯，西方人习惯于看讲究透视、色彩、光线的画，初看中国画就难于接受，觉得单调、平面、无深度等，他们无法欣赏中国画的线条的韵律和笔墨的趣味；反过来，中国人也无法欣赏西洋画，当时，就有人说西洋画“笔法全无，虽工亦匠”，因而“不入画品”。这就是由于欣赏习惯不同而造成的趣味的偏狭性。又如，现在多数青年人喜欢流行歌曲一类的艺术形式，不态喜欢京戏等旧的艺术形式，也表现出一种选择上的偏狭，这也是由于欣赏习惯的定势造成的。艺术趣味的选择的偏狭性，还表现为对作品的思想和情感的不同理解，这一点鲁迅就说过：“《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的，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对同一部作品的思想，各人理解不同，有的已超出艺术欣赏的范围。再如对《诗经》的欣赏，孔子把自己的伦理情感强加上去，归结为“思无邪”，也是艺术趣味选择的保守性的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实际上，《诗经》的思想感情很丰富，决不是“思无邪”三个字概括得了的。这是有思想感情的单一所造成的欣赏的偏狭性。此外性格的不同也可能造成艺术趣味选择的偏狭性，刘勰说：“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者嗟讽，异我者沮弃。”意思是说，文学篇章很复杂，质朴的和华美交错在一起，人的爱好多有所偏，很难全面理解问题。性情慷慨的人遇到激昂的声调击节赞赏，有涵养的人遇到细致含蓄的篇章就高兴，喜欢浮华的人遇到绮丽的文章就动心，爱好新奇的人听到奇异的声音就竖者耳朵来听。总之，合乎自己的性格爱好的便赞叹诵读，而不合自己性格爱好的就加以抛弃。古人是这样，现代人也是如此，郁达夫说：“譬如放浪形骸之外，视世界如浮云的人，他视法国高蹈派诗人，和我国的竹林七贤，必远出于《神曲》的作者及屈原之上。性喜自然的人，他见了自然描写的作品，就不忍释手。喜欢旅行的人，他的书库里，必多游记地志。”这就是由于人的性格不同而产生的艺术趣味的选择的偏狭性。

艺术趣味选择功能的保守性、偏狭性如果发展到极端，就会使审美判断片面化。也就是说，在保守性和偏狭性的支配下，劣质的作品因其符合他的趣味，而被任意抬高，优秀的作品因其不符合他的趣味而被随意贬低，这种情况是有时甚至发生在一些大艺术家身上。例如，柴可夫斯基降Ｂ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乐稿完成之后，当时俄国著名的钢琴家、作曲家鲁宾斯坦完全不能欣赏，并斥之为“俗不可耐”，而这一作品在波士顿首场演出则使全场听众倾倒。最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对贝多芬作品的排斥，他说：“村妇们的歌曲是真正的艺术，而贝多芬的那首奏鸣曲（按：指作品101号）只是一个不成功的艺术尝试。其中没用任何明确的感情，因此它没有什么可感染人的。”列夫．托尔斯泰的看法完全是片面的。令人困惑不解的是还是这位列夫．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也不怀好感，他认为莎士比亚的戏剧“非但不是无上杰构，而且是很糟的粗滥之作”，“与艺术诗歌毫无共同之处”。鲁宾斯坦和列夫．托尔斯泰决不是缺少艺术修养和鉴赏能力，他们在审美上所出现的片面性完全是他们固执于自己的艺术趣味，从而表现出对不符合自己趣味的作家作品的强烈的排斥倾向。艺术趣味选择功能的保守性、偏狭性还可能导致对艺术创新的反对，这种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如苏轼以自己的豪放风格的词试图改变“诗庄词媚”时，便遭到了当时固守词的传统趣味的人们的围攻，连他的学生陈师道也认为其词“要非本色”。

但是，艺术趣味选择功能又具有开放性和可转移性的另一面。艺术趣味达到较高水平的人，必定是有足够的艺术修养和文化修养的人，换言之，艺术趣味是他的艺术修养和文化修养的表现。因此，艺术趣味本身含有对艺术美的高度领悟。这样，具有好的艺术趣味的人虽然在开始时，他往往只对合乎他的艺术趣味的艺术作品感兴趣，但由于他的艺术欣赏能力比较强，艺术感悟力特别出众，所以当他把自己的欣赏对象扩大一些时，就有可能对其它的作品也逐渐发生兴趣，从而使自己的趣味具有开放性和可转移性。例如一位本来只对格律诗有浓厚兴味的欣赏者，当他把欣赏的视界转移到自由诗时，由于他的艺术趣味所养成的对诗的感悟能力，他有可能通过一段时间的对自由诗的审美实践，而产生了对自由诗的审美趣味。可以这样说，艺术趣味从本质上说是对于生命的彻悟，而生命时时刻刻都在进展，彻悟也总是越来越多，因此趣味也就可能时时刻刻在创化。已故朱光潜教授曾讲过自己的体会：“培养趣味好比开疆辟土，须逐渐把本非我所有的变为我所有的。记得第一次读外国诗，所读的是《古舟子咏》，简直不明白那位老船夫因射杀海鸟而受天谴的故事有什么好处，现在回想起来，这种蒙昧真是可笑，但是在当时我实在不觉到这诗有趣味。后来明白作者在意象、音调和奇思幻想上所做的功夫，才觉得这真是一首可爱的杰作。这一点觉悟对于我便是一层进益，而我对于这首诗所觉到的趣味也就是我征服的新领土。我学西方诗是从十九世纪浪漫派诗人入手，从前只觉得这派诗有趣味，讨厌前一个时期的假古典派的作品，不了解法国象征派诗和现代英国诗，对它们逐渐感到趣味，有觉得我从前所爱好的古典派的诗有好些毛病，对于它们的爱好不免有淡薄了许多。我有回头看看假古典派的作品，逐渐明白作者的环境立场和用意，觉得他们也有不可抹煞处，对于它们的嫌恶也不免减少了许多。在这种变迁中我有征服了许多领土。对于已得的领土也必从前认识较清楚。对于中国诗我也经过了同样的变迁。最初我由爱好唐诗而看轻宋诗，后来我又由爱好魏晋诗而看轻唐诗。现在觉得各朝诗都有特点，我们不能以衡量魏晋诗的标准去衡量唐诗或宋诗。他们代表几种趣味我们不必强其同。”在这段话中，朱光潜教授很详尽地谈到了自己读诗趣味的转换和开拓的情况，象他这种体会许多人都是有的，它说明了一个读者重要的是自己的彻悟能力，只要有了这种对文学艺术的彻悟能力，那么你的艺术趣味的选择功能不但不会使你变得偏狭，而且会帮助你走向开阔。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艺术趣味的选择功能，又具有开放性、可转移性。

那么，艺术趣味的特点和功能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们认为这与艺术趣味的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艺术趣味作为心理定向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它不是由单一的感觉或情感因素构成的。艺术趣味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也不能理解为多因素的拼凑或相加，它的确是以情感定向为中心的多层次的组合，但这组合是一种“自组织”。就是说，读者、观众在反复的艺术感知、艺术体验中，调动了自身的各种因素，并在欣赏实践中自动合作协同，形成了一个具有定向选择的心理机制，这一机制的活跃，使欣赏主体对欣赏对象产生亲和的美感效应。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可以对艺术趣味的内部结构作一次抽象的分析。我们的理论假设是，艺术趣味是以情感定向为核心的包括审美感知、审美心境、审美理想、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的完整的系统：



审美感知

审美心境

审美情感

艺术趣味 欣赏对象（艺术作品）

审美理想

价值观念

社会心理

意识形态



从这个图示中，我们可以看到，艺术趣味的最表层是审美感知，如前所说，艺术趣味首先是一种对艺术品的细微的敏感，这种敏感靠审美的感官，人们往往看一眼、听一声、读一页，就知道面前的这个艺术品符合不符合自己的艺术趣味；其次是审美心境，心境是一种情绪性的东西，艺术趣味能不能被调动起来，与审美心境有密切关系，平时你可能对喜剧特别有兴趣，但如果这一天你死了母亲，而你又非常爱你的母亲，你处在极其沉痛的心境中，那么即使这一天你面对最好的喜剧，也无法调动你的艺术趣味，审美心境是艺术趣味发挥的必要条件；第三，定向性的审美情感，这是艺术趣味的核心，为什么有的人特别迷恋武侠小说，而有的人又特别迷恋言情作品，……为了自己喜爱的艺术欣赏，甚至可以废寝忘食呢？这是因为自己情感的特别投入，情感的定向的特别投入，是艺术趣味的核心和重要表征。以上三个层面，主要是艺术趣味的感性结构，它表现为相对的惰性、固执性、自主性，前面我们所论述的艺术趣味的的主观性、自由性，以及艺术趣味选择功能的封闭性、保守性、偏狭性，主要是由艺术趣味的感性结构造成的。人的一切都是社会化的。但比较而言，人的感知、心境、情感侧重于人的自由欲望，其中有些属于幽深的无意识心理，是较难控制的心理领域，所以一旦这种欲望性的心理占了上风，那种主观性、随机性、保守性、偏狭性就必然要顽强地表现出来。但是艺术趣味的结构并不止于感性的层面，还有理性的层面，这首先是审美理想，审美理想虽然是一个独立的范畴，但艺术趣味中有审美理想的因子，当然，审美理想同审美趣味一样，在审美经验的基础上产生，并概括这些经验，但审美理想比艺术趣味概括得更深刻和更广泛。一般来说，审美理想所表现的不是个别人的，而是一个阶级和阶层的，它具有更强的自觉性，也更具有理性的品质，当然这种理性是与感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不论人们自觉还是不自觉，艺术趣味中总是或多或少渗透了一定的审美理想。例如，经过革命战争洗礼的老战士和一些青年人在艺术趣味上的区别，其中就有审美理想的差异有关；价值观念似乎与趣味无关，实际上艺术趣味中暗含了价值观。一个“入世”的人，他认为人的价值就在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中，那么他对象陶渊明这样隐士的诗就不会产生趣味，反之，一个“出世”的人，他认为人的价值就在山水的游乐中，在离世的独处中，那么他对陶渊明的诗发生趣味也就很自然了。对于李白和杜甫的诗，历代都有争论，一般而言，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表现了艺术趣味的不同，而在这背后实际上可能是价值观的不同。社会意识形态似乎与艺术趣味离得更远，或者说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不然。社会意识形态也总是通过社会心理在暗中支持着这样或那样的艺术趣味，换言之，艺术趣味中也有社会意识形态的因子，而社会心理则更直接与艺术趣味相关。审美理想和价值观念本质上是伦理性的，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则是社会性的，而这种伦理性和社会性的因素的重要特征是集团性，并不断发展着，前面我们所论述的艺术趣味的的可争辩性以及其选择功能的开放性、可转移性，主要是由艺术趣味系统中的这种伦理、社会因素的集团性、发展性所造成，因为趣味的构成系统中既然有审美理想、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这种集团性的可发展的因素作为支撑物，这就必然导致它的可争辩性以及选择功能的开放性、可转移性。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艺术趣味在性质上、功能上的悖论，都是由艺术趣味自身构成系统的内在矛盾造成的。



二 艺术趣味与社会心理的互动关系



从宽泛的意义上说，社会心理是艺术趣味系统构成中一个要素，但我们也可以把社会心理理解为人们的某种艺术趣味流行的“场”来理解。讨论艺术趣味和它的流行的“场”－－社会心理－－的互动关系是更为重要的。

前面，我们已经说明了，社会心理是指在特定历史情境中自发形成的人们的社会性知觉、情绪、愿望、需要、兴趣、时尚等的总和，他具有原始性、群体性、易变性和无意识性的特征，它与文学艺术活动具有互动的作用。艺术趣味作为艺术接受活动中的的驱动力，当然也与社会心理具有互动的关系。即，一方面，社会心理及其变化影响艺术趣味及其变化，另一方面，艺术趣味及其变化又反过来强化或削弱某种社会心理。

为了讨论社会心理与艺术趣味的关系，必须明确一个概念－－群体艺术趣味。上面我们所讲的是个人的趣味，个人趣味当然也与社会心理有密切关系，但与社会心理发生更为密切关系的是群体趣味。群体趣味是指社会某一时期、某一阶级、阶层、集团公享的趣味。

首先，社会心理总是这样和那样制约着群体趣味。

不同历史时代的人们具有不同的群体趣味，因为在各个不同的时代，由于社会关系的不同，进入人的头脑里的材料也不同。所以毫不足怪，它的加工结果也就不同。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社会心理，也就具有不同的群体艺术趣味。特别在社会处于进步时期或有共同问题的时期，人们对时代的发展认同性强，人们的艺术趣味也就趋于一致。例如，在新时期刚开始的时候，要求改变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求解放思想，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等，成为人们共同的心理趋向，于是在一段时间里，所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成为大家感兴趣的作品，形成了共同的群体趣味。但时过境迁，这种沉重的艺术虽然可以在历史上占一席之地，却不再成为大家的群体趣味了。这类情况，在历史上是很多的，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当时的欧洲和我国的“五四”时期，都曾激起强烈的反响，引起大家共同的趣味，这是因为这两部作品，与当时的社会心理相吻合的缘故。又如抗日战争时期，杜甫的诗特别引起抗日者的趣味，就是因为杜诗中描写安史之乱前后那些诗，特别能引起大家的共鸣，而共鸣的原因是希望抗日早日获得胜利的社会心理。等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杜甫虽然还是杜甫，却不可能象抗日战争期间产生那种审美效应了，因为时代变了，社会心理也变了。

同一阶级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和审美理想，因此同属一个阶级的人们，由于其社会心理相同和相通，其艺术趣味也就相同或相通。车尔尼雪夫斯基就专门谈过，不同阶级对女性美的不同趣味，“健康，朝气勃勃，双颊绯红，”这是农民所认为的少女美丽的标准，而“社交美人的纤手细脚”，则是“王孙公子们”所认为的少女的美的标准，这不同的标准实际上就是不同阶级的趣味的标准。当然车尔尼雪夫斯基谈的是女性的美，不是谈艺术的美，但不容否认的是不同阶级的确也不同的趣味标准。《水浒传》是歌颂农民起义的壮举的，但封建统治阶级不喜欢，与他们的趣味不合，所以就有人腰斩《水浒》，删去原本的七十回以后的部分，即删去受招安的内容，他们觉得“强盗”受了招安，并能建功立业的事不能提倡，同时又于宋江受天书之后，伪造庐俊义一梦结束，把英雄们的壮烈功业，化为凄惨的悲剧。这就是不同阶级的社会心理不同，造成艺术趣味不同，在艺术活动的反映。又如，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充满了民主主义的思想感情，这就得到了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别林斯基的赞美：“那神通、伟大的、不可企及的莎士比亚，却领悟了地狱、人间和天堂；他是大自然的主宰，他同样地考虑善与恶，在富于灵感的透视中诊断了宇宙脉搏的跳跃。”但是流亡到法国的英国贵族则对莎士比亚极尽污蔑之能事。这也是阶级心理不同导致艺术趣味不同的缘故。

同一阶层的人，有着相同或相通的价值观和审美理想，因此同一阶层的人们的社会心理是一致的，这也要反映到艺术趣味上面。例如当前社会上明显地形成不同的阶层，例如文化精英阶层和商业新贵阶层，前者因被商业大潮而被推到社会的边沿，他们的激愤的社会心理，使他们要坚持雅文化的趣味，守住严肃文艺这一片净土。相反，后者则是当前社会的精英，他们处在社会的中心地带，他们有的是合法或不合法赚来的钱，他们的心理是赶紧消费、及时行乐，追求官能刺激，这样他们追求的是符合他们心理需求的平庸浮浅的俗文化，他们的趣味另是一样。

同一民族的人们也由于民族心理相同的缘故，而形成了相同和相似的艺术趣味。这都是明显的事实，此不赘。

概而言之，社会心理对群体趣味的作用，可以以下三点来说明：

1，社会心理具有群体性特征，个体对自己认同的群体所持的肯定倾向越是有力，那么个体对群体的遵从也越是有力。在一个被认同的群体中，人们的盲目遵从行为是很难抗拒的，人们都希望被自己认同的群体所接纳，都怕遭到群体的孤立，这样，人们就习惯于拿自己认同的群体当作镜子来照，在他看清楚群体的影象之后，他便把那镜子中的影象，挪到自己的内部来。人们对群体艺术趣味也应作如是观。例如，当前，中国一些所谓的“大款”、“款爷”，由于流行拜金主义的价值观和商业工具主义的观念，以及及时行乐的消费享受，他们的艺术趣味趋向庸俗肤浅，即所谓的“俗趣”、“畸趣”，逐渐取得所谓的“文化霸权”的地位，它不是以强迫的方式，而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在大众中蔓延开来，人们对流行音乐、卡拉OK、迪斯科、美女图等驱之若骛，似乎自己不加入这个潮流，没有这种趣味就不是现代人。

2，社会心理具有易变性的特征，一个短时间，由于一种新的事物的产生，一种时尚的变化，一种情境的转换，社会心理也就跟着转换。社会心理的易变与转换，促使群体的艺术趣味也跟着变化和转换。人们有一种追新的心理趋势，如果许多人的在某些方面变了，就可能成为一种时尚，得赶紧追上，惟恐自己落后，也要赶时髦，赶快变。艺术趣味也是如此，特别在服装艺术方面、装饰艺术方面的反应尤其快。社会心理变易性与艺术趣味的变易性成正比的关系，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重视。

3，一个社会在同一个时期，常常是几个社会集团并存，不同的社会集团有不同的社会心理，与此相应，也有几种艺术趣味并存，而且并存的集中艺术趣味产生不可避免的冲突。这种冲突实际上几种社会心理冲突的必然结果。例如在当前，文化精英阶层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他们有艺术的创造力，但他们被社会所疏离，处在边沿状态，但他们又不甘心处在这种非主流的状态，于是激愤之情常溢于言表，可没有人理睬他们，于是除了一部分分化出去之外，大部分人凭着自己的高雅趣味，守着严肃文艺这快“净土”，成为“孤旅”；不仅如此，占主流地位的大众消费文化，还时时要侵占他们的仅有的“地盘”，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冲突。这种艺术趣味的冲突归根到底是两种社会心理冲突的反映。

总的说来，社会心理对艺术趣味的作用是显著的，有什么样的社会心理，相应地就会有什么样的艺术趣味产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群体的艺术趣味对社会心理也起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可能以两种方式出现：当某一群体的艺术趣味与某一种社会心理相适应时，那么群体的艺术趣味就会强化这种社会心理，例如当前商业新贵们的享乐消费趣味越是高涨，就越是促使和强化商业新贵们的拜金主义和消费工具主义的社会心理。当某一种群体的艺术趣味与某种社会心理不相适应，而这种群体的艺术趣味又得到某种具有权威力量的支持时，那么，这种社会心理就会或多或少得到削弱。例如，假定占主流的意识形态力量全力支持文化精英们的雅致的艺术趣味，那么，商业新贵们的拜金主义和消费享乐主义就多少要收敛一些。所以，支持什么样的艺术趣味，并不是什么小事，是关系到社会心理健康化的大事。



三 艺术趣味的优化和健康社会心理的培育



健康社会心理的培育要靠多方面的努力，不是但靠艺术趣味的优化就能促成的，但是艺术趣味的优化，对社会心理的健康化的确是有关系的，不看到这种关系是不对的。应该说，艺术趣味的优化和健康社会心理的的培育这二者之间，也存在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社会心理越是健康，艺术趣味就越是优化；另一方面，社会群体的艺术趣味越是优化，也越有利于社会心理的健康化。

我们对艺术趣味的优化，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不应该有这样一种认识：只有“雅”的才是优的，“俗”的都是不优的。实际上，艺术趣味的多样化，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这一点，我们已在前面谈过了。一个大学教授喜欢读武侠小说，并不表明他的艺术趣味就低下，一个村妇喜欢读诗歌并不表明她的艺术趣味就高明。“雅”和“俗”并不是衡量艺术趣味是否优化的标准。况且，从历史的角度看，过去的“俗”文艺，今天可能已经成了“雅”文艺了。宋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宋词在当时确是“俗”文艺，词作者作了词，要通过歌妓的演唱，才能流传开来。可历史发展到今天，宋词的曲调已失传，剩下的词成了“雅”而又“雅”的作品，今天若是那位能欣赏宋词，大家就要说他趣味高雅了。可见，以“雅”还是“俗”来论艺术趣味的优劣高下，是不妥的。艺术趣味的优化，应该从欣赏主体的诸心理要素之间是否匹配的角度来理解。前面我们强调了艺术趣味的结构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所谓优化，就是艺术趣味系统诸要素处于相当水平的有力的组织结构中，使艺术趣味系统以有序的状态参与艺术欣赏活动。换言之，艺术趣味的系统所具有的欲望的、伦理的、社会的三个层次，都达到较高水平，它们之间在互补中深刻地统一，这样艺术趣味就处于优化的状态。

首先是各要素要互补，处于有序状态，欲望的、伦理的、社会的要素在互补中趋于一致，那么艺术趣味就得到优化。一个读者在阅读作品过程中，如果在不知不觉中，能感受，得到欲望上的满足，同时又合乎伦理的规范，并且有达到社会的要求，应该说他的艺术趣味是纯正的、优化的。通常我们所见到的是，在阅读中，欲望的要求超越了伦理的、社会的要求，这样他的艺术趣味系统就不能达到互补中的统一，那么这种艺术趣味离优化就还有距离。例如，当前某些人的艺术趣味，专一在寻找官能刺激，完全不顾伦理的、社会的要素，就是一种低下的艺术趣味。另一种情况是，社会的、伦理的要求超越了欲望的、感性的要求，他的艺术趣味系统也不能在互补中达到统一，那么这种艺术趣味离优化也还有较大距离。例如，汉儒对《诗经》的欣赏，完全在伦理道德上面，完全不顾艺术的感性感受，认为《诗经》是先王用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工具，把情歌《关雎》说成是咏“后妃之德”。这也是艺术趣味系统内部失调的结果。一个人的艺术趣味是不是优化，往往在具体的艺术鉴赏中流露出来，例如，闻一多谈读《庄子》：“读庄子的人，定知道那时多层次的愉快。你正惊异那思想的奇警，在那踌躇的当儿，忽然又发觉一件事，你问那精微奥妙的思想何以竟那样凑巧的，曲达圆妙的辞句来表现他，你更惊异；再定神一看，又不知那是思想那是文字了，也许什么也不是，而是经过化合的第三种东西，于是你尤其惊异。这应接不暇的惊异，便使你加倍愉快……”闻一多欣赏《庄子》的多次惊异，就是因为这里既有感受，又有认识，还有思考，他的艺术趣味系统的各个要素互补中达到有序的状态。

其次，艺术趣味的优化还要看系统中各要素在互补中所达到的深刻程度。当然，这里所说的深刻程度，与人们的文化修养和艺术修养是密切相关的。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说：“要了解但丁，我们就须把自己提到但丁的水平，从经验方面说，我们当然不是但丁，但丁也不是我们；但是在观照和判断的那一顷刻，我们的心灵和那位诗人的心灵必须一致。”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越是能在提高文化修养、艺术修养的基础上使自己的心灵深刻化，我们的艺术趣味就能够优化。我们自己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一本自己喜欢的书，读了二十遍，当我们读第二十一遍时，突然有了新的发现。这一过程恰好说明你的艺术趣味有了提高。

社会心理的健康化，能促使艺术趣味优化。那么对艺术趣味来说，什么样的社会心理是有利于艺术趣味的优化的呢？过分政治化伦理化的社会心理是不利于艺术趣味的优化的。例如在“文革”时期，一切都政治化，所谓“三忠于”、“四无限”压倒一切，对文学艺术的欣赏也必须与政治挂钩，许多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都被打成“毒草”，只让人们看样板戏，这样，人们的艺术趣味的狭隘化、肤浅化。历史上也有这种情形，当儒家的思想成为大一统的时期，社会心理就过分伦理化，相应地人们的艺术趣味就过分地与伦理道德挂钩，例如清朝的一段时间，儒家思想统治很严，社会心理过分伦理化，结果艺术趣味就偏狭化，例如清人陈沆的《诗比兴笺》，就完全用儒家的“比兴寄托”来解诗，其中就有不少牵强附会的东西，如汉乐府中的《上邪》和《有所思》都是情歌，但他解释《上邪》说：“此忠臣被谗自誓之词也。”解释《有所思》则说：“此疑藩国之臣，不遇而去，自抒忧愤之词也。隐语假托，有难言之隐焉。”欣赏者不是从具体感受入手，而是用伦理观念去套。这种情况的发生与当时的社会心理有密切的联系。当然过分欲望化的社会心理也不利于艺术趣味的优化。例如明代中后期，淫欲之风，在社会流行，“成化时，方士们如李孜、僧继晓之徒，俱以献方药至贵，嘉靖时道士陶仲文献红丸得宠，官至礼部尚书；其他如方士邵元节、王金之流，俱以献此得幸。此风散播。流传日盛，进士儒生亦步释道后尘，如盛端明辈，因献秘药大贵。因此官场中遂竭智尽力，锻炼寻求，到了晚明，此风日盛。于是士子不以谈淫词为羞，作者不以写性欲为耻。戏曲、歌谣、争鸣淫艳；丹青画笔，竞写春情。”这样一种社会心理的流行必然使艺术趣味低级化、庸俗化。健康的社会心理应是在理性制约下的多元化的社会心理，这种心理既有青年的感性，又有成人的理性，既保持童心，又具有老年的成熟，既百花齐放，又不失伦理规范……，在这样的社会心理的滋润下，就能促进人们的艺术趣味的优化。

反过来，艺术趣味的优化，也有利于社会心理的健康化。当然，社会心理的健康化，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人们的艺术趣味的优化，总能或多或少地强化健康的社会心理，和减弱不健康的社会心理。正如低级的艺术趣味可能为不健康的社会心理推波助澜一样，高雅纯正的艺术趣味可能为健康的社会心理一种推动。事实证明，当前社会心理存在着拜金主义、商业工具主义等问题，与一个时期以来，黄色的、低级的艺术品的流行，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这就说，这些黄色的、低级的艺术品，宣扬了钱能通神、及时行乐等思想感情，人们（特别是青少年）把这当作时髦，把它当一面镜子来照，并把其中的思想言谈内化为自己的思想言谈，并把它借用到生活实践中，这样一来，本来在低级趣味艺术品中的影象，就出现在现实生活中，其结果就毒化了流行的社会心理。因此，对艺术趣味的优化，关系到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我们必须重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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