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书法研究的新视野

放在我面前的这本新书——《两汉书法艺术研究》，最近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作者郑培亮是我多年的好友，原来在大学里教书法，一干就是六年。后来考研，跟随著名学者、书法家、山东大学教授蒋维崧先生学习文字与书法，还没毕业便早早就业了。现在一面做着《中国书法》杂志的执行编辑，一面兼着聊城大学的书法系主任，采访、编辑、教学、创作，忙得不亦乐乎。


严格说来，这本书既不是书法史，也不是论文集，而是作者多年从事书法教学的一部分讲义。全书共分六章，分别就两汉时期的简牍帛书、石刻与金文陶文书法分类详述，又在此基础上就隶书的笔法源流、汉代的文化生态以及汉以后隶书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作者“不敢故作高深，只求通俗易懂，系统条理”，但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一种浓厚的思辨色彩，不乏真知灼见。


两汉时期的墨迹遗存主要包括简牍帛书与零星的题记。在简牍帛书未被发现以前，人们研究汉代书法主要依据金石碑版，认识模糊，感受不真，歧义纷纭，屡见不鲜。“简牍帛书的发现，不仅为史学、文字学诸研究领域拓一新境，而且为当今的书法创作提供了创变的契机。遗憾的是，人们对魏晋以后的片书残纸推崇备至，对成千上万形象生动、风格各异的简牍书法却不够重视。”现在学习、研究汉代隶书，主要的对象还是刻石，墨迹的利用仍嫌薄弱。至于对汉代简牍的形制、缮写，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文字演进、笔法变化，书家似乎也少有关心，“许多人只顾求其放纵与夸饰，得其表象，难解古人何以如此。”


刻石一类，宋人已经开始搜集整理。清代兴“碑学”，汉刻石是主要的研究与临习对象之一。刻石种类颇多，主要包括摩崖、碑碣、石经、石阙、画像石题记、墓记等等，尤以碑刻为大宗。各类称谓，古今不一，作者分而述之，考其源流，析其流变，以便探讨不同类型刻石书法在风格上的细微差别及形成原因。


汉代的金文与陶文以篆隶为主，配合器物的形制，追求装饰意趣。过去有人将这一类型连同简牍帛书一并称为民间书法，作者对此不能认同。“汉代书法多出于实用之需，文人尚未分化。以书写者出身的尊卑、地位的高低、文化素养的全面与欠缺、书写风格的优雅与丑拙来人为地划分经典书法与民间书法，标准既不统一，也缺乏切实可行的衡量尺度。”


该书第四章着重探讨了汉隶的技法。对汉隶技法进行总结整理主要是在清代。清代“碑学”兴盛一时，但矫枉过正，弊端显而易见。清代许多理论家如“阮元、包世臣与康有为，鼓吹碑刻，既没有见过汉隶的真实面目，又缺少书写实践，他们的理论真伪难辨，不尽可信。”现代人写汉隶，在技法上主要还是按照清人的主张去做，甚至用清人的理解套解汉人的书法，作者认为这样做，背道而驰，不合时宜。“实事求是，溯本求源，将碑刻与墨迹相结合，在现代发达的物质和技术条件下，不应是太难的事情。”


有关隶书艺术的审美研究，近年来已有不少论述。书法不能等同于建筑、雕刻与绘画，其抽象的艺术特征决定了就书论书无法抽绎其美的规律特征。这里作者从汉代士人心态、社会伦理道德、思想观念诸领域入手，将隶书与文字、雕塑、绘画、建筑等艺术形式作以横向的连结与比较，努力探寻汉隶艺术审美的嬗变及其轨迹。


汉以后隶书渐成颓势。唐、清二代都是隶书复兴的时期。唐隶徒具汉隶之外表，表现的还是唐人的情势，清隶虽以汉隶为宗，也与汉隶具有质的不同。“在清代特殊的政治、文化与学术环境中，清人的隶书不可能像汉隶那样飞扬开张、纵横捭阖，走向厚重古拙是其必然的选择。”对清隶的艺术成就，理论界向来推崇备至。作者以为，“清人作隶，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得失参半。”限于篇幅，作者对汉以后的隶书作品以及擅隶的书家只能简略评述，略陈己见，备作一章，附于书后，但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清以来“碑学”运动的“成就”是持怀疑态度的。


该书的写作得到了蒋维崧先生的具体指导。因为在山大就读研究生的缘故，作者有机会常常聆听前辈的教诲。“而且从先生那里，我开始真切地意识到艺术传统的不可抗拒，意识到自己在继承的道路上所存在的难以弥合的差距和缺陷。这既让我感到畏惧，又使我从此不肯随波逐流。”这尽管是作者的自谦，但从中也可理解、体味到郑培亮养成善于思索的习惯以及形成独持己见这一文风的缘由。(引文均出自郑培亮著《两汉书法艺术研究—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