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内转（作者：鲁枢元）

潘旭澜先生主编的《新中国文学词典》中，收录了“‘向内转’的讨论”这一条目，所述大体确切，只是限于词典体例，未免语焉不详。事情已过去十多年，“向内转”的讨论已经消退在历史的背景中，成为人们索引考究的对象。作为这场讨论的当事人，我也许有责任向关心这一问题的人们做出更为详细一些的交代。

一

《文艺报》1986年10月18日发表了我的《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一文，在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到了1987年夏天，以《文艺报》为主要阵地对这篇文章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讨论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到了1988年下半年，渐渐平息下来。停顿两年之后，1991年春，《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又接连发表署名文章批评“向内转”，至此这场关于新时期文学“向内转”问题的讨论延续了将近五年的时间。

一些综述文章称这是一场“旷日持久、规模可观、持论截然对立、反响相当强烈”的文坛论争。

这场争论是由江西省一位叫周崇坡的评论家发表在1987年6月20日《文艺报》上的一篇文章揭开序幕的。周文认为，从整体上看，“向内转”文学以及“向内转”的论调对于社会主义文学都是有害的，“有可能使时代的主旋律在文学中减弱甚至消失的危险”。周文以一种文艺战线前沿哨兵的口吻提醒人们要对“向内转”的文学提高革命“警惕”。

在这场讨论中，最为积极踊跃的是曾镇南同志，他前后写了数万字的文章对我的“向内转”一文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据我见到的，在“向内转”问题的讨论中曾经发表过意见的，还有洁泯、王蒙、徐俊西、童庆炳、谢冕、陆文夫、吴元迈、吴秉杰、阮竞生、曾奕禅、朱向前、江岳、董大中、杨朴、潘凯雄、贺绍俊、金健人、惠尚学、李锡龙、陈福民、李幼苏、解中平、李方平、伍林伟、王仲、王元骧、张玉能、孟繁华、谭湘、周可、杨颉诸位。

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我只是在1988年3月25日的《文论报》中发表过一篇文章，仅就论争中的思维方式问题做了一些解释性的说明。

二

坦诚地说，我在80年代中期开始作出“新时期文学向内转”这一判断时，凭靠的只是一种直觉，一种对于8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创作状况的感悟。那时，我正对文学创作心理现象发生浓厚的兴趣，已经写下了《论文学艺术家的情绪记忆》、《艺术创造中的变形》、《作家的艺术知觉与心理定势》、《审美主体与艺术创造》一系列文章，写作过程中翻阅了大量西方19世纪、20世纪著名作家的传记和创作谈，我由此发现创作主体的独立的人格、独特的个性、丰厚的感情积累、细微复杂的心理活动在文学创作活动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在此以前，我已经担任了十多年的《文学概论》的教学工作，我发现我得出的这一结论与我们教科书上讲的原则和规律很不相同，教科书中强调的是“文学”是“客观的社会生活”的“如实反映”。这时我强烈感到，所谓“客观的社会生活”如果不能化人作家的血肉之躯，如果不能化为作家的人格与情性，对于文学创作就是完全无用的。而“客观的社会生活”一旦化人作家个人的“心理结构”中之后，要想再保持“客观如实”的性质，也就决不可能了。我想，这该是古往今来，从中到西普遍适用的一个创作心理学原则。3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受苏联文学理论的影响，倾向于把文学作品看作如实反映社会生活的“镜子”，把文学家看作秉承某种思想观念的“工程师”，把文学创作过程看作运用某些形式、技巧对于生活素材的加工制作过程。文学活动被彻底理性化、程序化了。“文化大革命”中，这种“文学理论”被推上极致，所谓“三突出”、“三结合”的创作方法成了今日人们的笑柄。所以，在80年代初，当我在大学讲台上重新宣讲文革前的教科书中的那些原理和概论时，就产生了不满乃至对立的情绪。

更重要的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文学创作出现了新的转机，一批厚积薄发、形式略嫌粗糙而感情真挚充沛的小说、戏剧，一反过去的“假、大、空”，激动了亿万人的心。继而，王蒙的《夜的眼》、《春之声》等六篇新颖别致的小说，舒婷、顾城等人的“朦胧诗”，使多年来凝固僵化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动摇，我凭直觉意识到中国当代文学开始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变更。在一些重要的文学问题上，已经有可能做出一些不同的答案来。

以“主观性”、“内向性”为主要特点的现代派文学在西方也曾被当作异端，但不久便成为主流。占领了西方文坛，进而波及到整个世界文坛。中国现代文学不会无视这一转变，实际上早在本世纪20年代，当世界文学的现代化运动方兴未艾时，中国的作家们就已经开始接受这种新的文学思潮的熏染，这不但从李金发的诗歌和施蛰存的小说中可以得到验证，即使从鲁迅、郭沫若的创作中亦不难找到种种明显的迹象。我由此感到文学的“向内转”，是从19世纪末以来文学的一个世界性的走向。我同时发现，19世纪以来，心理学与文学呈现出一派相互渗透、同步前进的有趣现象。威廉·詹姆斯对“意识流”的阐释，弗洛伊德、荣格对“主体心理结构”的剖析，格式塔心理学对“创造性活动”的独特论证，皮亚杰对“认识的主观性”的证明，列昂节夫等人对“个性化涵义”的强调，使我坚信人类拥有一个复杂灵妙的“内宇宙”，文学艺术正是这个“内宇宙”中最美丽奇幻的景观，文学艺术的“向内转”，即转向文学艺术自身的存在，回归到文学艺术的本真状态。

就在这时，我读到美国文学评论家里恩·艾德尔对比论述当代文学与当代心理学发展趋势的一篇文章，其中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学的“向内转”运动，使“文学和心理学日益抹去了它们之间的疆界’，①。这段话很合乎我的心意，“向内转”这一用语开始出现在我的言谈和文章里。这里顺便说一下，“向内转”这一在中国当代文坛引起争议，从而在人们心目中留下印象的语词，并不是我的发明创造，只是我的引进与发挥，无论是功是过，都应当坦白交待的。

据现在可以查阅到的文字资料，我第一次谈到中国新时期文学“向内转”，是在1984年12月由《上海文学》编辑部、杭州市文联、浙江文艺出版社在杭州陆军疗养院联合举办的青年作家与评论家的对话会议上。会议的组织者是茹志鹃、李子云、周介人，参加的人数约二十余人，都是当时文坛上非常活跃的青年作家、评论家，如阿城、韩少功、陈建功、李陀、吴亮、南帆、李杭育、李庆西、黄子平、陈思和、季红真、郑万隆等，1985年中国文坛上的新气象表明，1984年底的这次杭州会议是富有成果的，许多作家在i985年之后转变了自己的文学观念及话语方式，展现出与这之前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

据周介人在其《文学探讨的当代意识背景》一文中记载，我当时发表的意见的主旨是：“研究人物的心理环境比研究物理环境更为紧要，当代文学正在‘向内走’”。②

“向内走”可能是对“向内转”的误记，但意思并没有什么不同。

1985年9月，我应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之邀，到北戴河文艺学方法论研讨班上讲学，同时为这个班上课的还有李希凡、胡经之、林兴宅诸位先生，主持者是陆贵山先生。我的讲题为《文学心理观》，在第一部分“新时期文学的整体动势”中侧重阐发了我的“向内转”的看法，这篇讲稿后来收人《文艺学方法论讲演集》一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1986年4月，我应邀参加在天津召开的、由鲍昌先生发起并组织的“中外文艺理论信息交流会”，会上我做了一个题为“新时期文学与心理学”的发言。这个发言主要论述了新时期文学与心理学的融会沟通，从而造成了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必然趋势，这一趋势将使我们的文学走出多年的积弊，走进一片崭新的天地。我的发言在会上引起较大的反响，不少报刊希望发表这篇讲稿。后来，我把这篇讲稿压缩成不到5000字的样子给了《文艺报》，《文艺报》刊出时，用的题目是《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讲稿的全文则收人《中外文艺理论概览》一书中，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以上便是《论新期文学的“向内转”》这篇引起诸多争议的文章“出笼”的经过。

三

下边我择要对争论中的几个问题作一些说明。

(一)“向内转”有害于社会主义文学的健康发展。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明快，其实很难辩白清楚。如果从建国后算起，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很难说一直在健康发展，不但不健康，而且有时处于很不正常的状态。比如，以往的一些很有才华很有影响的作家，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反而写不出高水准的作品来，他们的创作普遍走下坡路。如果深究下去，这除了作家们自己失误外，时代也应负有责任，时代的过错在于过分强调文学艺术对政治运动的附属性、工具性、功利性，而忽略了作家的独立人格与自由创造精神，文学艺术活动的心理内涵被遗弃了。文学艺术的这一遭遇与心理学在我国两次被取缔是同一个命运的。

文学当然可以为政治服务，为政治服务也可以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但如果把社会主义文学的全部内涵仅仅框定在“政治”活动中，文学活动的空间未免太狭窄了，如果进而非要把“写心灵”、“表现自我”统统从文学活动中剥离出去，仅仅把文学看作工具和武器，那么文学创造内在的动力、文学作品内部的活力都将被大大削弱。

当个体的人的独立的精神活动被削弱、被取缔后，“政治”往往会变成少数阴谋家得心应手的法宝，这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验证。

几十年来，当我国的文学艺术事业出现种种不正常的情况时，批评界差不多总是在敲“顺风锣”，很少有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待到新时期终于开始总结过去几十年的失误和教训时，马上就有人高喊“提高警惕”，指控别人在挖社会主义文学的墙脚，这是一种长期形成的“定势心理”，对此人们倒是应该提高警惕的。况且，判定某种文学姓“资”还是姓“社”，并不比判定某个经济实体更容易下结论。

(二)“向内转”反对现实主义，崇尚西方现代派。

今天看来，“现实主义”或西方现代派中的“表现主义”、“象征主义”、“抽象主义”、“魔幻主义”、“未来主义”等，作为文学艺术中经过实践验证而行之有效的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已经不会有什么疑义。况且“现实主义”本是19世纪中叶兴盛于欧洲法国的一种创作思潮，很难说它是东方的或无产阶级的革命产物，而那些“西方现代派”的先驱，其中并不乏反抗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斗士。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我们这里，“现实主义”成了革命的创作方法，“现代主义”成了反动的创作方法，谁如果被划在了“现代派”一边，谁也就被打人了“另册”，这几乎成了一部分人在一个时代里形成的积习。

“现实主义”的基本内涵是“客观地观察现实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精确地描写现实”③，其中所谓“客观地观察”与“精确地描写”，从现代心理学或现代阐释学的角度来说，都是可以成为问题的。在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中已经反复论证了人的认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主观性，“客体只能是客体显示于主体的那个样子，而不能是别的什么”④。在前苏联心理学家列昂节夫的个性理论中，“心理反映”被强调指出总是“主观的”，“它的特点在于，把客观的东西不断变化为主观的东西”⑤，知觉与知觉对象之间的偏差、倾斜、变形，恰恰展示了知觉主体(也是个体)的独特的内心情景，这对于文学艺术创造来说应该是至为珍贵的。其实，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问世后，在现代物理学中那种“客观观察”、“精确反映”的观念也已经受到挑战。

十多年时间过去后，回头再看一看，人们对所谓“现代派”已表现出更多的包容性。如今那些借助“魔幻”、“荒诞”、“黑色幽默”而显示出不同创作特色的小说家，如莫言、残雪、余华、格非，都在当下中国赢得了众多的读者；颇具“嬉皮士”味道的王朔，更是从小说到银幕一路绿灯，畅销无阻。更不要说在“建筑”、“服饰”、“广告”、“工业产品造型”等“实用艺术”领域，占主导优势的更是一种“现代风”。我们恐怕不能够简单地说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三)“向内转”反对深人生活。“‘向内转”’最使一些同志感到担忧的，是它将导致作家脱离现实生活。“‘向内转’既然是‘必由之路’，那么，作家还要不要深人生活、体验生活、认识生活？⑥对于这一批评，我实在感到有些委屈，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忽视过社会生活、作家的社会实践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和意义。我反对的只是“镜子式”、“工具式”的反映，强调的是客观社会生活、物质性的社会实践必须化作作家艺术家的生命存在状态，才有可能进人审美的领域，进人艺术创造的过程。客观现实生活的心理化、心灵化，是创作的“必由之路”，这显然是一个“向内转”的过程。在我看来，最“深”的“深人”便是“心人”，把整个身心投入到生活中去。我们的一些同志不愿意多讲创作主体的能动性，只喜欢多说社会生活、时代精神的决定性，归根到底也许是对作家艺术家缺乏足够的信任。

“社会”与“时代”也是会出错的。在“反右派”、“大跃进”、“共产风”、“破四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我们的文学艺术如果能够离开那“火热的生活”、“亢奋的时代”稍远一些，少唱些赞歌，多泼点冷水，也许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还会多做出点贡献。可惜我们没有这样做。原因除了社会与时代的过错外，就我们的文学艺术家而言，怕是少了些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考，缺了些精神上的自我支撑。

现在的问题可能还要复杂些。以前我们主张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资本主义的精神污染”，任务已经够艰巨。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专制化”(比如高新科技对人的天性的剥夺)、“资本主义的物质污染”(比如高消费社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已经又构成新的问题，杰出的诗人、作家，应当努力凭借自己敏感的心灵，走在社会与时代的前面。

(四)“向内转”是一种片面之见。

我后来知道，我的“向内转”一文之所以失去一部分赞同者，是因为我把“向内转”看作文学创作的“必由之路”，把“向内转”说成是新时期文学的“整体动势”，显得有些武断。现在经过一番反省，我仍然不想收回自己在十年前做出的这一判断。作为文学创作的完整过程，作家当然有“向内”也有“向外”的时候，站在文艺心理学研究的立场上，我更倾向于把创作看作一个“感物而发”、“情动于中”的过程，一个“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的内化过程。作为文学的整体动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外转”也有“内转”，即使在同一个社会的同一个时期，文坛上也会有内向型的作品与外向型的作品，这一点我在我的那篇文章中没有讲清楚。但就“新时期”文学而言，相对于建国以来的文学走向，说它开始内转，大抵不差。

(五)“向内转”的命题与概念不清。

讨论中，一位批评者指出：“任何人当他最初使用某一新概念时都必须就此做出严格的逻辑和理论界定。令人遗憾的是，鲁文好像没有明确的这种意图。这是我们与西方理论家完全不同的理论素质。”⑦对此，我不能不虚心接受，同时也希望再作一点申辩。

批评者显然是一位“西方理论素质优胜论”者，而我在这之前之后都曾表白过我不相信文艺学会成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也很难具备一套精确严密的术语和概念，像中国古人常用“风骨”、“神韵”之类，亦可自成一统。不过一旦讨论起来就相当麻烦。

说实话，直到我在《文艺报》上发表那篇文章时，也没想到要创立一个文艺学科的新概念，我只是选中了这个颇带动态形象感的“语词”来概括描述我要揭示的那些文学现象，因而文章没有对其进行严格的界定，以至有的批评文章中就把“三无小说”、“朦胧诗”等同了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

令我非常感动的是，由于许多学识广博的学者们的介人，“向内转”这一命题在讨论中终于获得了比较确切的内涵。吴秉杰先生以他严谨的理论素养从“创作风格”、“表现对象”、“艺术手法”几个方面概括了“向内转”文学的特征，同时也指出了“向内转”文学的弱点和可能出现的弊端⑧。他的文章使我受益匪浅。

事过境迁，这里，我倒希望为“向内转”做一个亡羊补牢式的界定：

“向内转”，是对中国当代“新时期”文学整体动势的一种描述，指文学创作的审美视角由外部客观世界向着创作主体内心世界的位移。具体表现为题材的心灵化、语言的情绪化、情绪的个体化、描述的意象化、结构的散文化、主题的繁复化。“向内转”是时多年来极“左”文艺路线的一次反拨，从而使文学更贴近现代人的精神生存状态，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中国当代文学的“向内转”显示出与西方19世纪以来现代派文学运动流向的一致性，为从心理学角度探讨文学艺术的奥秘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行性。

四

在已经观察到的人类生存其中的这个宇宙内，无论是从宏观的天体来看或是从微观的原子核内部来看，一切存在着的事物和现象归根结底都是“非线性”的。我批评了那种以外部客观存在为本位的直线性的创作论，把它“转”到以内部主观世界为本位的创作轨道上来，则又希望它能固定下来，作直线发展状，这是以一种绝对化纠正另一种绝对化。

所谓“内”和“外”，应当是相对的。也许还是美国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提出的那个四维的文学理论环道有些道理。“社会”、“作家”、“作品”、“读者”四维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又有着各自独立的研究领域，以任何一维作为“核心’，都可以形成一种理论、一门学问。当这一维成为“核心”时，它就是“内”，其他几维便成了“外”。比如，当“社会生活”成了文学创作的核心问题时，创作的“素材”、作品的“题材”，小说中的人物、故事、情节、主题，就成了文学的基本内涵，而“作家”不过是“工程师”，是“号角”，是“齿轮”与“螺丝钉”；“文本”中的语言和结构，只不过是外在的形式，是“文以载道”的舟车；“读者”只不过是被服务、被教育的对象。以“社会”为核心的文艺学就可称为“文艺社会学”。而当“作家”成为文学创作的核心时，创作主体的人格结构、意识活动、精神状态、心理定势就成了创作成败的决定因素，“意向”、“意象”、“情绪”、“节奏”、“氛围”、“幻象”成了文学作品中的主要内涵，“素材”或“题材”反而成了一种载体，成了外在的东西，这显然是文艺心理学占据的一个研究领域。当“文本”成为文学创作的核心时，“话语”和“结构”，以及叙述的方式、表达的模式便成了决定文学作品性质的东西，“形式”成了内容，原先被文艺社会学和文艺心理学认作内容的“客观生活”、“创作主体”反而都被文本主义者“搁置”在文学领域的疆界之外。我竭力张扬的“向内转”，在一些“文本主义批评家”看来，转来转去还一直是在“外”边转，根本没有转到文学的内部世界中来。当“读者”成为文学研究的核心时，“接受”便成了文学活动的内涵，因为不管社会生活多么真实、创作心理多么灵幻、文学作品的文本多么精巧，都只有在读者接受之后才会发生效用，阅读才是最最重要的文学创造的一环，阅读不但会影响社会，也会影响作家，作家在创作之前就有了一个读者赋予他的“期待视野”，在“接受主义”的批评家看来，“文本”也是一种外部的存在。由此看来，只要换一个驻足之处，“向内转”马上就可以变成“向外转”，而“向外转”也可以说成是“向内转”。这并不难理解，因为我们全都处在一个更大的“圆形环道”之中。

对某一问题的研究，有时是需要驻足一下的。因而，我站在文艺心理学研究的立场上，对照以往的文艺社会学乃至机械的文艺社会学，讲出“向内转”的话，也并不错。

只是我在讲这个话时只把目光集中在文艺心理学上，忽视了真正的文艺社会学拥有的价值意义，更忽略了“文本批评”与“接受美学”的存在，无形中犯了“心理学沙文主义”的错误。加上我在行文中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使用了一种情绪饱满、言词浮华的文句，更激起了一些同志的拒斥心理，所有这些，都是应当引以为训的。

“向内转”，除了在共时性的意义上会出现以不同的维度为核心的座标图象外，文学的“向内”或“向外”的运动，也许还具有历时性的运行轨迹。文学艺术的“向内(主观精神)”、“向外（客观写实）”的转动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总是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重大变革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说，“向内转”不只具备学科含义，还应具有历史含义。我在那篇文章中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却没有说清楚。

五

从近年来出版的几部当代文学史著看，对“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讨论，乃至对“向内转”作为一个术语对新时期文学运动的概括，基本上都是持肯定态度的。

陆贵山、王先霈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艺思潮概论》中说：“这场关于‘向内转’的讨论，对文艺向自身内部规律的转靠，对深入剖视文艺的主观因素的构成及其摆正文艺在由审美主客体建构起来的审美关系中的本体位置，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华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文学通史》第十卷也认为：“‘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讨论影响颇大，这些讨论对于繁荣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鲁原、刘敏言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纲》中指出：《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一文“着力论述了新时期文学注重文学创作的主体作用、自觉表现人的内心世界、白由开拓‘内宇宙’的深邃领域的重要发展趋势。”

赵俊贤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综史》第4卷、第3章中的评价更高：“新时期‘向内转’倾向是残缺的、异化的文学向全面的、本真意义上的文学的回归。从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出发，这一回归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被‘向内转’所概括的那些文学创作显然代表着新时期文学的业绩，应予以充分肯定。”

直到最近，国内一些学者在回顾改革开放20年以来的文艺思潮时，仍时有谈到“向内转”的。如陶东风教授，便把“向内转”看作是对于80年代中国美学文艺学三个主导话语之一的“集中概括”，他在文章中写到：“第二个主导话语是对于审美与艺术活动场域，以及美学文艺学学科自主性与独立性的强烈诉求，对于文学与审美活动的超功利性的强调，对于工具论美学与文艺学的激烈批判。文学研究中的所谓‘向内转’是这一理论话语的集中概括。”⑨

回首往事，“向内转”作为对中国新时期文学流向的一种形象描述，有着它现实的、理论的以及历史的内涵，围绕这一用语曾经产生过严重的歧义和激烈的争论，因而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留下了某些印痕。对我本人来说，它是意外的，曾意外地给我带来过惊恐与亢奋、困顿与快慰。现在的文学似乎更加混沌一片，远不如80年代的文学有迹可循。用一种“向内转”的说法，无论如何，我毕竟感受了、体验了，因而我是幸运的。



注：

① 见《比较文学论集》第76页。

② 周介人：《新尺度》第190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③ 《简明社会科学词典》第58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

④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第96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⑤ 列昂节夫：《活动·意识·个性》第3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⑥ 林焕平：《略论“向内转”文学》，《文艺报》1987年12月26日。

⑦ 杨颉：《关于“向内转”的命题与概念》，《文艺报》1987年9月12日。

⑧ 吴秉杰：《面对发展了的审美形态》，《文艺报》1987年10月17日。

⑨ 陶东风：《80年代中国美学文艺学主流话语反思》，见(文论报》1998年6月4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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