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刘益谦，还是苏富比拍卖行，抑或是上海博物馆，对于《功甫帖》的争议，已经从一场学术争论，演变成为受到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事件。而从艺术品市场的角度来说，《功甫帖》引发的争议在于：书画鉴定究竟应该听谁的？
曾经“毫无争议”
《功甫帖》是苏轼写给其亲密朋友郭功甫的告别信，至2013年，已流传了900余年。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作品结构紧密、一气呵成，用笔沉着、粗犷有力，充分展现了苏轼的人文主义情怀。历代藏家对其评价甚高，见著于安岐《墨缘汇观》、翁方纲《复初斋文集》、李佐贤《书画鉴影》、张珩《张葱玉日记·书稿》及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等著作。李佐贤在《书画鉴影》中记载，这幅作品被录在苏轼、米芾的四幅手札合册中。四件作品中，“苏书尚完好，第二幅犹佳。”指的就是《功甫帖》。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则称其“虽有九字，极为神采” 。 或许是因为有这么多权威的著录，才使得收藏界的“大鳄”刘益谦于2013年9月在纽约苏富比斥资822.9万美元(约5037万元人民币)购回《功甫帖》，并依托上海自贸区的税收优惠，将其带入自贸区进行保管，并准备在今年龙美术馆浦西馆开幕的时候展出。然而就在2013年即将过去的时候，市场传出了消息，称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专家宣称苏轼书法《功甫帖》系“伪本”。2014年1月1日，由单国霖、钟银兰、凌利中三位研究馆员署名的两篇长达14000余字的研究文章正式在专业媒体《中国文物报·收藏鉴赏周刊》刊出。报告详解了为何价值5000万的藏品系伪作。引得市场不得不暂时停止总结2013年秋拍并预测2014年春拍，将注意力转移到《功甫帖》的真假上。其实，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功甫帖》的真假之争肯定不会是“真还是假”那么简单，对于它的争议，肯定将对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书画鉴定产生影响。
上海博物馆的三位研究人员经过鉴定与考证，认为这件《功甫帖》是“双钩廓填”的伪本。钟银兰、凌利中所写的《“从法帖中双钩”——析墨迹钩摹的性质》和单国霖的《形体极相似气韵却不畅——苏富比拍品辨析》，都对这件曾经被众多权威书籍著录的《功甫帖》提出了质疑。“双钩廓填”又称“双钩填墨”，在唐宋时主要用于保护原迹，临摹学习。此法易于传播流行，到了刻帖成风的晚清，遂成了坊间作伪、制造书法赝品、欺世牟利的主要手段之一。
鉴定常有分歧
抛开《功甫帖》的真假争议，其实在古代书画鉴定领域，即使顶级鉴定家之间也会出现明显的分歧。这主要是因为古代书画作伪的手法，除了常见的依照名家某些突出的手笔特点直接仿造外，还有很多改款、拼接、代笔的情况，增加了书画鉴定的难度。
古代书画之所以能够成为艺术品市场上的“不倒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其资源的稀缺性。经过历朝历代的改制，以及战火的“蹂躏”，能够幸存的真迹已经是“凤毛麟角”。更为重要的是，针对古代书画的造假，早已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古代，造假者就比比皆是，且技艺高超。在这些造假者中，有些并不具有功利性目的，纯粹是为了向名家致敬；有的则是为了追逐利益而不惜代价地挖空心思，进行花样翻新的书画伪造和改造，并最终形成了极具规模的造假手工作坊，欺世盗名，牟取暴利。
“一字二画三印章”，这是鉴定一张画的次序。一张书画往往有许多印章，有画家自己的印，有收藏者加的收藏印，有鉴赏家加的鉴赏印等。通过印章，可以考察一位书画家的别号、字号、生年、行第、乡里籍贯、仕途经历、癖好志趣，还能了解这件书画作品的流传经过，印章为书画鉴定提供了重要的辅证。鉴定者这样进行鉴定，造假者也会按照这个思路进行造假。
即使在权威收藏中，也有不少具有争议的古代书画作品。如明代詹僖伪造元代吴镇的《墨竹图》，即属伪造水平比较高的。再如清宫所藏吴镇款《携琴访友图》卷，画法全没有吴镇的风格气息，却写上“吴镇款”，可见造假者完全没见过吴的画作。还有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宋徽宗《听琴图》，由于有徽宗题名与画押，此作一度被认为是赵佶所画，后经学者考证，实为宣和画院画家描绘徽宗赵佶宫中行乐的作品，而图中抚琴者，正是赵佶本人。历代有名的书画家，如文徵明、董其昌等，因出于应酬，也会请人代作书画作品，而亲自题写名款，这样的代笔者本身书画水平较高，后世很难一一辨识真伪。
一些近现代的名家也曾有过“不光彩”的经历。像张石园仿王石谷，江寒汀仿任伯年、虚谷，吴待秋仿王原祁等，都可乱真。而最为市场所了解的还是张大千造假石涛的作品，骗过了众多著名收藏家的眼睛。
许多人都觉得，只要有清晰的著录以及名家源流就可以将一幅书画说清楚。但是在早期的著录书籍中，只有题跋以及印章的信息，这既可以作为鉴定者的鉴定凭证，也可以作为造假者的造假依据。特别是明代绘画，在晚晴以及民国时期，仿造是非常严重的。明清时期的“苏州片”、北京“后门造”与扬州“皮匠刀”代表了书画造假的最高水平。而民国时期的高仿书画，很多都是采用了分工合作的方式，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由多人联合完成。与历代赝品相比，这些出自“名家之手”的东西，不论是画面构图、笔墨工夫还是装裱水平都与原作十分近似。贩卖这些高仿书画的人，很多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有的甚至是当时书画鉴定的权威，并著录于他们的著作之中，这就无疑使得后世在鉴别上更加困难。如建国前，刘伯年臆造了一张《梨花鳜鱼图》，托名是宋代画家李延之的作品，声称这件作品生动、自然，没有亦步亦趋摹仿古人所产生的生硬、局促之感。它先被人悄悄地弄到了北京，后由画商陆鲤庭卖给了一家著名的博物馆，这家博物馆把它作为精品收入《画苑掇英》。刘伯年看到画册后感觉事态严重，就主动给有关部门写信，说明他造这张假画的情况，真相这才大白于天下。
“信物”还应“信人”
假画，是千年来书画收藏和买卖的寄生物，只要有市场存在，这些作假、卖假的现象就不会彻底消失。所以，一个收藏家不仅要了解相关书画鉴定知识、遵循市场规律，还得知晓各种骗子忽悠人的把戏，以及鉴定家的一些“潜规则”。
对于许多鉴定家来说，有些作品一看就是假的。说实话吧，太伤人；但是又不能说假话，所以只能“打哈哈”，不置可否。特别是在一些题跋文字中，更是常常含糊其辞，既不说真，也不直接说假，说一点诸如“神似”、“气韵达到”这样的词语，让藏家往往无所适从。
从民国时期的情况来看，藏家往往对于赝品泰然处之，最为市场津津乐道的就是张大千仿造石涛的赝品骗过了罗振玉、张学良等名家的故事。这些名家不仅没有和张大千打官司，反而和他成为了好朋友，张学良还主动请张大千吃过饭。因为在这些藏家看来，“打眼”是由于自己的经验不足，与这些欺骗自己的造假者交朋友，实际上是大大提升了自己的鉴别能力。
当然，现在造假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达，许多人开始利用木板水印、数码微喷等手段进行造假，这就需要藏家在日常的收藏投资中多个心眼，特别是面对看上去“无可挑剔”的精品，但同时价格又便宜地看不懂的古代书画，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冲动，而把钱扔到了水里。
对于藏家来说，研究一件古代书画，应该从书画作者各个时期的书画风格、笔墨特征、印章特色、纸绢年份等特征入手，经综合分析后最终得出真伪鉴定意见。当然，用科学测试法也可以准确测出纸、绢的年份，甚至可以对墨的年代进行测试，这对于一些年份差别较大的书画作品应该具有一定的作用。就拿此次的《功甫帖》来说，上海博物馆的书画专家认为是晚清的作品，而拍卖行则认为是苏轼的真迹。从宋代到晚清差了几百年，这用技术手段完全可以分辨出来。当然，也不排除有人使用了宋代的材质和笔墨进行了造假。当书画收藏鉴定自己无法做到“信物”，只能“信人”时，“信人”比“信物”就更重要了。
